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佳儒，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法律谈判研究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最高人民检察院特约监察员。民法典与生态环境法典的法治对话 ——专访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侯佳儒2026年3月1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法典）。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正式迈入“法典化”时代。从关注“人”的民法典，到守护“人与自然”的生态环境法典，两部法典如何各安其位、协同增效？从“软性倡导”到“硬性约束”，绿色低碳发展怎样完成历史性跨越？碳排放权交易、数据质量管理等制度入典，又将如何重塑环境治理格局？针对这些问题，本报记者日前专访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侯佳儒。双法典的定位与边界划分中国环境报：您的著作《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对话》探讨了环境法与民法的范式整合。如今，生态环境法典已经发布，您如何看待生态环境法典与民法典的边界划分？侯佳儒：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交叉对话一直是我的研究重点。民法典和生态环境法典相继出台，这正是一场“人”与“自然”以及“个人”与“整体”的法治对话。这场对话的精妙之处在于：不是谁取代谁，而是各安其位、各展所长，在边界处握手，在协同中增效。我最爱打比方。这个问题，我也想用两个比喻来说这种关系的本质。一个是“地基”与“专列”——民法典是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法律地基，它为一切民事活动确立了普遍规则，保障社会交往的基本秩序。生态环境法典则是驶向“美丽中国”目标的生态法治专列，在民法典坚实的地基上，它铺设了更快速、更专用的轨道，以系统性的制度设计，解决那些地基本身无法应对的复杂环境问题。第二个比喻，“个人铠甲”与“公共盾牌”——民法典是保护公民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法律铠甲，其绿色条款是铠甲上新增的环保纹饰，提醒民事权利行使不可逾越生态边界；生态环境法典则是守护山河湖海、世代福祉的公共生态盾牌，它更庞大、更系统，旨在防御对整体环境的侵害，守护那些无法被任何个体独占的“共同的生机”。民法的个人本位理念，决定了它只能为生态环境提供“消极守护”——通过限制权利滥用，防止个体行为伤及公益。但环境问题的系统性、累积性与不可逆性，决定了单纯依靠事后救济、个体诉求的民法，根本无法应对流域治理、气候变化、生态修复这类宏观命题。这正是整体主义范式的登场之处：生态环境法典不是民法的“绿色增补”，而是一场思维方式的革命。环境法正是在传统法律的局限处，也是“边缘与前沿”地带，将关注点从“个体损害”转向“生态系统健康”，从“事后赔偿”转向“全过程治理”，从“私人诉求”转向“公共担当”。因此，两部法典的边界划分，本质上是将“私权自治”与“公共治理”各自安放在最适宜的制度轨道上，各司其职，又相互支撑。我一直说，如果说环境法是大地之书，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就是我们写给土地、写给蓝天大海的情书。中国环境报：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造成他人民事权益损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法未作规定的，依照民法典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同时，生态环境法典对生态修复责任也有系统规定。这体现了怎样的立法技术逻辑？侯佳儒：文中提及的第1070条，是民法学与生态环境法学两种范式在立法技术上相互对话、深度融合的结晶。它向世人昭示：当环境问题伤及具体个体，民法仍是不可动摇的救济底线——其“铠甲”必须严丝合缝，守护每一个鲜活的个人；而当问题威胁公共利益与生态系统，生态环境法典则需优先登场，以更严格的规则、更系统的制度、更强大的国家力量，主动干预、系统修复——其“盾牌”必须屹立于重大危机之前。这是一条实现“双向奔赴”的引致条款，既防止环境法越界吞噬私权自治，也避免民法因能力边界而无力应对公共风险。这种设计的内核，正是“特别优先、一般托底”的法治智慧。在生态保护领域，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特别法，提供直击要害的“强效药方”；民法典作为一般法则，筑牢不可或缺的“底线救济”。两者并行，共同织就严密的法治闭环。生态环境法典对生态修复责任的系统规定，更是对传统民法“恢复原状”理念的超越——它不再局限于对个体损害的赔偿，而是升华为一项独立的、系统的国家治理任务，从调查评估、修复方案制定，到组织实施、长期管护，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公共治理流程。这背后，是“问题导向”的功能重组逻辑：民法守住个体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环境法则构筑公共生态的第一道屏障。二者在价值上共鸣对话，在规则上无缝衔接，在功能上互补支撑，共同编织起一张既保护私权尊严、又守护公共福祉的法治之网。这正是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深层智慧：让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民法“稳稳守住底线”，让以整体主义为导向的环境法“有效抬升高线”。“双法”并行，方能在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既充分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又坚定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地基足够稳固、专列得以疾驰，当铠甲合体、盾牌坚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法治图景，便已然清晰可辨。制度创新与刚性约束中国环境报：相比于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对绿色低碳发展等进行了刚性规定，这种从“软性倡导”到“硬性约束”的转变，对相关工作将带来哪些实质性改变？侯佳儒：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标志着绿色低碳发展实现了从“软性倡导”到“硬性约束”的关键转变——它不仅为生态文明建设装上了“法治引擎”，更将绿色转型的责任明确写入了可量化、可追责的“法治账本”。如果说过去的低碳倡导如同飘扬在道德高地上的旗帜，那么今天这部法典，就是让这面旗帜真正落地生根的法治土壤。对政府而言，法典将低碳目标深度融入行政决策与法定职责。国土规划、产业审批必须通过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三线一单”）的刚性评估，其中“未达标区域暂停审批高排放项目”等条款成为不可逾越的红线，从源头上促使地方摆脱“唯GDP”的路径依赖。同时，监管考核从倡导变为硬指标，形成了层层压实责任的刚性问责机制。对企业而言，法典的强制力重塑了市场竞争的基本规则，使碳管理从可选的“社会责任”变成了关乎生存的“合规成本”。未能达标者将面临罚款、限产乃至关停的实质后果；在全国碳市场等制度下，碳排放数据直接关系到企业信贷与供应链合作资格。法典还将绿色供应链从倡议提升为法定义务，推动整个行业加速生态重构。对社会公众而言，法典通过制度化安排让绿色生活有法可依、得到实惠。它要求商品清晰标示碳足迹，并拓宽公益诉讼范围，使公众监督从舆论压力升级为法定权利。同时，借助碳普惠等创新机制，让绿色出行、垃圾分类等个人行为从道德倡议转变为可记录、可激励的实际贡献，使每个人都能在守护家园中获得真切的参与感。归根结底，当节约每一度电、减少每一吨碳都有了法律依据和责任追溯，中国的绿色转型就有了最坚实的法治支撑。这不仅是我们自身通往绿色发展的大道，更是一个负责任大国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出的、可供借鉴的“中国方案”。中国环境报：生态环境法典将“应对气候变化”独立成章，您如何看待碳排放权交易、数据质量管理等制度入典？侯佳儒：生态环境法典旨在“将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制度与实践成果，以体系化、法典化的方式予以确认”。因此，面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被立法机关认定为最终的破题之策。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次将“发展”主题正式纳入环境法典，它标志着环境治理的思路，完成了从末端防治到源头绿色转型的深刻转变。生态环境法典正开拓出一条全新的法治路径。当工业文明深陷增长与环保的二元困局，当民众对碧水蓝天满怀深切期盼，这部法典以法治的力量，提供了一份统筹兼顾的系统解决方案。“绿色低碳发展”编的设立，意味着绿色转型从单纯的政策倡导，升华成为具有强制力的法律约束。它为绿色发展装上了强劲的法治引擎，推动其从个体自觉行动，迈向规则刚性引领的新阶段。将碳排放权交易、数据质量管理等制度纳入法典，充分证明，这些作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重要成果的制度，在实践中已臻成熟、行之有效。碳交易入典，以法律形式确权，赋予碳排放权以明确的资产属性，为依靠市场驱动的减排行动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数据质量管理入典，则将数据造假严肃上升为违法行为，为公平的市场交易构筑起安全锁。这两项制度一体两面，互为支撑：既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法定地位，又夯实了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石。这标志着中国环境治理，正从政策驱动为主，稳步迈向法治引领的现代化转型。中国环境报：生态环境法典完善了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明确技术单位备案管理和终身责任，这类制度设计能否真正破解“环评走形式”“审批通过即万事大吉”的现实困境？侯佳儒：这次法典对环评制度的革新：一是“备案管理”，二是“终身责任”。这两项举措落地，相当于给环评制度刻上了一道坚实的“法治钢印”，过往那种“纸面环评”、形式主义的乱象，有望从根本上得到遏制。首先，让技术单位从“影子玩家”变身“责任主体”。过去，不乏有些皮包公司靠挂靠资质、贩卖模板报告牟利，项目一结束便溜之大吉。如今，所有技术单位必须完成备案，资质与信用直接挂钩。备案绝非护身符，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状，这就从根源上铲除了“花钱买报告”的温床。其次，让环评结论从“一纸通行证”升级为“终身身份证”。过去不少人认为，只要审批通过，便万事大吉、可高枕无忧。但生态环境法典明确昭示：审批通过不是终点。哪怕项目运行十年、二十年，一旦查出当年数据造假、结论存在重大缺陷，照样严惩不贷。这无疑让从业者心生敬畏，必须将每一份报告都视作悬顶之剑，慎之又慎。最后，构建起一套“一处造假、处处受限”的立体惩戒网络。不仅处罚单位，更精准追责到具体编制人员，信用记录、行业禁入等手段多措并举。目标清晰明确：让造假者倾家荡产、丢掉饭碗，在行业内寸步难行。因此，这部生态环境法典通过闭合责任链条、拉长问责时效，真正将环评从一张“可交易的纸”，重塑为一张“带刺的网”。它恰似为环评领域装上了一台强力的法治“杀毒引擎”，倒逼环评制度回归技术服务的本源，真正成为守护绿水青山的第一道坚实闸门。实施保障与协同治理中国环境报：生态环境法典对未来生态环境监管部门的工作协同（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环境法从“单行道”到“法典化”后，如何避免与自然资源、能源管理等领域的交叉扯皮？侯佳儒：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标志着环境治理从以往的“单兵作战”，正式迈入“系统集成”的全新阶段。它如同一部“生态治理协同作战手册”，为部门间协同治理划定了清晰且刚性的行为准则。第一，生态环境法典以“融合性目标”替代了过去的“分割性指标”，明确提出“减污、降碳、扩绿、增长”必须协同推进。这意味着生态环境部门不能只关注污染物治理，能源部门也不能仅核算能源收支，各部门必须共同算好“生态环境效益总账”。目标融合倒逼行动协同，各部门的规划、政策制定与考核工作自此必须一体谋划、统筹推进。第二，生态环境法典通过“统一规划+分区管控”搭建起刚性治理框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规划一张图，管控一把尺”。各部门的专项规划与项目审批，都必须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从源头上避免因规划冲突引发的治理矛盾。第三，推动部门协同从“软要求”转变为“硬约束”。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要求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平台与联合执法机制。当排污、能耗、碳排放等数据实现平台实时共享，数据互通便意味着责任共担，联合执法则能有效打破行政壁垒，大幅减少推诿扯皮现象。第四，生态环境法典专门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相当于为跨领域治理搭建起核心“总枢纽”。将循环经济、能源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等工作统筹整合，以一编统领三大领域，从法律层面打通了发改、工信、生态环境等部门的协作衔接机制。总体而言，生态环境法典构建起一张“职责清晰、紧密联动”的协同治理网络，让治理交叉区域从“无人监管”转变为“共同管护”，真正推动环境治理效能从简单叠加实现倍增提升。中国环境报：生态环境法典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进行了体系化完善，您认为这能否为基层环境司法实践提供更为明确的请求权基础，从而减少“不敢判、不会判”的司法畏难情绪？侯佳儒：您这个问题，确实点到了基层司法实践中最现实的痛点。过去基层法官在审理生态环境损害案件时，常常面临“不敢判、不会判”的困境，核心问题就在于请求权基础不够清晰、法律依据不够系统。而此次生态环境法典对损害赔偿制度的体系化完善，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全面且精准的方案。首先，生态环境法典让“谁来告、告什么”的问题更加清晰明确。法典清晰界定了三类诉讼路径：由政府作为权利人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社会组织与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及公民个人维权的普通环境侵权诉讼。三条路径并行衔接，为不同索赔主体明确了法治路径，诉权依据分散模糊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其次，生态环境法典细化了责任构成与认定规则，让“怎么判”有了明确遵循。其中最关键的是归责原则更加清晰——只要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无论行为人有无过错，都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严格适用“无过错责任”；同时，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得到延续和强化，大幅减轻了原告的举证压力。可以说，法典既为权利主体筑牢了“保护伞”，也为司法裁判立起了“公平秤”，让法官裁量时有了统一标准。最后，生态环境法典强化了责任履行与协同保障机制，让“判后如何执行”更有支撑。法典将“修复优先”确立为首要责任导向，无法原位修复的则采取替代性治理，明确司法的核心目标不只是经济赔偿，更是生态的实质性恢复。同时，法典要求行政、监察、司法机关强化协同，健全信息共享、案件移送等机制，形成了高效的执行合力。总体来看，这部法典为基层法官提供了一套内容完整、逻辑清晰的“裁判指引”。它让法律适用从依赖零散的司法解释，转向依托法典的系统规范，显著降低了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尽管鉴定评估、跨部门协调等实务难题仍然存在，但法典已经扫清了最主要的障碍。从“不敢用权”到“敢用权、会用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正从“纸面规定”，加快走向常态化的司法实践。中国环境报：生态环境法典出台后，还需要哪些步骤进一步落实法典？侯佳儒：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只是起点，要让制度真正“长牙带电”，还得扎实走好落地实施的“最后一公里”。首先，地方立法要做好精准承接，避免出现“水土不服”。各地要依据法典授权，结合区域生态特征与环境承载能力，加快出台地方性法规，把法典的原则性条款细化为可操作的具体规则。从国家律典到地方样本，既要守住‘一张蓝图’的刚性，也要体现因地制宜的灵活与实效。其次，配套制度要同步跟上，相关标准、监测体系、市场机制都要逐一落地。尤其要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手段，让法律规定真正融入市场运行逻辑。展望未来，当法典的刚性约束与地方的精准治理深度融合，一幅“以最严密法治护卫生态文明”的治理图景将全面铺展。以法治之力撬动绿色转型，让每一寸山河都有法可依，让每一缕清风都有章可循。我们期待，在法典引领下，中国环境治理实现从“有法可依”到“良法善治”的深刻跨越。

高世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系统反映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内涵、科学体系和原创性贡献，全方位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生态文明建设的天下情怀、全球视野、文明担当，为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深刻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价值、战略作用、重大意义提供了权威教材。在《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深刻认识绿色发展理念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和世界贡献，更加自觉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注入强劲绿色动力。带来发展观的深刻革命《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全面生动地呈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凝聚着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刻洞察和深邃思考，是新时代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献。绿色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收录的多篇重要著作从不同角度对绿色发展理念作出深刻阐释，比如《依靠科技创新破解绿色发展难题》《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系统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带》。这些重要著作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立足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深入分析、研究、解决关于绿色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依然面临诸多挑战、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的关键阶段，为中国走好绿色发展之路，推动共建清洁、美丽、可持续的世界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绿色发展理念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具有很强的理论感召力和现实针对性，对于指引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是有着14亿多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尽管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任务仍然艰巨繁重。特别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我国还面临着人均资源少、生态环境约束加大等多方面的严峻挑战。让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这是彻底改写现代化世界版图的伟大事业，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必须在发展观念上实现深刻变革，才能引领我们突破前进道路上的瓶颈制约。习近平总书记在《实现永续发展必须抓好生态文明建设》中指出：“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不解决“美欧老路”存在的“先污染、后治理”，以牺牲环境、透支未来的方式追求经济增长等发展观念上的种种问题，我们就不可能在人口规模巨大的条件下实现永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中指出：“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表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鲜明提出绿色发展理念，超越了那种认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互相矛盾、不可兼得的传统观念，要求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了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绿色发展是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全方位、革命性变革。实现绿色发展，就是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改变以往那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更好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有机统一。绿色发展突破了旧有发展思维、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是对自然规律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够指引我们有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指引创造绿色发展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我们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收录的《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一文，系统总结了我们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在这一重要著作中，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四个重大转变”，即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实现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实现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实现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指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人民群众感受最直接最真切，国际社会也普遍认可，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显著标志。”深刻揭示了绿色发展理念的深远影响。绿色发展方式加快形成。我们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工业、农业、服务业全链条各环节，不仅使得生产体系更加清洁、低碳、可持续，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更催生了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加速了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不但让传统产业焕发“绿色生机”，新兴产业更是获得巨大发展，绿色产业逐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比如，在绿色低碳产业领域，我国创造了惊艳世界的发展成就。我国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2024年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达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56%，2024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3.46万亿千瓦时，约为“十三五”末的1.6倍，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球总增量约六成，可再生能源已从“补充能源”转为“主力能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如今，从上游的矿产资源开发，到中游的电池、电机等核心零部件制造，再到下游的整车生产及服务体系，我国已构建起完整的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和销量均超过1600万辆，正引领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低碳化，改变全球汽车产业版图。与此同时，中华大地实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从2015年到2024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平均浓度下降超过1/3，2024年全国森林覆盖率已经超过25%，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首次超过90%。“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绿色梦想不断成为现实。绿色生活方式深入人心。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有序推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指出：“绿色低碳发展还需要推动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化。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绿色发展方式是绿色生活方式的重要基础和条件，绿色生活方式是绿色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和保障。绿色生活方式的内涵非常丰富，包括自觉践行绿色生活理念，使用和推广绿色产品、绿色出行、绿色居住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我们持续推进广泛、深入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倡导推动全社会牢固树立勤俭节约的消费理念和生活习惯。比如，把绿色发展有关内容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开展全国节能宣传周、中国水周、全国低碳日、全民植树节、世界地球日等主题宣传活动，推进绿色生活理念进家庭、进社区、进工厂、进农村。广泛开展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绿色建筑等绿色生活创建行动，推动公共机构终端用能电气化，优先采购绿色节能产品。如今，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持续提升，绿色消费群体持续扩大，绿色生活方式蔚然成风，越来越多的人自觉做绿色发展的践行者、推动者，全社会共同推进绿色发展的良好氛围更加浓厚。生态文明理念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绿色生活方式更加深入人心，绿色发展的社会基础日益巩固。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中国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努力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中指出：“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在这方面，中国责无旁贷，将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绿色发展理念指引我国绿色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不断以生产生活的“含绿量”提高发展的“含金量”，展现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在国际社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和赞同，对共建清洁、美丽、可持续的世界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中国贡献。发展理念为世界所借鉴。中国始终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新时代以来，中国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充分证明了绿色发展理念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也彰显了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的有效性。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发展的“绿色密码”。绿色发展理念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高度出发，聚焦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永续发展，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有利于从源头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还有许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可能陷入这样或那样的发展陷阱。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的中国绿色发展实践，为不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与启示，促进这些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符合自身实际和发展要求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比如，巴西众议院前议长阿尔多·雷贝洛表示，中国的绿色转型为全球能源变革提供了现实样本，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出一条兼顾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可行道路。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认为，中国在绿色发展与绿色环保上的实践创新与全球示范效应，为世界绿色转型提供关键动能。绿色发展理念引领发展模式变革，为全球绿色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发展成果为人类所共享。中国推动绿色发展，使14亿多中国人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拥有持续改善的生态环境，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这本身就是对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此外，中国的绿色发展成果也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为人类同走绿色发展之路作出重要贡献。比如，在推动绿色发展的过程中，依托产业体系完整、内部市场广阔、政策支持有力、战略规划科学等优势，中国的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创新层出不穷、质量日益提升，为全世界能源低碳转型提供了价优物美的产品，提高了全球发展的可持续性。目前，中国已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绿色能源项目建设合作。中企承建的阿尔舒巴赫光伏电站，将清洁电能送往沙特的千家万户；拉美多国街头奔驰的中国“100％电动”公交，引领全球清洁出行变革；中国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板，点亮津巴布韦的农村，让非洲人民也能用上绿电。中国的绿色发展成果推广到许多资金短缺、技术和能力建设滞后的发展中国家。使用中国技术生产的清洁能源有望推动当地降低化石能源依赖，实现能源结构转型，并改善数十亿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活。共享绿色发展成果，中国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发展能力和发展水平，有效增强全球绿色发展的普惠性和包容性。

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底色更加亮丽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参加  3月3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等来到北京市昌平区百善镇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这是习近平同大家一起植树。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30日上午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良好生态人人共享，也需要合力共建。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首都北京春风和煦、万物生发。上午10时40分许，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等集体乘车，来到昌平区百善镇，同干部群众一起参加义务植树。  植树点为规划公园用地，公园建成后将为群众提供生态休闲空间。  3月3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等来到北京市昌平区百善镇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这是习近平同大家一起植树。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看到总书记来了，正在植树的干部群众纷纷热情地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向大家挥手致意，拿起铁锹走向植树现场，同在场的北京市、国家林草局负责同志和干部群众、少先队员一起忙碌起来。  3月3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等来到北京市昌平区百善镇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这是习近平同大家一起植树。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挥锹铲土、培土围堰、提水浇灌……习近平接连种下油松、北京牡丹、榆叶梅、杜仲、元宝枫等多棵树苗。他一边植树，一边询问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劳动锻炼和参加植树情况。习近平强调，青少年像小树苗一样充满活力和希望，要从小树立远大志向，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长为栋梁之材。现场气氛热烈，一派繁忙景象。  3月3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等来到北京市昌平区百善镇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这是习近平同在场的干部群众、少先队员亲切交谈。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习近平同在场的干部群众亲切交谈。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森林面积和蓄积量持续“双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前不久，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植树造林是美丽中国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咬定青山不放松，立足当下、着眼长远、接力奋进，把这件利国利民的大事扎实做好。  3月3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等来到北京市昌平区百善镇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这是习近平同在场的干部群众、少先队员亲切交谈。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开展45周年。新形势下推进国土绿化，要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实现种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要统筹利用绿化空间，以地定绿、以水定绿，因地制宜做好增绿文章，宜树则树，宜草则草。要下更大气力加强管护，分区分类开展森林可持续经营，有力有效推进草原保护修复，全面提升林草质量和功能，防火防虫护好绿化成果。要畅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渠道，壮大林草产业，同步提升经济价值和生态效益。要协同推进城乡绿化美化，见缝插针增加群众身边的绿地，让城乡居民有更多的绿色获得感。  3月3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等来到北京市昌平区百善镇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这是习近平同在场的干部群众、少先队员亲切交谈。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等参加植树活动。

今年3月，备受瞩目的全国两会审议并通过了“十五五”规划。这份为中国未来发展描绘蓝图的文件，在气候应对与能源转型方面向国内外释放了关键信号，明确强调了对清洁能源发展与能源安全保障的有力支持。作为中国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前的最后一个五年规划，“十五五”规划将决定中国未来五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速度，以及为清洁技术行业提供的政策支持力度。这些政策走向不仅关乎中国自身的绿色转型，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效也至关重要。规划明确提出，在2026年至2030年间，中国将力争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17%，并在未来五年内推动煤炭消费达峰，同时实现每年以可再生能源替代3000万吨化石燃料的目标。《中国日报》报道指出，中国将“积极而稳妥地”朝着目标迈进。针对这份意义深远的规划，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了多位长期关注中国的国际气候与能源组织专家。他们从全球视角出发，深度解读了“十五五”规划对中国及世界的深远意义。在地缘冲突加剧、全球能源安全焦虑上升的当下，中国“十五五”规划释放的不只是国内转型信号，而是在回答一个更大的问题：当世界重新担忧能源安全时，绿色转型还能否继续前进。未来五年，中国能否如期推动煤炭消费达峰、加快清洁能源替代，并将产业升级真正建立在低碳基础之上，不仅关系自身高质量发展，也将深刻影响全球减排进程与发展中国家的转型路径。某种意义上，“十五五”写下的，不只是中国未来五年的绿色坐标，也可能是全球能源转型下一阶段的风向。2025年6月25日，山东威海荣成市北部沿海，成排壮观的风力发电机迎风转动。本文图片 视觉中国 资料图中国新碳强度目标意味着什么？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在“双碳”工作目标中释放出明确信号：“十五五”期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累计降低17%，2026年降低3.8%左右。这一目标设定明确且具有刚性约束，延续了中国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的坚定承诺。亚洲气候行动者总干事王晓军表示，“十五五”期间恰逢中国实现“2030年碳达峰”目标的最后冲刺阶段。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关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更关乎中国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新模式。“这种‘强心、安心、专心、静心’的坚定态度，为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注入了急需的专注力，也为应对关乎人类存亡的气候变化危机提供了‘功在不舍’的坚毅姿态。在全球能源格局动荡的当下，中国的这种战略定力不仅为国内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调，也为全球绿色转型注入了最宝贵的确定性。”他说。英国气候与能源媒体《碳简报》分析认为，规划设定了2026年至2030年间将中国“碳强度”降低17%的目标，但同时也调整了这一关键气候指标的计算方法。从过去的“能耗双控”（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控制）全面转向“碳排放双控”（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控制），并相应调整了核算边界。规划继续展现出对中国清洁能源建设的支持，政府重申了对太阳能、电动汽车、氢能和新型储能等清洁能源产业的支持，并强调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的意愿，希望成为提供价格合理清洁能源技术的“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碳简报》分析称，自2024年3月以来，中国的碳排放量一直“保持平稳或呈下降趋势”。根据“十五五”规划，实现气候目标仍将是未来五年中国政策的关键驱动力。最新规划中的气候与环境章节呼吁中国“统筹（经济）发展和减排”，并“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十五五”规划在回顾“十四五”规划时称，中国已实现17.7%的碳强度降幅，略低于18%的目标。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iGDP）的分析指出，受多种因素影响，“十四五”规划中的碳强度降幅与2025年预期目标尚有差距，但在能耗强度削减及可再生能源装机等指标上，中国已超预期完成，为后期绿色转型打下了坚实基础。2025年7月27日，广西桂林，平乐县二塘镇工业集中区东区标准厂房屋顶，太阳能光伏板整齐排列，被阳光映照得呈现深蓝色调。清洁能源：减少排放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能源智库Ember高级分析师杨木易向澎湃新闻表示，此次新规划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中国在推进碳中和时，其目标并不仅仅是能源结构调整，而是要把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重新建立在清洁能源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这不仅是一个能源转型的问题，而是中国所提出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绿色转型’。考虑到中国经济体量之大、能源系统之复杂，再加上当前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国内发展阶段面临的多重挑战，在这样背景下推动如此大规模、系统性的绿色转型，本身就是一项非常难能可贵、也极具雄心的工程。”杨木易说。“十五五”规划中，继续呼吁中国在2030年前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并继续增加“风光水核”装机容量。为履行国际承诺，该规划设定了到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25%的目标，高于2025年的略低于21.7%。规划提到将继续扩大巨型清洁能源基地的规模，这些基地在过去五年一直是太阳能和风能发展的关键驱动力。这些基地既包括西北部沙漠基地，也包括重点建设的位于西南地区水力资源丰富省份的基地，将太阳能、风能和水力发电相结合。芬兰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CREA）中国分析师秦旗表示，整个规划都非常重视清洁能源的作用，不仅在能源转型和排放方面，而且在经济增长方面。规划继续大力支持风电、光伏、水电、核能、储能、智能电网、跨省输电和零碳园区等，说明未来中国能源政策的主线仍然是增强清洁能源的供给能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仍然是一项关键目标。新系统应能够整合大量可变风能和太阳能，并以储能、智能电网、跨省电力交易和大规模输电为核心。这包括“大力发展”电池储能技术，以及建设100吉瓦的抽水蓄能电站。除了电力系统本身，规划还指出氢能和核聚变是潜在的经济增长新动力。就氢能而言，重点在于发展配套基础设施，并将氢能整合到工业、交通运输燃料和能源系统中。核聚变被强调为一项前沿技术，表明中国雄心勃勃地希望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下一代能源技术商业化竞赛中占据一席之地。秦旗指出，从“十五五”规划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工业脱碳和新型电力系统正逐渐从“目标”走向“基础设施建设”的实质性阶段。规划中重点提到了零碳园区、零碳运输走廊、非化石能源十年倍增行动、新型电力系统、大力发展新型储能。零碳工业园区是实现工业能源脱碳的一项重要举措，包括为工业厂房直接供应清洁电力和绿色氢气。建设零碳交通走廊是一项新举措，旨在改善繁忙交通路线沿线的快速充电和电池更换基础设施，从而实现货运和客运的电气化。此前，去年公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拟在未来三年内将充电基础设施规模扩大一倍。“这意味着在未来五年，中国不仅仅是要继续新建光伏和风电，而是要把能源转型往更深一层推进：进入电网、工业、交通和区域产业布局重组。这个变化意义重大，因为它关系到中国能否把风光装机增长真正转化为排放下降和产业升级。”秦旗说。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PI）中国气候中心主任李硕观察到，此次五年规划并未过度强调对清洁能源或清洁技术行业进行“大水漫灌”式的支持，这与他们之前的预期一致。他认为，政府希望进行调控，防止已过热的制造业进一步过热或出现过度投资。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这对于应对“内卷”问题是一个重要的信号。iGDP的分析则指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五个首提”涉及绿色转型，分别是：首提“未来能源”、首提“绿色燃料”、首提“提质降本降碳”、首提“国家低碳转型基金”和首提碳排放强度指标。政府明确要求“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提及“零碳工业园区”、“零碳工厂”及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绿色新兴产业，构建未来竞争新优势。据行业新闻媒体北极星电力网报道，发展“零碳工厂和园区”一直是许多地方政府实现非化石能源目标战略的核心。规划中也列出了建设更多此类零碳工业园区的呼吁。“十五五”期间，我国力争建成约100个国家级零碳园区，这将成为加速我国绿色转型、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的战略抓手。iGDP近期的研究成果显示，各地涌现的零碳园区正通过整合可再生能源系统、电气化及聚焦新材料新技术的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增长与深度脱碳的双赢。“通过零碳工厂等机制扩大对清洁能源的需求，代表着一种日益“自下而上”和“以市场为导向”的能源转型方式，这将“使化石燃料无立足之地。”杨木易说。2025年12月5日，在江苏省连云港煤炭码头，运输卡车正在转运电煤。促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在2030年前达峰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了国家及地方对能源安全的考量，但中国扭转煤炭消费增长趋势的决心并未改变，统筹“发展安全”与“绿色低碳”将成为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明确提出要在2026-2030年期间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这是此类措辞首次出现在顶层规划文件中。根据新华社2月的报道，我国煤炭消费可能在2027年左右达峰，石油消费在2026年左右达峰。《碳简报》分析指出，规划继续支持“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但并未提及煤炭消费的上限或达峰时间表，“十五五”期间，我国有望重启煤耗总量控制工作。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则指出，“地缘政治局势加剧了各级政府对能源安全的担忧”，并补充说，这造成了“煤炭减排的不确定性”。尽管如此，规划仍然非常重视燃煤电厂的改造。呼吁建设生物质掺烧、绿氨掺烧等煤电机组改造“示范项目”。分析认为如果燃煤电厂被用于灵活应对用电高峰并弥补清洁能源供应缺口，那么此类改造可能会促使燃煤电厂降低利用率，从而减少排放。规划还呼吁“全面实施煤化工低碳化改造项目”。煤化工行业是过去一年排放增长的主要来源。然而，煤化工行业仍可能是中国煤炭开采行业的主要需求来源，在规划中，煤制油气基地被列为提升国家“安全保障能力”的“重点领域”。规划还指出，造纸、食品和纺织行业的燃煤锅炉和工业窑炉应被“清洁”能源替代，推动煤炭消费量替代达到每年3000万吨。王晓军特别提到了煤炭大省山西的情况。作为全国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山西在“十五五”期间将面临全国煤炭消费达峰与“碳双控”制度的双重硬约束。一场艰巨的转型考卷已经摆在山西面前，不拖中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后腿只是及格，而要想考出优异成绩，必须将目光放到煤炭以外，找到更新的“非煤”发展路径。王晓军表示，接下来的五年给山西提供了一个实现既安稳又华丽转身的历史机遇，在摆脱“一煤独大”依赖的同时，实现绿色能源、算力、生态、农业、康养等多个产业的百花齐放。山西的成功不仅是对中国实现碳达峰、为碳中和做好铺垫的贡献，更是对全球其他资源型地区实现和谐平稳转型的重要启发。“山西正在填补煤炭消费达峰后的增长缺口。这种多业并举的模式，核心目标是提升非煤产业的贡献率，确保我们在减少煤炭依赖及推动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的过程中，依然能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这才是山西真正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王晓军说。iGDP则进一步指出，实现“双碳”目标，关键点和难点都在于能否真正落实，顶层目标需要转化为各地方行之有效的具体行动。“十五五”期间，我国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全面转型，并将其纳入地方政府碳考核，这是“十五五”期间最具变革性的治理创新之一。若能严格执行碳排放双控制度，这将建立起以往能耗强度指标中未能实现的问责机制。中国未来五年如何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与此同时，清洁能源技术在中国经济升级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多个“新能源”领域被列为其产业政策的关键。被提及的领域包括智能电动汽车、“新型太阳能电池”、新型储能、氢能和核聚变能。李硕表示：“中国清洁技术的发展，而非传统的行政性气候管控，正日益成为减排的主要驱动力。”他补充说，加强中国清洁能源产业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其气候目标正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秦旗表示，中国未来五年很可能仍是全球能源转型最重要的增量来源。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碳排放国，同时也是最大的清洁技术产地，中国在未来五年将继续借助自身的产业规模、制造能力和基础设施投资，深刻影响全球清洁技术的成本、供应链和扩张速度。“从规划中可以看到，中国希望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作用，并把可负担的清洁能源技术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提供给全球各国。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并非依靠激进的目标设定，而是主要通过技术供给、基础设施和标准的输出。但与此同时，若中国在未来五年建立更清晰的化石能源减退路径，将增强其国际气候可信度和领导力。”她说。秦旗进一步指出，结合当下中东地区的冲突对全球能源的冲击，中国未来将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扮演一个更关键、更复杂的角色。冲突和随之而来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扰，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政策制定者现有的理念：减少对外部油气通道的依赖，不仅是气候问题，更是国家能源安全问题。在这种局势下，能源转型大概率将发展成为安全驱动的转型，也就是说新能源、电气化、绿色燃料和其他清洁能源技术将被视为降低油气进口脆弱性、提升战略韧性的手段。中国将更坚定地推动非化石能源替代，尤其是在电力系统、工业热源替代、交通电动化和合成燃料等方向。与此同时，中国的转型模式或将成为全球南方国家更现实的样本，通过扩大本土清洁能源供给、降低进口燃料依赖、发展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来实现安全、增长和减排三者兼顾。杨木易也表示，当前中东局势再次提醒世界，全球能源体系仍然高度依赖化石燃料贸易，而这些贸易往往集中在少数地缘政治高度敏感的地区。对于许多亚洲经济体来说，这意味着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外部能源供应安全的制约。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进能源转型不仅仅是一个气候问题，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经济安全和发展战略问题。中国正在通过推动经济发展清洁化，逐步实现对化石能源的战略性卸载。一方面，中国在加快建设以风电、光伏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另一方面，也在推动工业电气化、绿色燃料以及零碳产业园等新模式，尝试把未来的工业增长建立在清洁能源基础之上。杨木易从全球视角分析认为，中国的能源转型可能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把“梯子”，帮助它们推进自身的脱碳进程。这把“梯子”首先体现在可负担性上。凭借庞大的产业规模和强大的制造能力，中国大幅降低了太阳能电池板、电池、电动车等清洁技术的成本，使得许多亚洲发展中国家得以跨越高昂的门槛，更顺利地推动清洁能源的大规模部署。其次，这也是一把可供学习的“梯子”。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能源与工业系统的运作者，中国在快速推进绿色转型的同时努力维持系统稳定。这一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与教训，对东南亚及其他快速发展的经济体而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更为根本的是，中国正在开辟一种新的可能性。作为一个曾高度依赖化石能源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国本有理由继续沿袭旧路，但它如今正主动尝试通过清洁电气化、零碳产业园等新型模式，重塑工业经济的基础。这一探索为许多亚洲国家拓宽了对未来发展路径的想象空间——更深层次的工业化与气候目标并非必然对立，而是可以并行推进的。“如果这些探索能够成功，它不仅会改变中国自身的发展模式，也可能为全球特别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新的参考路径——在保持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的同时，实现能源体系的深度转型，从而降低对地缘政治高度敏感的化石能源供应链的依赖。”他说。

潘家华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教授2023年11月，第28届联合国迪拜气候变化大会达成“阿联酋共识”，明确推动全球能源系统转轨、逐步脱离化石燃料；2025年9月，中国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量化了从2020年化石能源占比80%以上，到206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80%以上的转轨零碳发展的阶段性指标。党中央关于“十五五”规划的建议提出，建立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转轨零碳，必定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范式的新标杆，也将是2026年开启的21世纪第二个25年全球转型发展的关键表征。中国的零碳转型并非光伏、风电、动力电池等单一技术突破，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国民经济产业链体系颠覆性重构。传统国民经济体系架构于化石能源产业链之上，各环节承载巨额固定资产投资、就业岗位及技术研发服务，经济社会系统的运行对化石能源形成深度“碳锁定”。而以风电、光伏为主体的零碳能源产业链，涵盖设备制造、安装使用、电力生产、储能及终端用能产品制造，体系完整、业态全新，可完全独立于化石燃料，满足经济社会运行与民生福祉需求，从根本上替代传统化石燃料产业链。例如，光伏产业，从上游组件设备制造，到中游金属支架、储能电池生产，再到下游充电桩、电动汽车等终端设备，各环节均有研发、生产、投资、就业等系统性需求，构建起以风电、光伏为主体的全新零碳能源国民经济体系。肇始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中国是后来者；发轫于当代的零碳转型，中国已然是先行者。光伏领域，中国累计装机占全球50%以上，2025年新增装机315吉瓦，超欧盟截至2024年底累计总量，是美国同期的1.77倍。中国储能电池、电动汽车的产能与产量均占全球50%以上，得益于规模化生产与技术创新，光伏度电成本从2010年的$0.37陡降至2024年的不足$0.04（下降90%），风电度电成本下降70%，储能电池成本减少95%。2025年，中国电动汽车国内市场渗透率达50%，全口径风、光、生物质发电新增量占全社会新增用电量的97.1%，煤电占比从2020年的超60%降至50%。从化石能源电站到风光电站、从燃油车到电动汽车、从加油站到充电桩，整个国民经济架构与业态正经历颠覆性重塑。零碳经济转型对国民经济核算和民生福祉测算带来严峻挑战。在技术进步与人工智能赋能下，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提质降本，竞争力凸显，如电动汽车运行费用可低至燃油成本的1/10。光伏电力作为一次能源，运行成本近乎为零；而煤电作为二次能源，需持续消耗大量煤炭，成本高昂且因产生大量“增加值”计入GDP。传统和全新零碳能源两套经济体系的GDP统计差异显著，导致“福祉提升而经济统计价值量下降”的失真，使GDP、税收等传统经济指标面临结构性“缩水”压力。能源消费统计亦有偏差，如煤电每千瓦时热值约2250大卡，等价于850大卡的风光电能。因此，零碳转型需重构统计范式，从“以能源消耗为基准”转向“以服务价值为基准”，建立基于“有效服务”的核算体系。零碳繁荣的核心，是通过零碳能源充足供给增进民生福祉。随着分布式光伏与储能系统普及，传统“节约能源”理念需要更新：当充裕的电力来自家庭屋顶的光伏供电时，“少开空调”“少开车”的约束性逻辑，将转向“高效智能用能”“享受绿色福祉”的发展型逻辑，绿色文化内涵也从“节制型”迈向“优质型”。零碳经济推动社会财富创造方式从“高碳依赖”向“零碳便捷”转变，为绿色转型注入新动力。中国的零碳转型经验正引领全球转型。“十四五”期间，中国出口的风电和光伏产品累计为他国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中国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太阳能光伏组件出口量，从2022年的60吉瓦激增至2024年126吉瓦，助力其能源转型，彰显中国在“南南合作”中的领导地位。这一“自下而上”的市场驱动模式可复制可推广，为电网基础设施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提供高效转型路径，其工业化、城市化无需重复发达国家耗竭化石燃料的老路，可依托风光可再生能源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的零碳转轨绝非一蹴而就，有时甚至可能出现反复。正如工业革命对农耕经济的颠覆性变革，零碳转轨带来的国民经济体系重构是大势所趋，中国零碳转轨的强劲动能，正引领发展范式整体变革，推动全球各国携手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可持续未来。

作为黔金丝猴、梵净山冷杉全球唯一自然栖息地，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始终坚守生态优先、保护优先的发展理念，以旗舰物种保护拯救为核心，织密全方位、立体化保护网络，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在野生动植物保护事业中交出了独具贵州特色的优异答卷。（梵净山黔金丝猴 丁宽亮摄）（梵净山冷杉 李鹤摄）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地坐落于铜仁市江口、印江、松桃三县交界处，总面积775平方公里，作为武陵山脉主峰，其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孕育了丰富的生物资源，现记录野生动植物792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141种、梵净山特有物种295种，素有“地球绿洲”“生物资源基因库”的美誉。（珙桐 李鹤摄）（梵净山报春花 李鹤摄）从 1978 年建区，到 1986 年晋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从 2018 年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到 2022 年获批创建国家公园；再到 2023 年获评 “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2024 年列入 IUCN 绿色名录并获国家林草局表彰，梵净山生态保护战略地位持续攀升，野生动植物保护实践不断迈向系统化、科学化、全民化。制度筑基，织密全域保护网络。始终以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厉的措施守护梵净山生态安全。铜仁市成立由市委书记、市长任双组长的梵净山保护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构建以《梵净山保护规划（2020—2035年）》为总纲的“1+N”规划体系，完成全域勘界定界工作并设置界碑界桩1400个。出台《铜仁市梵净山保护条例》，设立环境保护法庭、生态保护检察室，构建“法治保障+司法护航”刚性体系，厘清市、县、乡三级权责，深化执法协作和资源管理联动机制，联合开展专项执法50余次。制定落实森林防火网格化管理制度和五级包保责任制，140余名专职护林员实现巡护监测全覆盖，保护管理机制入选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改革推广清单，为黔金丝猴、梵净山冷杉等珍稀物种生存筑牢制度根基。精准攻坚，提升旗舰物种保护质效。聚焦黔金丝猴这一“地球独生子”，梵净山构建起“天+空+地+人”立体化监测体系，精准掌握其种群动态，目前野外种群稳定在850只左右，活动范围持续向周边适宜生境拓展。迁地繁育体系日趋成熟，建成集繁育、研究、科普于一体的黔金丝猴拯救保护基地，人工繁育种群结构持续优化，种群数量实现稳步增长。2025年，贵州省林业局正式印发《黔金丝猴拯救保护规划（2025—2035年）》，为梵净山黔金丝猴保护工作擘画十年发展蓝图。梵净山作为该规划落地实施的核心区域，将推动黔金丝猴保护工作持续提质升级。同时，针对梵净山冷杉这一珍稀植物，持续攻克人工繁育难题，实现了梵净山冷杉的人工扩繁和野外回归，培育种子萌发苗1200余株、扦插苗30株，首次实现120株人工繁育苗原生地回迁，成活率超80%。近年来，梵净山累计新发现物种25种、新记录物种368种，生物多样性丰富度持续提升。（梵净山黔金丝猴 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供图）生态修复，筑牢物种生存根基。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方针，梵净山持续优化黔金丝猴、梵净山冷杉等珍稀物种的栖息环境。完成核心区154户545人生态移民搬迁，彻底消除核心区人为活动干扰；累计赎买黔金丝猴主要活动区人工商品林9925.4亩，种植其喜食树种1155亩，持续提升栖息地质量。实施武陵山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在关键区域建设生态廊道14条、配套安装视频监控7套，打通栖息地隔离带，拓展野生动物生境295平方公里，该工程成功入选2024年全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第二批典型案例。同时坚持“山上做减法、山下做加法”，严格实行旅游“限量、预约、错峰”管理，2025年梵净山区域森林火灾、重大涉野生动植物违法案件、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零发生，森林覆盖率持续稳定在97%。科技赋能，强化科研支撑。深化“科技+保护”模式，成立黔金丝猴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梵净山黔金丝猴研究中心，聘请30余名院士及专家提供智力支撑；2026年1月，贵州梵净山森林生态站纳入第三批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体系，打造“基地+站点+实验室”一体化科研平台。实施“引才+育才”计划，引进紧缺人才11名，现有硕士研究生18名，组建年轻化、专业化科研保护队伍。与20余家科研单位深化产学研合作，实施46项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发表学术论文207篇（SCI期刊收录60篇），授权专利37项，出版专著8部，3项成果获贵州省科技进步奖，为黔金丝猴、梵净山冷杉等珍稀濒危物种保护提供了坚实技术支撑。全民参与，凝聚共建共享合力。梵净山坚持“保护与发展并重”，创新“法治宣传+科普传播+社区共管”模式，推动野生动植物保护理念深入人心。依托“世界野生动植物日”“爱鸟周”等重要节点开展科普“七进”活动，覆盖群众10万余人次；与央视、新华社等主流媒体深度合作，2025年央视《秘境之眼》推出黔金丝猴专题视频5期，总浏览量超6000万人次，还打造“梵净山每日一图”科普专栏，每天向公众推介绍1种梵净山区域分布的野生动植物物种，现已推出748期，有效推动野生动植物保护理念走进千家万户。同时扎实推进公益林补偿金兑现工作，年惠及周边2400余人，大力扶持食用菌及中药材种植等绿色产业发展，推动周边社区群众从野生动植物保护“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实现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民生发展改善互促共进、协同共赢。展望未来，梵净山将聚焦栖息地连片优化、旗舰物种精准保护、智慧监测体系升级三大重点任务，持续推进生态修复、科研攻关与科普宣教，全力守护黔金丝猴、梵净山冷杉等珍稀野生物种，为贵州乃至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贡献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梵净山经验与智慧。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生态文明之光，照亮人与自然和谐之路。最新亮相的两高报告中，中国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将严密法治落到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绿色转型全链条，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这是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微山湖二级坝湿地公园景色（2024年8月13日摄）。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见缝插针的口袋公园，蜿蜒万里的城市绿道，鸟栖鹤舞的大美湿地……“生态颜值”不断提升。多位代表委员认为，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法治护绿的力度与温度充分彰显。围绕长江黄河大保护、秦岭与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啃“硬骨头”；针对违法排污、乱占耕地等群众反映强烈问题，持续发力；聚焦碳市场规范等新领域，精准治理。新时代，群众对生态环境的期望更高，呼声在哪儿，司法触角就伸向哪儿。守护“蓝天精灵”，呵护碧水净土，保护像大熊猫一样珍贵的黑土地，最高法依法惩治环境违法犯罪，审结生态环境资源刑事案件2.4万件，最高检办理公益诉讼4.7万件，追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10.3亿元……2024年10月17日，人们在四川天府新区兴隆湖湖中绿道上散步。新华社记者 王曦 摄代表委员们认为，两高报告反映出司法护航生态的深刻变革：从依法办案到系统治理，新时代生态司法正在实现理念、机制与效能的全方位跃升。“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令代表委员们更感振奋。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委书记范庆华表示，守护生态底线、服务绿色转型，“不敢破坏、不能破坏”的法治威慑力已经形成。中国智慧，也为全球环境保护提供“治慧”。我国设立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和组织2400余个，是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覆盖最广、体系最完整的国家。已有5批55件中国环境司法案例被联合国数据库收录。西安唐城墙遗址公园一角（2025年4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生态保护是“国之大者”，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国家永续发展。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提请审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贺泓代表认为，“典”亮美丽中国，应加快完善配套规则，让良法促善治。大江大河、黑土地，仍是治理重点。黑龙江省海伦市向秋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高向秋代表说，要进一步完善生态损害赔偿机制，让破坏者付代价、让生态修复看得见。代表委员们建议，为高质量发展清障护航，以执法司法联动，聚合区域协同发力，形成全域治理格局。法治为笔，山河为卷。以法之力，持续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这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这部沉甸甸的法典草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用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研读法典草案，我们从中感悟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的生态关切。单独设立“绿色低碳发展编”，对生态保护补偿的制度机制作了规定，加强黑土地保护，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生态功能稳定……翻开法典草案，绿色发展理念处处可见，彰显对“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深刻理解。关于保护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多次精辟阐述。2014年在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详细询问贵州治理石漠化、淘汰落后产能等情况，指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表面上看，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经济存在一定的矛盾，但从根本上讲，两者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2018年至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连续5次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寄语内蒙古转型发展：“不能只盯着‘羊、煤、土、气’，要大力培育新产业、新动能、新增长极”“努力探索出一条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护好“绿水青山”，离不开系统观念。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保护生态环境时提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这里要加一个‘沙’字。”从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到后来把“草”“沙”纳入体系，系统治理的理念一步步拓展深化。这种生态治理的系统思维在法典草案中得到充分体现：将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中有关生态系统保护的规定合为一章；专设“重要地理单元保护”一章，促进实现重要流域区域的整体性保护……法典草案转变以往以单一生态要素为保护目标的立法思路，突出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蓝天、碧水、净土与人民幸福感息息相关。2014年在广东代表团，习近平总书记接连询问珠三角PM2.5、广州市机动车限行限购、东江水质等情况；2019年在河南代表团，得知郑州的空气质量有很大改善，总书记点赞“后来者居上”；2023年在江苏代表团，总书记关心太湖治理：“太湖好一点了吗？”“没有蓝藻了吧？”“环境就是民生”的声音久久回荡：“生态环境保护就是为民造福的百年大计”“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2024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来到十四届全国政协增设的新界别环境资源界，讲述了一个关于北京蓝天的故事。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召开，美丽蓝天令人心旷神怡。当时有人问，这是“APEC蓝”，能持久吗？“我回答他们，这并不是短暂的蓝天，几年后它将是永久的蓝。”说起当年这个细节，习近平总书记语气坚定。时光飞逝，“APEC蓝”已逐渐成为人民生活中的常态。2024年，政协联组会上，听到有委员在发言中表达对新污染物的担忧时，习近平总书记深切叮嘱：“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环境保护任重道远，还要继续抓好。”对新领域污染防治问题作出针对性制度规定，专章规定“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解决“家门口”油烟、恶臭问题……法典草案聚焦百姓反映突出的问题，作出久久为功的长远布局。春风归来早，神州万象新。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是法治的进阶，更是民心的汇聚。在法治护航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长卷，必将从“愿景”化作“实景”。

国务院总理李强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的主要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以下简称《纲要（草案）》）在绿色低碳方面，围绕降碳减污、生态环保等提出5项指标。其中，提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累计降低17%，继续推动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纲要（草案）》分领域阐述了“十五五”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在突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着眼建设美丽中国，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确保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围绕推动“十五五”目标任务落实落地，统筹考虑战略性、牵引性和连续性，《纲要（草案）》提出6方面109项重大工程。在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环境质量提升、生态保护修复提出18项工程。

今年3月3日是第13个“世界野生动植物日”。近年来，我国统筹推进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全面实施野生动植物保护工程，不断完善保护政策法规体系和监测体系建设，推动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取得积极进展。目前，我国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原生境）质量明显向好，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野生动植物种群整体呈现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白旗兜兰百山祖冷杉我国持续完善野生动植物保护法规制度，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调整发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植物及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目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达988种（类）、野生植物约1200种，“三有”陆生野生动物达1924种，保护范围不断扩大。高质量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就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划定首批789处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确定1140处鸟类迁飞通道，建立500余处珍稀濒危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填补了就地保护空缺。同时积极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设立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近600家，扎实开展大熊猫、朱鹮、雪豹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人工繁育、野化放归和救护。设立 2 个国家植物园、3个野生植物重点实验室，布局建设7处国家林草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收集保存2.8万余种野生植物，300多种野生植物回归野外。广泛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合作，认真履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不断加强与亚洲象、虎、雪豹等分布国合作，参加东亚－澳大利西亚鸟类迁飞区伙伴关系协定工作，推动与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鸟类保护合作等。穿山甲大熊猫东北虎最新监测结果显示，大熊猫、雪豹、东北虎、东北豹、朱鹮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增长。穿山甲人工繁育技术取得实质性突破，已繁育出子二代。百山祖冷杉野外种群数量达到4000余株，华盖木增加到1.5万株，白旗兜兰增加到200余株，峨眉拟单性木兰增加到3200株，漾濞槭超过万株，巧家五针松增加到3000株。峨眉拟单性木兰巧家五针松 蔡磊摄漾濞槭 孙卫邦摄“十五五”时期，国家林草局将聚焦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健全完善法规制度和工作机制、稳妥推进大熊猫国际合作和野生动植物履约合作、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科普宣传、主动强化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事业，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雪豹朱鹮今年世界野生动植物日的主题是“药用与芳香植物：守护健康、遗产和生计”，我国的主题是“保护野生植物 开创健康未来”。14家植物园联合特展今天在国家植物园启动，展示我国在药用芳香植物资源本底调查、濒危机制研究及迁地保护等领域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国家植物园主展区集中展示红豆杉、贯众、金毛狗、好望角芦荟、土沉香、石斛等珍稀濒危药用芳香植物的活体植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