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2024年“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在湖北武汉召开。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出席会议、致辞并作主题发言。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主持会议。南非森林、渔业与环境部部长乔治，巴西环境和气候变化部副部长托尼出席会议，印度环境、森林和气候变化部联合秘书尼莱什线上出席会议。黄润秋表示，“基础四国”是应对气候危机、推动气候治理多边进程和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是推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落实的中流砥柱，为凝聚各方共识、深化务实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黄润秋强调，气候变化已经演变为现实而紧迫的危机，给全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唯有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团结合作，才能有效应对。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中方将继续采取积极的气候政策和行动，持续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更大贡献。中方高度重视“基础四国”机制，愿与印度、巴西、南非一道，加强团结和协调，深化对话与合作，继续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地球家园。黄润秋指出，《公约》和《巴黎协定》的目标、原则及制度安排是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最大确定性，应继续坚持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与各自能力原则，开展务实行动，稳住气候治理多边进程，在减缓、适应、资金等领域取得积极平衡成果。印、巴、南三方均积极呼应中方发言，表示支持“基础四国”机制在多边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维护发展中国家整体团结。会上，“基础四国”围绕环境与气候合作及《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等重点议题进行深入谈论，共同协商应对气候危机、推动气候治理多边进程的解决方案。会议原则通过《“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会后，黄润秋还与乔治举行了双边会谈，就中南气候变化领域合作进行交流。

7月21日，2024年中国碳市场大会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蒙徽，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出席大会并致辞。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忠林主持开幕式。黄润秋指出，我国持续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取得显著成效。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顺利完成两个履约周期建设运行，有效推动企业碳减排责任落实与行业技术进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我们将认真贯彻全会精神，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稳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逐步推行配额有偿分配，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方愿与各国继续携手，加强交流合作，深化互学互鉴，共同推动全球碳市场繁荣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力量。王蒙徽代表湖北省委、省政府向出席大会的各位来宾表示欢迎。他指出，建设全国碳市场是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重大改革举措。近年来，湖北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推进以流域综合治理为基础的四化同步发展，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以流域综合治理为基础统筹推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完善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功能，加快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碳市场和碳金融中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希望大家以此次大会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龚正指出，近年来，上海积极参与全国碳市场建设，实施碳达峰十大行动方案，有力推动了城市能源、产业、交通等绿色低碳转型。上海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推进高标准碳市场建设，做好绿色金融这篇大文章，为绿色投融资提供支撑。加快培育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打造绿色产业集群，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加快打造绿色低碳供应链，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上海愿与各方一道，加强交流、深化合作、携手共进，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共建人类美好家园作贡献。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上海市副市长刘多，湖北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郭元强，湖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邵新宇，湖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吴海涛，湖北省副省长张文彤，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张柏青，武汉市市长盛阅春，挪威气候与环境部国务秘书艾斯兰，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吉思德等出席大会。相关国家、国际机构代表，国务院有关部门代表，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国内外碳市场交易机构、企业、金融机构、行业协会代表，高校、科研院所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及媒体代表等390余人参会。会上还发布了《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4年）》。本次大会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和生态环境部联合举办。大会主论坛以“深化碳市场交流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主题，另设三个分论坛，围绕全国碳市场与绿色低碳转型、碳定价与气候投融资、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设等主题开展讨论。

7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白皮书。白皮书除前言和结束语外分为七个部分，分别是构建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环境、统筹推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系统治理海洋生态环境、科学开展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提升海洋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全方位开展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白皮书指出，中国是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坚定推动者和积极行动者，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关乎美丽中国和海洋强国建设。多年来，中国坚持生态优先、系统治理，统筹协调开发和保护的关系，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环境。白皮书介绍，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适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推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经过不懈努力，中国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局部海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显著提升，海洋资源有序开发利用，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健全，人民群众临海亲海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提升，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白皮书说，中国积极推进海洋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切实履行国际公约责任义务，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作为和担当。白皮书指出，新征程上，中国坚持新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继续构建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环境。中国坚守胸怀天下、合作共赢的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愿与世界各国一道，同筑海洋生态文明之基，同走海洋绿色发展之路，让海洋永远成为人类可以栖息、赖以发展的美好家园，共同建设更加清洁、美丽的世界。

2024年7月8日至12日，由生态环境部与“第三世界网络”共同主办的“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LMDC）研讨会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指出，应对气候变化关乎全人类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应坚持多边主义，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目标原则，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平衡处理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各要素，积极推动各国如期提出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并切实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LMDC作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发展中国家阵营的中流砥柱，在捍卫发展中国家合理诉求、推进全球气候治理多边进程和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方将与LMDC一道推动今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巴库大会（COP29）取得成功，发出全球南方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求公平、重落实、促合作的积极建设性声音。来自印度、巴基斯坦、越南、沙特、伊朗、埃及、阿尔及利亚、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古巴等15个成员国的气候大使和谈判代表以及中方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气象局等部门气候变化谈判代表出席本次研讨会。与会各方就《公约》进程内外重点问题、《巴黎协定》实施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协调发展中国家参加COP29立场策略。LMDC于2012年成立，系发展中国家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重要磋商机制。“第三世界网络”系气候多边进程中代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非政府智库，承担LMDC秘书处工作。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在202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上正式通过，开启了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征程。而今，距通过“昆蒙框架”已一年有余，落实“昆蒙框架”成为COP15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关注的重心，而资金投入是落实这一全球目标的支点与短板。巨大的资金缺口既是“爱知目标”在全球范围内执行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COP15之后国际社会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在不久前结束的《公约》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四次会议（SBI-4）上，关于资源调动与资金机制议题的谈判困难重重，缔约方立场在关键问题上出现两极分化。与此同时，中国生态环境部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多边信托基金办公室共同签署有关合作协议，正式启动了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以下简称“昆明基金”）。在亟待弥补资金缺口的当下，昆明基金的正式启动无疑为因资金问题而陷入僵局的谈判注入了新动能，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注入了信心和力量。昆明基金有望撬动更多生物多样性领域国际资金生物多样性资金从来源上大体可划分为国际资金与国内资金、公共资金与私营部门资金。根据“昆蒙框架”行动目标19，需“根据《公约》第 20 条，以有效、及时和容易获得的方式逐步大幅增加所有来源的财务资源量，包括国内、国际、公共和私人资源”，同时也明确提出要“增加从发达国家和自愿承担发达国家缔约方义务的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的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国际资金总量，包括海外发展援助，到2025年每年至少达到200亿美元，到2030年每年至少达到300亿美元”。2025年这一时间截点已近在眼前，SBI-4期间众多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对于行动目标19的缓慢进展表示遗憾，敦促发达国家履行其出资承诺，弥补生物多样性资金缺口。与此相对，发达国家缔约方则强调需从包括国内和私营部门在内的所有来源调动资源，并寻找创新性方式来弥补资金缺口。尽管“昆蒙框架”要求从包括国内和私营部门在内的所有来源调动资源，但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仍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来支持将保护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行为转化为收益，难以引导大规模私营部门资金流入，导致私营部门资金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大规模增长，加之许多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不具备调动国内资金的条件，国际公共资金仍是当前发展中国家获取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的主要形式。总体而言，当前发达国家的实际出资行动无法满足非洲、拉加集团等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对于充分、可预测、及时的国际资金的诉求。在此背景下，昆明基金以无偿援助方式为主的资助模式，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昆蒙框架”所需的信息交流、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中国政府的15亿元人民币资金承诺既是对发展中国家诉求的正面回应，也是“自愿承担发达国家缔约方义务”的表率，将对发达国家缔约方和其他有能力的缔约方增加国际资金投入起到带动作用。昆明基金旨在以全社会参与的方式促进“昆蒙框架”在区域、国家和地方等层面的成功实施，将带来全球各方对生物多样性事业更大的关注和更多的资金支持，有望成为推动各国、企业及机构投资生物多样性的催化剂。昆明基金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缔约方对于GEF之外资金机制的期待此次SBI-4的另一重大分歧在于是否应继续将全球环境基金（GEF）作为《公约》资金机制，以及是否有必要在缔约方大会下另建一新的基金。非洲集团、拉加集团等明确提出GEF属于《公约》生效之初暂定的临时资金机制，不符合《公约》第20、21条对长期资金机制的要求，敦促新建一个完全受缔约方大会领导的专门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基金（Global Biodiversity Fund）。发达国家缔约方则对此持相反观点，认为GEF及在其之下建立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GBFF）足以承担《公约》资金机制的职能。GEF在全球生物多样性资金链中一直占据主体地位，尽管GEF第八增资期（GEF-8）所承诺的生物多样性供资相比GEF-7增加了61.53%（达19.19亿美元），但因许多缔约方对GEF的时效性、公平性、透明度、支持力度、运作方式、项目选择标准等存有不满，并不认可其官方资金机制地位。就目前形势而言，尽管部分发展中国家要求新建资金机制的意愿十分强烈，但因缺少发达国家缔约方支持，新建全球生物多样性基金暂不具备可行性。当下更为切合实际的方案应是继续开展针对《公约》理想资金机制的研究与讨论，并根据缔约方诉求，为理想的资金机制制定可落地的具体标准。昆明基金的适时启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发展中国家对于现有资金机制的不满及因此带来的南北两极分化局面。相比GEF，昆明基金具有申请周期短、管理较为灵活的特点，并且昆明基金通过国家驱动的方法设计和选择项目，可确保项目符合并支持受援助国家优先事项，这些优势部分满足了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对于资金机制的期待。作为设立在联合国系统下的多边基金，昆明基金可与GEF、GBFF等《公约》现有资金机制密切配合、相互补充，在缔约方就资金机制达成一致之前发挥好调动国际资金的关键作用。与此同时，昆明基金的运行也将为缔约方对《公约》理想资金机制的讨论提供更多参考。“昆蒙框架”的达成由不懈的谈判所铺就，来之不易的成果更需要国际社会采取务实举措，将雄心转化为行动，昆明基金无疑是其中典范。今年10月，即将迎来“昆蒙框架”达成后首届缔约方大会，届时，将审查缔约方完成修订或更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NBSAP）和国家目标的情况，见证各缔约方为实现“昆蒙框架”而做出的国家承诺。此外，还有包括监测框架指标、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机制等一系列问题亟待商定。在需要将承诺转化为行动的当下，昆明基金的启动恰逢其时，相信这一来自中国政府的主席国贡献将为“昆蒙框架”实施进程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作者系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副主任 李永红）

7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绿色发展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绿色发展是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的共识。近年来，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美丽中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方希望通过本次论坛，同各方加强绿色发展领域交流合作，助力各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强调，上海合作组织是新型国际关系和区域合作的典范。近日，中国接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弘扬“上海精神”，加强团结协作，推动绿色发展，谱写共同发展新篇章，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绿色发展论坛当日在山东省青岛市开幕，主题为“携手绿色发展，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由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生态环境部、山东省人民政府、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共同主办。

在中国作为主席国的积极引领下，《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成功召开，并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为进一步支持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习近平主席在COP15领导人峰会上庄重宣布，中国将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以下简称昆明基金）。经过两年多的精心筹备，昆明基金已于2024年5月28日正式启动，标志着中国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提昆明基金之举措 显中国负责任大国之担当生物多样性关乎人类福祉。1992年，国际社会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组成成分以及遗传资源获取和公平公正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目前《公约》共有196个缔约方，中国于1992年签署《公约》，是最早签署和批准《公约》的国家之一。《公约》生效30多年来，已召开15次缔约方大会。迄今为止，制定了三版全球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分别是2002年COP6通过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2002-2010）》、2010年COP10通过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2011-2020）》（制定了5个战略目标和20个具体目标，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爱知目标”）以及2022年12月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上通过的“昆蒙框架”（确立了2050年全球长期目标和2030年全球行动目标）。遗憾的是，前两版全球目标只有部分实现，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遏制。因此，COP15上通过的“昆蒙框架”及相关方案被寄予厚望，期待能够指引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遏制并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让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并惠及全人类。然而，当前全球保护生物多样性面临庞大资金缺口（据估算每年约7000亿美元），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因为资源不足，难以有效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2024年5月底在内罗毕召开的《公约》执行附属机构第4次会议期间，很多发展中国家提出，根据“昆蒙框架”行动目标19，到2025年，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国际资金总量每年需至少达到200亿美元，而现在这一期限已临近，全球环境基金和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完成的资源调动依然有限，需要继续从所有来源调动资源。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反映由于缺少资金支持，其根据“昆蒙框架”更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仍然存在困难，而“昆蒙框架”提出的宏伟目标能否实现，完全取决于生物多样性资源调动情况。中国在此时启动昆明基金，以实际行动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应对全球性的生物多样性挑战，这一举措得到了《公约》缔约方的普遍赞赏。昆明基金将支持通过国家驱动的方法设计和选择项目，确保项目符合并支持受援助国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优先事项，同时将以全社会参与的方式促进“昆蒙框架”在区域、国家和地方等层面的成功实施，充分彰显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和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的领导力和行动力。借昆明基金之平台 传中国生物多样性治理之良方中国正在以“昆蒙框架”提出的全政府和全社会方法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治理结构。成立由国务院分管生态环境工作的领导同志担任召集人，生态环境部等12个成员单位组成的国务院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解决生物多样性保护涉及的重大问题，指导协调履行《公约》有关重大工作。二是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持续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提供制度保障。构建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率先在国际上提出和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明确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在保护重要生态系统、物种及其栖息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有效恢复了重点区域野生动植物生境，野生动物种群不断增加。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压力得到了缓解。三是不断推动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进行统一部署，根据“昆蒙框架”最新要求，制定和更新《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指导国家中长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将生物多样性治理任务纳入到各地区、各领域中长期规划。四是坚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一体化推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减少生产生活对生物多样性的压力。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扶贫开发、乡村振兴相结合，依托各地生态资源禀赋特点和传统文化特色，不断探索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脱贫攻坚双赢的新路子。开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工作，推动将自然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优势，激发全社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内生动力。在全社会参与生物多样性治理方面，中国坚持政府主导、多方参与、上下联动、统筹推进。生物多样性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与其他环境问题一样具有鲜明的动态多维性和复杂性，单纯依靠政府机制、市场机制或者社会机制都无法有效实现其目标。需要在政府的引导下，各利益相关方采取及时和一致的努力，从而实现协同增效。中国生物多样性的研究能力已大幅提升。在过去的30年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加大了对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投入力度。通过国际合作提高研究水平的同时，还建立了一系列生物多样性研究平台，实施了一系列生物多样性研究项目。在生物多样性编目、志书和植被图的编研；生物多样性的起源、演化和地理格局；生物多样性维持及与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关系；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因素及对全球变化的响应；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安全以及生物多样性研究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就。中国的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治理。在COP15的推动下，中国金融机构积极响应和参与生物多样性治理，通过创新金融政策和产品来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设置绿色债券和绿色基金等特定的金融工具，引导资金流向生物多样性友好的项目。中国的金融机构已经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丧失将对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造成不可逆的风险，因此开始加强对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的识别、管理和披露。此外，中国的金融机构还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倡议，如加入赤道原则等，以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企业积极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2022年，在生态环境部的指导下，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牵头成立了工商业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引导、动员工商业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和社会责任，推动重点行业企业响应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目前，中国企业正在探索建立信息披露制度，积极推进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管理，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ESG管理体系中，通过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确保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中国企业在海外项目中也通过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开展项目合作等方式，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作出了贡献。中国社会组织积极发挥其在生物多样性治理中链接和桥梁的角色。社会组织连接着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公众，共同推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在COP15的筹备进程中，10家中国NGO和企业，承诺在未来10年投资25.5亿元，促进10万平方公里保护地提高保护效率，并鼓励和引导100多家机构参与承诺行动，为COP15的成功召开和“昆蒙框架”的通过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目前，中国的社会组织正在通过其他基于区域的有效保护措施（other effective area-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OECMs）发挥其在实现“昆蒙框架”“3030目标”、促进自然保护地周边社区协调发展、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设立昆明基金是中国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一项重要举措。中国科研机构、高校、金融机构、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方应通过昆明基金这一重要平台和契机，通过开展科学研究、能力建设、跨境合作等项目，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探索生物多样性治理面临的挑战并寻找解决方案。这不仅有助于推动建立地球生命共同体，还将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与分享经验，中国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携手应对全球性的生物多样性挑战，共同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迈上新的台阶。（作者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全占军）

7月7日至8日，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绿色发展论坛期间，应约会见了伊朗副总统兼环境部部长萨拉杰格，并与卡塔尔环境和气候变化部部长阿卜杜拉，哈萨克斯坦生态和自然资源部部长尼桑巴耶夫，乌兹别克斯坦生态、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部部长阿布杜哈基莫夫举行会谈。黄润秋代表生态环境部欢迎各方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绿色发展论坛，并就各自共同关心的议题进行深入交流。会见萨拉杰格时，黄润秋指出，绿色发展是上合组织国家的重要共识，中方愿与伊方在环境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深化污染防治、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继续在“一带一路”、金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等多边平台开展政策交流与能力建设合作。萨拉杰格祝贺中方成功举办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绿色发展论坛，对中方领导人高度重视并亲自推动上合组织绿色发展合作表示赞赏，愿与中方进一步深化绿色低碳领域务实合作。在会见阿卜杜拉时，黄润秋表示，中方愿与卡方在生态环境领域开展合作，通过环境政策交流、技术研讨、开发环保合作项目等方式互学互鉴，共同提高环境保护能力，推动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阿卜杜拉赞赏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希望在荒漠化治理领域借鉴中国经验，开展技术交流与合作。会见尼桑巴耶夫时，黄润秋表示，中方愿在中哈环保合作委员会机制下，继续加强跨界河流水质监测与保护、突发事件应急与污染防治等领域合作，共同造福两国人民。尼桑巴耶夫表示，中哈环保合作委员会机制为推动双边环境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扩大合作领域，共同推动两国生态环境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见阿布杜哈基莫夫时，黄润秋表示，中国在生态保护修复、固体废物管理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和技术，愿为乌方提供相关领域支持。阿布杜哈基莫夫高度赞赏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取得的显著成效，希望借鉴中国宝贵经验，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6月28日，第十次金砖国家环境部长会议在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举行。会议以“金砖十国新格局下扩大务实合作的前景”为主题。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出席会议、致开幕辞并作主题发言。会议由俄罗斯自然资源和生态部部长亚历山大·科兹洛夫主持。伊朗副总统兼环境部部长阿里·萨拉杰赫、阿联酋气候变化和环境部副部长阿勒·努艾米、下诺夫哥罗德州长线下出席会议，南非、巴西、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环境部长（或部长代表）线上出席会议。黄润秋表示，面对全球环境与气候挑战，国际社会唯有相互支持、团结合作才能有效应对。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态度，与世界各国务实开展环境合作，为保护地球家园贡献力量。持续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作出碳达峰碳中和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不断深化南南务实合作，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积极引领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推动达成“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并牵头发起实施倡议，启动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务实开展双多边环境治理合作，打造生态环境领域金砖国家青年互学互鉴平台，分享生态环境领域技术研发成果。黄润秋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金砖国家环境部长会议已成为金砖国家共谋环境治理、共商应对全球环境挑战的重要平台。当前，金砖合作正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阶段。金砖国家在生态环境领域有广泛共识和共同目标，各国需求同存异、把握大势、合舟共济，充分发挥“大金砖”的担当与作为，推动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更加公正合理发展。黄润秋强调，金砖国家扩员为各国在生态环境领域拓展务实合作带来了重大机遇。金砖国家要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共同增强金砖国家在国际环境舞台上的话语权，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协同落实金砖生态环境合作倡议，构建“理念共通、平台共享、实践共进”的协同增效关系，共谋绿色可持续发展；坚持创新驱动，挖掘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合作潜力，共同突破环境与气候领域重大科技难题，合力应对时代挑战。会上，金砖各国环境部长围绕如何在“金砖十国”新格局下加强务实合作进行了深入讨论，宣布成立金砖应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气候联络组，并审议通过《第十次金砖国家环境部长会议声明》。会议期间，中方代表团团长与其他代表团团长举行了工作会谈，就共同关心的环境问题交换了意见。

7月3日，美丽贵州建设推进大会在贵阳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按照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要求，安排部署美丽贵州建设工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麟出席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时光辉主持会议。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省军区、省法院、武警贵州省总队主要负责同志在省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作出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会，科学谋划全面推进美丽贵州建设，以实际成效衷心拥护“两个确立”、忠诚践行“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持续抓好各渠道反馈发现问题整改，大力整治生态环境突出问题。要防范重大生态环境事故，紧盯油库、化工、危险废物、重金属、输气管道等重点领域排查整治，切实守牢生态底线。要抓好水污染治理，全面开展污染源排查，加强重点流域、重点企业和生活污水污染防治。要抓好生活垃圾污染治理，提高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能力，因地制宜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要抓好大气污染治理，巩固提升空气质量。要抓好工业固废污染治理，加强尾矿库管理，提高磷石膏、赤泥、锰渣、煤矸石等综合利用率。会议强调，要大力推进美丽贵州建设，加快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要认真落实“双碳”行动，有序降低能耗强度。要加快推动重点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大力推动煤电、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等产业绿色化、高端化发展，推动重点企业工艺技术装备改造升级。要深入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谋划实施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要严格规划空间管控，守牢耕地和生态保护红线，加强集约节约用地。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实“三管三必须”，“长牙带刺”加强生态环境监管执法，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级。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在省主会场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