吴   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常纪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总体组成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指引了我国从生态保护到生态保护与价值转化双赢的转型之路。在稳妥实施“双碳”战略、全面建设生态文明、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已成为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纵观实践，从东海之滨到长白山区，从武夷山脉到黄土高原，各地立足生态本底和资源禀赋，在制度创新、技术赋能、产业融合、体制改革上不断探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实践中，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仍面临着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难等难题及一些模式难以复制、模式难以持续等问题，亟需通过系统性研究，分地理区域、分发展阶段、分资源类型构建科学方法论体系来解码区域转化路径，探索破题举措，健全“绿水青山”向“金 山银山”转化及“金山银山”反哺“绿水青山”的机制和方法，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一、构建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方法论体系

生态产品这一概念及相关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在新时代不断继承和创新的结果。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破解“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核心命题，其实质是通过制度创新、技术赋能、产业融合、地理优化、体制改革将生态系统提供的物质产品、调节服务和文化功能转化为可预期、可量化、可交易、可增值的经济价值。为了全面、深入促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需要构建有效的方法论体系，这既需要解决经济学理论中的外部性内部化难题，也依赖于生态学、地理学、 管理学和数字技术的交叉融合。

（一）明晰产权：破解“公地悲剧”的逻辑起点

生态产品的公共属性导致其产权界定模糊，进而引发“搭便车”现象与保护激励不足。制度设计需通过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制度，明确生态资源的地理和权属边界，将稀缺的生态要素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可收益的资产。生态产权交易机制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所有权，而是针对需要设置相对独立的生态产品承包权、经营权、抵押权、收益权，构建新型的现代生态产权体系，为市场化抵押、交易、融资奠定基础。

（二）市场化定价：外部性内部化的核心机制

生态产品的价值在传统市场中常常被忽视或低估，需借助生态补偿等政府和市场调节的机制来实现成本共担与收益共享。基于“环境服务付费”理论，通过建立区域间双向调节机制，可将生态保护的外部收益内部化为经济转移，为跨区域公共产品定价提供理论依据。同时，绿色金融工具进一步放大市场机制效能，将生态产品的远期价值转化为即期资本，打破了传统财政依赖模式。

（三）政策完善：促进转化机制持续运行的必要条件

制度设计通过考核机制重构或者优化，引导地方政府转向生态优先的发展逻辑，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等指标纳入政绩考核，倒逼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在法律保障层面，通过明确生态产品的法律定义、核算标准与交易规则，构建 “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 的长效机制。

（四）生态价值核算：从定性描述到定量评估

传统 GDP 核算忽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GEP 核算技术整合生态学、经济学方法，将生态产品分类建立标准化核算体系。借助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工具量化价值，并结合遥感数据动态监测生态系统变化，解决生态产品“度量难”问题，为生态补偿与产业布局提供科学依据。

（五）数字化监测：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网络

精准监测是价值实现的技术底座。通过融合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检、传感器网络的“天空地”监测体系，可实现生态系统的宏观格局监测与微观问题追踪。同时，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提升数据可信度，解决生态产品“优质不优价”的市场困境。

（六）产业融合技术：激活生态产品的多维价值

在数字经济时代，物联网、AI、3D 建模、AR 等前沿技术正深刻重塑生态产品的价值逻辑，生态产品的自然属性、文化内涵与功能价值被深度解构并创新重构，催生全新的消费场景与商业模式、这一转型不仅提升了生态产品的市场溢价能力，更构建了“技术+生态+服务”的复合价值体系，推动绿色经济向智能化、个性化、可持续化方向发展。

二、全国典型区域和流域丰富多彩的转化路径

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全国实践中，不同区域基于资源禀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但这些模式也呈现一些共同的规律。

（一）制度创新：夯实市场化机制的“四梁八柱”

流域补偿机制的跨省域突破。贵州赤水河的实践展现了流域产业共生的独特路径：云贵川三省建立“水质+水量”双向考核机制，按 1:5:4 比例出资设立生态补偿基金，形成“统一 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执法、统一治理”的五省协作模式。茅台集团等企业投资 56 亿元实施赤水河生态修复工程，同步打造“生态酿酒 + 工业旅游”产业链，实现白酒产业与生态保护的深度融合。这种跨省协同模式在全国复制，广东与江 西的东江流域、京津冀的潮河流域相继建立类似机制，形成“上游下游共饮一江水，保护发展同下一盘棋”的格局。资源产权制度的精细化改革。福建南平作为全国林业改革试验区，在林权制度创新上走在前列。通过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体系，将 1200 万亩集体林地转化为可抵押、可交易的资产，累计发放林权抵押贷款 320 亿元，培育出“森林赎买”“竹林碳汇”等创新模式。北京密云区以密云水库为核心，开展水资源确权登记，建立“水量水质双考核机制”， 将 158 平方公里水源保护区的生态价值纳入区域发展核算，引导企业主动参与水源保护，实现了从“政府买单”到“市场定价” 的转变。贵州在赤水河流域推行“河长制 + 警长制”，将水资源、森林资源纳入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范畴，通过精细化产权管理明确生态要素的权责边界，为流域生态产品的市场化交易奠定基础。这些实践印证了产权明晰是市场化交易的前提，正如自然资源部相关数据显示，全国截至 2024 年 4 月，全国已完成近百个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为生态产品“入市”奠定了制度基础。绿色金融工具的多元化创新。浙江安吉发行的全国首单“水土保持收益权资产支持证券”，开创了生态治理与资本市场对接的先河。该产品以县域水土保持项目未来收益为底层资产，募集资金 1.2 亿元用于河道整治，带动社会投资超5亿元。广东深圳设立全国首个“碳中和债券”，募集资金专项用于红树林保护、光伏电站建设等项目，利率较普通债券低 1.5 个百分点，吸引金融机构踊跃认购。

（二）技术赋能：搭建数字化核算的智慧平台

GEP核算的标准化探索。浙江丽水作为“两山”理论发源地，率先构建起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体系，将森林、 河流、空气等生态要素转化为可量化的经济价值。2023探索开展项目级 GEP 核算研究，创新应用于非法采砂生态损害赔偿领域。市、县两级“1+9”两山合作社正式挂牌成立，并实现实体化运营，正式上线浙江（丽水）生态产品交易平台，累计开展交易 240 笔，交易额 36.81 亿元。推动绿色认证工作，培育绿色产品（服务）认证企业 43 家、发放证书 55 张。这一经验迅速在全国推广，国家发展改革委选取北京、江苏、湖北等 13 个省份开展 GEP 核算试点，北京密云将 GEP 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倒逼乡镇政府从“GDP 崇拜”转向“生态优先”；江苏宜兴建立 GEP 与 GDP 双核算机制，引导企业投资生态修复项目可抵扣税收，实现“环境好”与“经济好”的正向关联。 区块链溯源的全链条应用。福建南平“武夷山水”品牌的成功，彰显了技术赋能的魔力。通过区块链技术为每一片茶叶、每一根竹制品赋予“数字身份证”，消费者扫码即可追溯从种植到加工的全流程，产品溢价率提升 30% 以上，带动 12 万茶农 人均增收 1.2 万元。云南普洱茶产区引入类似技术，建立“区块链 + 物联网”监控体系，实现古树茶产地、产量、流向的精准监管，遏制了市场上的假冒乱象，品牌价值从 2018 年的 600 亿元跃升至 2023 年的 1200 亿元。 空天地一体化的监测网络。安徽新安江流域的“智慧治水”模式堪称典范：整合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检、水质传感器等技术，建立覆盖 1100 平方公里的监测网络，水质监测精度达 98%， 实时预警污染事件效率提升 70%。山东黄河三角洲搭建“天空地海”四位一体监测平台，对湿地生态系统进行动态评估，为生态补偿提供科学依据；湖北丹江口水库建立数字孪生系统，通过模拟水质变化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影响，精准调配生态保护资源，确保“一库清水永续北送”。

（三）产业融合：培育绿色经济的增长极

生态农业的全产业链升级。吉林长白山的林下经济堪称“点绿成金”的典范：依托 700 万公顷天然林地，发展林菌、林药、林禽等立体种养，培育出“长白山人参”“延边蜂蜜”等地理标志产品，年产值突破 500 亿元，带动 30 万林农脱贫致富。云南哀牢山区通过“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将褚橙、沃柑等特色水果种植与生态保护结合，建立有机种植标准，产品打入北上广深高端市场，亩均收益超 2 万元，是传统种植的 3 倍。 生态旅游的沉浸式体验创新。浙江安吉余村的转型之路早已家喻户晓：从“石头经济”到“生态经济”，通过打造“竹海观光 + 民宿体验 + 文创开发”的产业链，旅游收入占比超 90%，2023 年接待游客 32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 5.8 亿元。 这种模式在全国开花结果：四川都江堰依托青城山—都江堰世界文化遗产，开发“问道青城”“灌县古城”等文旅产品，带动周边 2000 余家民宿集群发展，年旅游收入突破 200 亿元。生态工业的绿色化转型实践。广东佛山的陶瓷产业转型颇具代表性：曾经高污染的陶瓷企业，通过引入清洁能源、循环生产技术，建成全国首个“零碳陶瓷园区”，单位产品能耗下降 35%，废水循环利用率达 95%，产品附加值提升 50% 以上。 江苏苏州工业园打造“绿色制造示范园区”，推行“碳足迹核算 + 绿色供应链管理”，吸引苹果、三星等跨国企业设立绿色工厂。

三、各地破解共性难题的措施和方法

尽管各地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些成效，有的成效甚至非常显著，但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仍面临“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难”等共性难题，遇到一些模式难以复制、一些模式难以持续等问题，全国范围内的持续创新、持续升级仍需不断跟踪和示范推广。

（一）价值核算：从地方试点到国家标准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作为衡量生态产品价值的重要指标，当前仍处于试点阶段，各方面的观点不统一，在实践中面临核算标准不统一、核算结果难以运用等困境。由于缺乏统一规范，不同地区在核算对象界定、核算方法选择以及核算流程设计上存在显著差异。比如，部分地区仅将森林资源、水资源等直观生态要素纳入核算，而忽视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调节等隐性生态服务价值；核算方法上，有的采用市场价值法，有的采用替代成本法，缺乏科学的对比与统一，导致核算结果难以横向比较，无法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准确、可比的依据，严重制约了生态产品价值的科学量化与有效评估。针对 GEP 核算标准不统一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研究出台《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 ( 试 行 )》，明确核算对象、方法、流程。北京密云将水源涵养、空 气净化等 12 项生态服务纳入核算，建立“政府主导 + 第三方评估 + 市场认可”的定价机制；浙江丽水开发全国首个 GEP 核算软件，实现市、县、乡三级核算全覆盖，为国家标准制定提供实践经验。就应用而言，因为核算标准不统一，GEP 只是在一 些地方试点，难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考核运用。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认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核算可能仅是转型期不得已的一个举措，目的是提醒各方面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注意生态环境保护，一旦过了转型期，国家进入发达阶段，各方面都重视生态保护后，这一核算就缺乏必要性。

（二）金融创新：从政策扶持到市场驱动

生态资源具有价值属性，但因其价值评估难度大、风险高、权属界定复杂等特点，面临抵押难的困境。一方面，生态资源的价值受自然条件、市场波动等多种因素影响，难以准确评估，金融机构对其抵押价值认可度低；另一方面，生态资源的权属存在界定不清、流转不畅等问题，增加了金融机构的抵押风险。此外，传统金融产品与生态资源的适配性不足，缺乏针对生态资源特性的金融服务和风险分担机制，导致生态资源难以作为有效抵押物获取融资，阻碍了生态资源向金融资本的转化。江苏宜兴推出“竹林碳汇贷”，以竹林未来 30 年碳汇收益为抵押支持竹产业升级。此外，根据有关报道，湖北咸宁开展“香榧林权抵押贷款”，引入担保和保险提升抵押率；深圳、上海等交易所推出“生态产品抵押融资”业务，拓宽资本与生态资源对接渠道。

（三）从区域分割到全国联网

我国生态产品交易市场存在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各地交易平台分散、标准不一、信息不畅，导致生态产品交易局限于本地， 难以实现跨区域流动和优化配置。不同地区的生态产品交易规则、监管制度、服务体系存在差异，缺乏统一的交易标准和信息共享机制，使得生态产品在跨区域交易时面临诸多障碍，如交易 成本高、信任度低、匹配效率差等，无法充分发挥生态资源的市场价值，制约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广度和深度。针对交易市场区域性强的问题，国家正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生态产品交易平台。安徽黄山生态产品交易所实现 12 类生态产品交易；浙江丽水“两山银行”整合生态资源形成资产包交易；全国生态产品交易信息系统上线，推动全国统一市场建设。

（四）利益分配：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参与

生态产品的变现主要依赖政府补偿、传统资源开发等有限渠道，缺乏多元化的市场参与和利益共享机制。政府补偿标准相对固定，难以充分反映生态产品的真实价值；传统资源开发模式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不利于生态保护。同时，市场主体参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积极性不高，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利益分配模式，导致生态产品的潜在价值无法充分挖掘，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难以实现有机统一。针对变现渠道单一问题，各地探索建立多元主体共享机制。吉林东辽县开展水土保持交易，形成“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机制；广东肇庆推行“生态公益林补偿 + 碳汇交易”，增加林农收入，提升生态保护积极性。 

四、构建全国统一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工作体系的建议

站在新的发展阶段，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需要从地方探索迈向全国统筹，构建“制度统一、技术共享、市场联通、利益共融”的现代化工作体系。

（一）顶层设计：完善法律法规与标准体系

建议归纳总结现有做法，尽快出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法》或者《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法》，明确生态产品定义、 产权归属、交易规则，为市场化运作提供法律保障。国家层面应统一有关生态产品核算标准，建立涵盖陆地、海洋、湿地等生态系统的核算体系，将生态价值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完善干部考核“绿色 GDP”制度。

（二）技术支撑：打造智慧化监测与交易平台

依托数字中国建设，整合卫星遥感、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建设全国生态产品“一张图”监测平台，实时掌握森林、河流、 湿地等生态资产的动态变化。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升级全国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探索水权、林权、海洋碳汇等多元化交易品种，打造集信息发布、价值评估、交易结算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交易平台，实现生态产品“云端交易、全国流通”。

（三）产业升级：培育生态经济的世界级集群

在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布局一批生态产品深加工基地，培育“中国森林食品”“中华地理标志”等高端品牌。借鉴瑞士阿尔卑斯山、日本富士山的发展经验，打造一批世界级生态旅游目的地，开发康养度假、自然教育、生态研学等高端产品，提升生态服务的附加值。推动生态与数字经济、生物科技、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融合，培育“生态 + AI”“生态 + 基因技术”等新业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区域协同：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合作机制

深化新安江、东江等流域的跨省补偿机制建设经验，探索“生 态飞地”“产业协作园”等模式，让上游地区的生态保护成果在下游地区实现价值变现。建立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生态富集地区的对口协作机制，通过“生态采购”“碳汇认购”等方式，形成“东部企业 + 西部资源”“东部市场 + 西部产品”的协作格局。在国际碳交易的架构下，推动“一带一路”生态产品国际交易，将我国的竹制品、中药材、光伏设备等与沿线国家的生态资源对接，构建跨境生态产业链，在全球生态治理中贡献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