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西贝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0次缔约方大会（COP30）期间，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于11月10日在“中国角”“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实践”边会上发表致辞，强调面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诸多挑战，国际社会应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务实行动、公正转型与科技创新四大方向，推动COP30凝聚共识、兑现承诺，为全球气候进程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他指出，应对气候变化不能以牺牲发展和民生为代价，尤其要重视发展中国家在脱贫与能源安全方面的现实需求。当地时间11月10日，COP30在巴西贝伦开幕。本届大会被视为推动全球气候行动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会议期间，各国代表围绕温控目标落实、能源转型、资金支持等议题展开密集磋商。刘振民在致辞时强调，尽管地缘冲突、单边主义及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等挑战叠加，全球气候治理仍应坚定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他强调，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清洁能源产业链，风电、太阳能装机容量提前6年实现国际承诺目标，彰显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与行动力。围绕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刘振民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绿色低碳转型不动摇。他指出，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是解决气候危机的明确路径。虽然国际形势动荡不安，但绿色转型大势已不可逆转。近年来，中国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成全球最大、最完整和最具竞争力的清洁能源产业链，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三新”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18%，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尽管各国资源能源禀赋不同，绿色低碳转型的基础、面临的困难不同，但我们应该坚定转型信心不动摇、行动不停止、力度不减弱，共同迈向更加绿色低碳的未来。第二，坚持务实行动不动摇。他呼吁各国将国家自主贡献转化为具体政策与技术路径，敦促发达国家切实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与技术支援义务。第三，坚持公正转型路径不动摇。刘振民强调，应对气候变化不能以牺牲发展和民生为代价，尤其要重视发展中国家在脱贫与能源安全方面的现实需求。一些国家可再生能源大规模部署应用面临巨大挑战，在一段时间内还离不开传统化石能源的灵活调节和保障支撑作用。尽管“脱离化石能源转型”是大方向，但这一进程应当是公正、有序、公平的。全球气候治理新格局必须包容不同国家的起点、国情和发展路径，消除单边措施，营造公平贸易环境，确保优质绿色产品自由流通。第四，坚持科技创新不动摇。他表示，中国在风电、光伏等领域推动全球度电成本大幅下降，呼吁国际社会共建开放合作的技术生态，将气候挑战转化为增长机遇。刘振民最后表示，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秉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COP30取得实质成果，共同塑造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未来。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10日在巴西北部城市贝伦开幕。本届大会聚焦多项重要气候议题，呼吁全球携手为应对气候危机寻找共同解决方案，加速减少排放，增强气候韧性，推动包容、公正的转型。这是11月10日在巴西北部城市贝伦拍摄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开幕式现场。新华社发（卢西奥·塔沃拉 摄）当天上午，上届大会（COP29）主席穆赫塔尔·巴巴耶夫宣布大会开幕，并根据议程宣布巴西资深外交官安德烈·科雷亚·多拉戈担任COP30主席。多拉戈表示，多边主义无疑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正确道路，希望本次大会能够推动气候行动融入经济活动、创造就业，成为一场真正落实行动的大会。11月10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在巴西北部城市贝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新华社发（卢西奥·塔沃拉 摄）本届大会重点之一是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按照《巴黎协定》，各国需在今年提交新一轮、更具雄心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此外，本届大会将致力于推动战略转型，与会代表将推进实现气候融资目标，采取新措施支持各国适应气候变化，并加快实现公正转型。《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在开幕式讲话中指出，应对气候危机仍然征途漫漫，在减少排放和增强韧性这两方面，全球必须以更快速度奋力前进。他同时强调，各方必须就落实包容、公正转型的具体步骤达成共识，将愿景转化为行动。11月10日，巴西总统卢拉在巴西北部城市贝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新华社发（卢西奥·塔沃拉 摄）巴西总统卢拉在开幕式上呼吁各国兑现气候承诺、加快气候行动，并推动以人为本的气候议程。11月10日，在巴西北部城市贝伦，与会代表进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会场。新华社发（克劳迪娅·马尔提尼摄）主办方早前指出，本届大会将主要关注三个优先事项：加强多边主义和《公约》下的气候机制；将气候机制与人们的实际生活和实体经济联系起来；加快落实《巴黎协定》。据主办方介绍，本届大会将持续至21日，吸引来自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国际组织代表、科学家、企业家、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代表等参会。

茂兰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姚先顿 摄影 本文刊载于《中国科学院院刊》2025年第9期“塑造人与自然可持续的未来——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专刊”——栏目“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中国实践”张颖 1冉景丞2 余登利31 四川美术学院2 贵州省林业科学研究院3 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强调，生物圈保护区是“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场所”，生态保护不应孤立于人的生活世界之外，而应与社区发展、文化延续和教育提升并行不悖。在这一理念指引下，贵州茂兰生物圈保护区坚持以地方多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为基础，将生态伦理、美感经验转化为生态共识与管理机制创新，进而形成一条融合自然保护、文化认同与生计改善的生态文明实践路径。在全球生态危机与发展困境交织的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共识与实践诉求。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提出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将生态系统的修复、生计方式的转型和文化多样性的尊重视为相互嵌套的整体议题。然而，如何应对全球共识在地化的挑战，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落地为具体制度与实践，已成为亟待回应的核心问题。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话语的重要推动者，不仅在政策层面持续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战略，也在基层实践中不断探索文化嵌入式的生态转型路径。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MAB）成员单位的贵州茂兰生物圈保护区，长期围绕MAB将保护区定义为“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场所”的核心理念，坚持在保护自然区域及其蕴藏的遗传种质资源的同时，深入探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底层逻辑，形成了一套具有地方文化根基与制度创新能力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不仅为生态美学、地方知识与社会制度的融合提供了独特的实验平台，也可能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具有实践启发意义的中国方案。茂兰奇迹：“生生不息”的生命本体论喀斯特生态系统的特点是土层浅薄、植被稀疏、结构脆弱，因此对环境干扰高度敏感，生态恢复能力有限。这使得全球喀斯特地区普遍面临生态退化与恢复困难并存的双重挑战，成为生态治理中的重点与难点区域。但在世界喀斯特面临极度石漠化的今天，贵州茂兰生物圈保护区却保存有世界上最大的原生性强、分布集中、生态稳定的喀斯特森林，其森林覆盖率高达89%，被誉为“北纬25°的绿色奇迹”。据不完全统计，保护区内现有3384种高等植物、424种大型真菌、588种脊椎动物、1962种昆虫，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97种，占贵州省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数的39%，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茂兰喀斯特秘境森林奇迹般的存续，并不完全归功于自然演化的恩赐，亦非因为这片区域是远离人类活动的“荒野”。千百年来，布依族、水族、汉族、壮族、瑶族、苗族等22个世居民族与喀斯特脆弱的生态系统相伴相居，繁衍生息。他们不仅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步形成了对土地、水源与生物多样性高度敏感的认知体系，还发展出一套强调资源共享与空间互利的“生生不息”的多物种、多民族协同共生模式。共生：从“物我一致”到“物我同情”茂兰喀斯特秘境是多民族共居的生态空间，各世居族群将生态伦理融入宇宙观、世界观与审美观中，进而形成根植于文化传统的地方生态意识。在“共生”文化无处不在的地方性本体论中，自然与文化之间并无界限，精神与物质也不再是对立的范畴，而是共同参与生成的过程网络。生物多样性（包括种子、遗传基因等）是自然和文化缠绕的行动点，所有“存在”都是关系性的，所有行动者都在与他者的互动中持续地被生成与再定义。世居于峰丛洼地之间的茂兰各族人民，在与复杂地形和多样生态环境的长期共处中，逐渐形成了以“万物有灵”为核心的生态宇宙观，普遍承认自然万物皆拥有自身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这一强调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生态观念认为，人与自然并非彼此隔绝的存在，而是在持续互动中实现共生与同构的存在体。它不仅体现为一种实践理性，更是一种融合身体、情感、感官与环境的审美方式，并深深嵌入各族群世代相传的创世神话之中。例如，苗族古歌中，妹榜妹留从枫木中诞生，产下12个蛋，经神鸟孵化出雷公、龙、姜央（人类始祖）等生灵，生命多样性皆源于自然母体；水族传说牙仙与风神结合，诞生12个仙蛋，化为人类与动物；布依族亦有“龙生水、水养田、田养人”的生态循环神话，其中神树、雷神、地母并非统御自然的神祇，而是自然生命的化身，昭示出人、神、物三者共存的秩序理念。茂兰地区流传的创世神话从不塑造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神圣权威，却总是在反复讲述中确认：人类并非生存于一个与自身截然对立的物质世界中，生命总是叠加嵌合于万物之中、与其他生命共同栖居。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神话叙事中所蕴含的“物我一致”的生命哲理，以及随感而应、心物融通的“物我同情”的审美直觉与情感体验，共同构建起了茂兰地方生态实践的伦理原型。互惠：“文化—生计—生态”的耦合机制由于神话作用于前理性与情感层次，它所承载的意义与功能效力并非来自个体主观意愿的“想象”或“创造”，而是必须通过仪式所激活的集体记忆才能得以维持与传递。在茂兰地区，这类仪式性实践不仅维系了神话的生命力，也使“人与自然同源共感”的生命本体论得以持续生成，并具体化为地方社会的感知方式与价值秩序。通过与生计系统的交织，仪式进一步渗入日常生活，构筑出文化、生态与经济高度耦合的地方性生态秩序。茂兰地区的地方性生态秩序，通过多民族文化体系中的实践差异，呈现出多样化的族群表达。在仪式风俗层面，布依族傩戏中的“祭神树”“祭泉井”仪式，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精灵的敬畏依赖；水族“水书”以节气、物候与禁忌，构建出一套地方生态知识体系；瑶族“种树婚”、苗族“药植祭”则将植物神圣性嵌入婚姻伦理与社会秩序中，强化人与自然的情感联系。在多民族共居的喀斯特生态空间中，地方仪式不仅承载文化象征意义，更作为一种柔性制度嵌入日常生活，通过集体行为规范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协同治理。在生计实践层面，不同族群依据资源差异，发展出错峰协作、资源互补的生态经济体系：布依族精于稻作，水族长于渔养，苗族擅于药植。不同生态专长的空间协同，体现出对自然承载能力的高度适应性。同时，沿山带河的族群聚落格局，不仅顺应了喀斯特地区地貌结构，也有效分散了对生态系统的集中干扰，提升了系统弹性与恢复力。这种多元生计结构与空间布局模式，体现了茂兰地区对环境承载力的高度适应与生态智慧，构成文化持续性与生态稳定性的双重支点。文化嵌入生态、生态支撑生计、生计反哺文化的三元耦合结构，构成茂兰地区人地互动的基本逻辑，也充分体现出人与自然之间的“互惠”机制。这一机制根植于“生生不息”的生命观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赋予自然以平等的生命地位，也为地方生态治理提供了情感认同与行为规范的文化基础，展现出人类与自然共感共生的存在方式。正是在这种基于生命本体论的地方实践中，茂兰呈现出文化与生态协同生成的独特“奇迹”。茂兰模式：建构“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场所”茂兰保护区自1986年设立以来，历经多重身份跃升——从省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到生物圈保护区与世界遗产地，逐步纳入国家与全球生态治理网络。然而，在自然保护区治理初期，由于“围栏式”“堡垒式”管理逻辑占主导，生态保护多以物理隔离为手段，致使地方社会特有的文化基因与生态智慧被边缘化，保护区也陷入了“发展失语”与“文化空心化”的困境。在“人与生物圈计划”理念引导下，茂兰保护区的治理实践开始呈现出范式转型的趋势：由早期封闭的生态隔离模式，转向更具包容性的系统嵌入路径。范式演变的重要转折体现为2007年《荔波共识》和2011年《荔波宣言》的相继发布，它们明确提出“文化多样性促进生物多样性”的治理理念，并将其确立为生态协同治理的核心原则，推动保护策略由单一管控转向多元参与。在该理念的持续嵌入下，茂兰保护区逐步探索出一种以内生知识为基础、社区参与为核心、协商共治为支撑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这一地方经验不仅拓展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技术逻辑，也重构了“地方知识—文化实践—生态过程”之间的互动机制，为建设具有地方性特征的生态治理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基础。制度转型：从“生态隔离”到“协同共生”茂兰生物圈保护区覆盖4个乡镇、14个行政村和88个自然寨，居住着逾万人的世居族群。根据功能区划分，核心区无常住人口，缓冲区包括2个行政村、4个自然寨，实验区则涵盖了3个行政村、35个自然寨，涉及1177户、4509人。族群聚落嵌入保护地空间的高度交织结构，决定了生态治理无法脱离社区的深度参与，其治理成效也与住民行为高度相关。如前所述，在世居族群社会中广义的“保护”理念，通常都被概括为“尊重自然”“照顾事物”或者“做正确的事情”。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是融为一体的，“保护”也是谋生的一部分。然而，由于保护区的早期治理，以“生态隔离”为核心，采用外源性“技术控制”逻辑，视社区为潜在威胁，全面限制其传统资源使用行为；社区住民为了守护政府扶助发展的种养殖业，避免作物和家禽等受到野生动物的破坏，还存在不少用自制的猎枪、铁（竹）铗、绳索、毒药、网具等工具捕杀野生动物的现象，进一步激化了人地矛盾。以“管制—服从”为特征的垂直治理模式，削弱了社区的主体性参与，导致政策实施面临结构性阻滞。直至1996年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后，茂兰引入“人与自然共生”的理念，推动治理范式向协同路径转型，通过实施“牌子共护、资源共管、基础共建、利益共享”的参与式改革，原本作为治理客体的世居住民逐步转变为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力量。机制改革首先要将地方性知识制度化，纳入生态管理流程，实现从行政命令向协商共识的治理转变；其次是通过鼓励社区参与林地巡护、生态旅游与文化节事，将保护行动嵌入日常生活逻辑，同时在建设项目中重视保障社区收益，从而增强制度的可持续性与居民的归属感。这一制度转型不仅重新确立了文化的治理地位，更将其视为制度构建的核心前提。茂兰实践表明，真正可持续的发展路径需从地方社会的知识体系、文化逻辑与生活实践中生成。“文化不是发展的对象，而是发展的主体”。地方文化由此不再是治理的附属维度，而成为驱动生态制度转型的内在力量，是茂兰从“生态隔离”迈向“协同共生”的关键支点。系统跃升：“保护-支撑-发展”的协同路径在“人与生物圈计划”理念的持续引导下，茂兰保护区的生态治理逐步摆脱以物理隔离与技术控制为主的单一逻辑，转向结构嵌套、多元协同的综合路径。通过确立“保护-支撑-发展”三位一体的协同策略，实践行动不断突破“保护-开发”的二元对立，实现生态系统原真性维系、社区能力的制度性支撑与绿色生计的结构性跃迁，呈现出系统重塑、机制更新与价值转化同步推进的复合治理格局。保护：夯实生态本底，构筑共生根基作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与自然遗产地，茂兰始终履行国际承诺，坚持生态优先，持续开展生态系统、生态过程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推进多样化珍稀物种保护，有效稳定了区域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同时，依托美国史密斯热带森林科学中心（CTFS）标准建设的大样地监测系统，建立起涵盖森林、植被、水文、气候等多维科研数据库。茂兰保护区逐步由“生态孤岛”，转型为全球喀斯特生态系统保护的典型示范区和“中国样本”。支撑：搭建知识平台，转化治理机制茂兰以科研监测、知识转译与公众传播为支点，构建生态治理的支撑系统，推动制度改进与多元主体参与。在知识传播层面，保护区通过生态科普活动强化公众认知，同时引入“生态美育”理念，将生态景观转化为可感知的学习场景，推动价值观内化与行为模式重塑，构建起以文化驱动、教育为通道、生态为核心的绿色消费体系。保护区组织“森林探秘”“非遗体验”等低干扰生态旅游项目，在传播生态理念的同时缓解环境压力；通过“保护区+企业+学校+社区”多元协作机制，深化生态文明传播，激活地方经济。2017—2024年，茂兰自然教育参与人数从180人增长至5300人，相关收入扩大逾40倍（图1），显著带动周边村寨旅游和生态文化产业的发展。图1 2017—2024年茂兰保护区自然教育人次及收益情况发展：激活绿色生计，实现系统跃迁生态治理的关键在于构建生态友好型生计体系，回应世居住民现实需求。在传统农业、采集与狩猎活动日渐受限的背景下，茂兰引导社区发展生态兼容产业。1.推动“林间养蜂+林上石斛+林下南板蓝根”等复合种养，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拓展多元增收渠道（表1）。2.推进生态旅游与地方产业融合发展，制定科学规划、明确发展目标、空间布局和重点项目，开发具有地方特色和生态价值的喀斯特观光、珍稀动植物观赏等旅游产品，强化地方价值识别与外部市场联结。目前，旅游业已成为必左、拉桥、尧古等村寨的重要支柱，社区由“砍树烧炭”转为“护林看山”，实现了生态价值的公平共享与可持续转化。为保障世居住民获得实质性收益，保护区同步建立了“保护区+企业+社区”共赢机制，并通过明确收益分配条款，确保社区收入占总收益的50%以上（图2）。3.推动“生态+文化+旅游”的融合路径，将非遗技艺转化为生态文创资源，构建“生态体验—文化传承—产业转型”的闭环链条。随着生态资源逐步从直接开发向间接转化升级，社区角色也由生态压力源转变为生态守护者与共益方，走出一条融合环境伦理、文化记忆与经济动力的系统跃迁之路。表1　2021—2023年茂兰保护区林下种植与林下养殖具体调查数据图2 2008—2023年茂兰保护区游客人数、收入数据统计茂兰的生态治理实践突破了以技术控制为核心的工具理性范式，构建起“保护—支撑—发展”一体化协同路径。通过“生态美育—文化体验—知识转译—制度共建”机制链条，生态保护不仅融入社区日常，也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在此结构中，“保护”夯实生态根基，“支撑”强化制度韧性，“发展”推动绿色转型，三者相互嵌套、协同演化，形成文化嵌入、制度支持与价值转化并进的治理结构，展现出兼具文化根性、地方适应性与系统跃升潜能的生态治理模式。茂兰启示：从“生生之美”走向中国式可持续发展路径茂兰经验并非可直接复制的治理范式，而是对生态文明建构方式的重新理解与本土激发，展现出富有中国智慧的治理思路。它不依赖自上而下的强制机制，却在“地方知识—文化实践—制度设计”的协同过程中，逐步形成兼具文化根性与制度适应性的生态转型路径。面对全球生态危机与治理困境，茂兰展现了以文化认同和生态伦理为内在驱动的可持续变革动能，为“如何在地化推进生态文明”这一关键命题提供了深刻回应。俯身向下：地方经验的治理动能茂兰模式的独特价值不止体现在生态修复成效，更在于提供了反思主流发展路径的认识框架。在生态危机持续加剧的当下，民族生态学强调从地方出发理解人类与自然的共生关系。生态转型的有效实现，需依赖地方社会的知识系统，以生态审美经验为媒介，整合文化认同、制度设计与生计逻辑，构建协同治理框架。在茂兰，文化嵌入的治理逻辑得以充分体现。地方性知识与生态智慧，凝结着对自然节律与环境感知的长期积累，是制度变革的重要文化基因。“俯身向下”的知识立场，通过深入乡野的感知与实践，重申“知行合一”与“格物致知”的中国传统认知路径。这种“美”“用”相融的整体思维，为生态治理的价值建构与制度生成提供了方法论支撑。美美与共：从地方走向未来生态文明不是静态终点，而是动态生成的文化过程。茂兰实践表明，地方知识不仅构成治理伦理的基础，也激发了制度创新的内生动力。“生生不息”的生态观念，通过仪式、禁忌与文化活动，构建起一种嵌入日常生活的生态哲学，实现对资源与环境的柔性规制。“美美与共”并非价值同质，而是在文化差异中寻求制度共识。这一过程充分回应了后发展理论关于“多元世界”（pluriverse）与“在地现代性”（place-based modernity）的思想，主张发展应立足本土文化逻辑，生成多元协同的治理结构。从茂兰出发，我们看到：生态治理的未来路径，必须从地方出发，并在地方生成制度与实践的生命力。以文化为根基、制度为桥梁、伦理为牵引，推动可持续发展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经验走向范式。作者简介张 颖 四川美术学院生态艺术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巴渝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文化遗产、生态艺术与可持续发展、乡土景观等。冉景丞 贵州省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生物多样性保护。

靳乐山 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农业是绿色产业，绿水青山大多是在农村地区，不论是浙江安吉毛竹林的竹产业发展，还是江西婺源油菜花的乡村旅游，“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从一开始就和农业农村紧密相连。我国2024年颁布的《生态保护补偿条例》把生态补偿机制概括为财政纵向补偿、地区横向补偿和市场机制补偿等三大类。农业作为主要是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从事生产的第一产业，天然地和市场机制补偿同构，这是农业开展“两山”转化的产业基础。本文从生态补偿的政策要求和市场机制的本质特性出发，探讨中国促进农业“两山”转化实践的基本条件和激励机制。生态补偿的政策要求中国的生态补偿是指通过财政纵向补偿、地区间横向补偿、市场机制补偿等机制，对按照规定或者约定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激励性制度安排。中国生态补偿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坚持激励与约束并重，坚持统筹协同推进，坚持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国家要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生态保护补偿中的作用，推进生态保护补偿市场化发展，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国家鼓励、支持生态保护与生态产业发展有机融合，在保障生态效益前提下，采取多种方式发展生态产业，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提高生态产品价值。发展生态农业应当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居民参与方式，建立持续性惠益分享机制，促进生态保护主体利益得到有效补偿。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加快培育生态产品市场经营开发主体。国家正建立健全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推进绿色产品市场建设。贵州省黔南州罗甸县羊场梯田 ( 史传鸿 摄 )《生态保护补偿条例》是中国总结过去25年来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实践经验、提炼生态保护补偿有效做法、稳定生态保护补偿各方利益关系、明确各级政府和其他相关方生态保护补偿责任的重要立法成果。生态保护补偿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八项制度之一，《条例》颁布后各级政府财政纵向补偿有了法律依据和责任，地区政府横向补偿有了法律框架和规范，市场机制补偿有了发展方向和空间。市场机制的本质特性市场机制是现代经济体系高效运行的核心逻辑，其精髓在于通过价格信号、竞争与供求关系这三大基本要素的自发互动，实现对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价格信号是市场机制的“指挥棒”和“信息枢纽”。它以一种自运行的方式，综合反映了资源的稀缺程度、商品的供求状况以及消费者的偏好。价格机制无需指令、自动引导生产和消费决策。竞争是市场机制的“发动机”和“净化器”。无数自主决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市场中自由博弈，实现自身利益。供求关系是市场机制的“调节器”和“平衡仪”。供给与需求在市场中动态变化，二者的相互作用直接决定了价格的波动，而价格波动又反过来调节供求，形成一个趋向均衡的闭环反馈系统。这种自发的调节能力，使得市场能够相对灵活地适应外部变化，实现资源的动态优化配置。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依赖于清晰的产权界定、自由进入与退出的市场环境、充分的竞争以及法治保障。同时，市场机制难以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在具有公共物品特性的产业中，必须辅以适度的政府宏观调控与法治监管，以弥补其缺陷，维护社会公平与长期稳定，最终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我国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再次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2025年国务院制定《关于全国部分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进一步把市场机制的作用从商品市场扩展到要素市场。农业“两山”转化的条件农业“两山”转化离不开政策与市场、生态与循环、技术与品牌以及融合与多元等条件。一、政策与市场：双轮驱动的基础条件“两山”转化离不开政府政策引导和市场的协同，这是其实现的制度基础。多数乡村生态产品具有公共性、公益性和外部性特征，优化构建“高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协同体系，以“政府保障制度公平、市场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为原则，是推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陕西省留坝县在全省率先成立县、镇两级两山公司，组建两山集团，搭建“一公司两院五中心”架构，通过资源整合，盘活约10万亩闲置林地、土地，获得银行授信15亿元，为“两山”转化提供了组织保障和资金支持。江西省上犹县则通过VEP（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抵押、交易、变现全过程制度体系，实现全省首单2亿元VEP生态资产权益质押贷款项目落地，走出了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资金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子。二、生态与循环：可持续利用的自然条件健全的生态系统与完善的生态功能是持续提供优质生态产品的基础，生态保护与修复是“两山”转化的自然前提。留坝县严守耕地和生态保护红线，深入推进资源节约保护，推行生态绿色种养模式，该县严格投入品减量施用，推广绿色农资与精准测土施肥，落实化肥控量增效、农药减施增效、兽药减量增效三大行动。重庆市万州区在生态循环方面探索出“猪—肥—果—料”的生态链，93.5%的畜禽粪污得到综合利用，成为41万亩柑橘园的养料来源，实现了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青海省湟源县则立足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重点示范县建设，加快构建草畜平衡、粮饲兼顾、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生态农牧业发展模式。村民在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双龙镇高坡村采摘万寿菊 (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三、技术与品牌：价值提升的创新条件科技创新与品牌建设是提升生态产品价值的重要手段，为“两山”转化提供持续动力。留坝县大力培育“留字号”品牌，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瞪羚企业”分层培育机制，2024年，该县技术合同成交额、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分别增长36.46%、77.78%、100%，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江西省赣州市打造“赣南脐橙”连续11年稳居全国水果类地理标志区域品牌榜首，品牌价值突破700亿元。“赣南茶油”连续8年入选地理标志区域品牌百强榜，首次参评的赣南高山茶，品牌价值即达20.27亿元。重庆市巫山县的脆李品牌价值在2025年攀升至105.17亿元，14万余吨脆李销售额预计可达14亿元左右，品牌赋能效果显著。四、融合与多元：产业拓展的路径条件产业融合与业态创新是拓展“两山”转化路径的重要条件，能够实现生态产品的多重价值。广西融安县板榄镇四平村村民巫相球打造“罗汉果+油茶+金桔+林下养殖”模式，让山地效益在层层布局中充分激活，这种立体种养模式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还形成了良性生态循环。云南省景洪市坚持“林间种、林下采、林中游”，打造“森林+”产业格局，发展“森林+蔬菜”“森林+中药材”“森林+养殖”“森林+生态康养”等多元产业。各地的实践表明，“两山”转化的核心在于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完整链条。从江西省上犹县的VEP核算，到重庆巫山脆李的品牌赋能，再到云南景洪的“森林+”产业，这些成功案例共同勾勒出一幅“百姓富与生态美有机统一”的乡村振兴画卷。随着更多地区探索出适合本地的“两山”转化路径，乡村的绿水青山将不断释放出巨大的经济价值，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农业“两山”转化的激励机制农业“两山”转化需要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来推动。这些机制主要围绕项目与资金引导、市场与金融创新、生态价值量化应用以及社区共建与利益联结等方面，共同激发农业生态价值实现。一、项目与资金激励项目和资金是启动和支撑“两山”转化的关键杠杆，包括财政直接奖补和项目产业扶持。财政直接奖补与激励：许多地方政府设立专项资金，对开展绿色、有机认证的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奖补。例如，赣州市对获得有机认证的合作社给予资金奖励，杭州市对持续持有绿色食品认证的主体和获得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的主体给予数万至数十万元的市级奖补。此外，对使用有机肥、种植绿肥等绿色生产技术也会有投入支持，台州市每年投入约3200万元用于推广配方肥、有机肥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村民在采摘西红柿（王纯亮 摄）项目与产业扶持：中央政府层面通过国家绿色发展基金、EOD（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试点等项目，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产业。地方上则普遍采用支持龙头企业成为“链主”，从而带动整个产业链发展和农民增收。杭州市通过实施国家级、省级项目来推动绿色优质农产品全产业链发展，台州市财政也对入选省级重点培育的产业链和新认定的农业龙头企业给予奖励。二、权益市场与绿色金融激励让生态价值进入市场交易或获得金融支持，能有效提升“绿水青山”的“变现”能力。近年各地创新出生态权益交易和各种“两山”金融产品，极大激励了农业的“两山”转化。生态权益交易：一些地区探索林业碳汇交易，如丹凤县按照国际核证碳标准开发油松林碳汇项目并完成挂网公示，为未来交易奠定基础。延庆区的黑汉岭村也探索了“生态权益交易”模式。“两山”金融产品：针对生态产业融资难问题，出现了“两山贷”等特色金融产品。丹凤县通过开发“两山贷”，累计发放了1.14亿元贷款。安吉县通过资源整合盘活闲置林地、土地，获得银行授信15亿元，为“两山”转化提供了资金支持。三、生态价值标签激励将生态系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价值量化，并使之与考核、补偿等挂钩，是激励基层实践“两山”理论的重要创新。GEP核算与考核：建立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体系，并将GEP增长纳入地方政府或部门的考核评价。丹凤县探索GEP与GDP双考评制度，引导构建绿色发展新格局。GEP结果应用激励：将GEP核算结果直接与生态补偿资金分配挂钩，让保护生态的地方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回报。北京市延庆区率先完成GEP补偿奖励资金兑现，总金额超过2000万元，覆盖了多个乡镇。安吉县也创新开展乡镇（街道）GEP综合奖补，提升基层的生态环境建设及共富产业发展水平。四、社区共建与利益联结激励社区共建与利益联结激励，是确保“两山”转化成果能够惠及广大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它核心解决的是“资源从农民手中来，效益如何回到农民手中去”的问题。社区共建与利益联结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让村民参与到生态价值转化中并分享收益。例如资源与资产入股，将静态资源转化为持续收益。安吉县的“两入股三收益”模式中，村民和村集体可以将山林、土地、闲置农房等资源量化入股到由“两山合作社”统筹的项目中。由此获得租金、薪金和股金三重收益。福建沙县区的“村企农”联营模式中，村集体、村民个人与社会企业共同认购山林股权。村民出资认购后，可按股金获得预分红，并在后续林木砍伐时获得二次分红。以上激励机制在实践中往往相互配合、协同发力，共同推动农业生态优势转化为农业经济优势。

为全面反映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行动和工作情况，向国内外介绍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成效，生态环境部编制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25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度报告》），并于2025年10月29日在生态环境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发布。《年度报告》全面介绍了2024年以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措施和重点工作成效，梳理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新部署新目标，展示了中国减缓、适应气候变化、全国碳市场建设、产品碳足迹管理、政策体系和支撑保障以及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等方面的进展，并阐述了中方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的基本立场和主张。复制链接查看原文https://www.mee.gov.cn/ywgz/ydqhbh/wsqtkz/202510/t20251029_1130962.shtml

王　遥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任玉洁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与发展，远不止于一场生态观念的革新，它更是一场深刻遵循自然与经济规律、主动创造新增长范式的重要战略演进。在此进程中，绿色金融也从最初的理念倡导、局部探索，发展为撬动“两山”转化的重要支点，“两山转化”不断拓展绿色金融的应用场景和市场空间，也推动金融体系自身向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方向演进。“两山”理论下中国绿色金融的二十年发展，是一个通过适应性制度创新以增强金融体系韧性，从而有效应对环境-经济系统复杂性的过程，是制度供给与市场响应在多重政策目标下不断试错与协同演进的结果。驱动与重构：“两山”理论对金融体系的内在要求“两山”理论作为全新的价值理念，正在通过把自然生态环境视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活跃因素。核心在于突破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相对立的传统思维窠臼，揭示了两者互为支撑、可协同共进的内在规律。它重塑着发展的价值排序与目标函数，推动经济社会从追求单一规模增速的路径，转向追求高质量、可持续的新发展范式。全面落实“两山”理念，远非局部性或边际性的政策调整，而是一场深层次、系统性、整体性的发展范式变革。“两山理念”实现的过程，涉及了价值理念重构、政策体系重塑、产业结构转型与技术路线创新。为实现从追求短期经济增长转向注重生态福祉与长远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转变，需要通过生态补偿、资源环境市场建设等政策体系创新，高耗能产业升级与绿色低碳新业态培育的产业结构转型，污染治理、节能降碳等关键技术突破，带来发展模式的变革。而这一系统性变革对金融功能与形态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开辟了新的作用空间。从对金融的本质带来的影响来看：一是拓展了资源配置的客体，从传统意义上的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延伸至包含生态资产、自然资源产权及其未来收益权在内的“绿色标的”；二是重构了定价的逻辑基础，要求将生态环境的正负外部性内部化于资金成本与资产价格之中，推动金融从单一财务回报导向转向综合价值衡量；三是丰富了风险的结构内涵，在传统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之外，需要纳入气候物理风险、转型风险与生态责任风险等新型风险维度。从对金融业态的表现带来的影响来看，这些深刻变化正推动产品与服务模式的持续创新：绿色信贷、绿色债券、 绿色产业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工具等不断涌现，不仅拓展了金融服务的边界，更对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业务流程、风险管控和信息披露提出了体系化调整的新要求。金融体系不再仅是被动适应者，更逐渐成为主动引领和赋能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核心机制。丰收的喜悦（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响应与构建：绿色金融的工具创新与制度韧性的形成一是绿色金融的总体演进。回溯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历程，其演进脉络与“两山”理念的深化实践相伴相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早期阶段，绿色金融更多以“环境金融”形态出现，侧重于将环境风险纳入金融业务的评估与管理框架，体现出较强的合规与风险防控导向。此时，“环境”在金融体系中仍是一个相对外生和局部的约束性变量，其意义主要在于规避由环保问题引发的金融风险。2015 年后，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现了从生态价值观到绿色发展方法论的根本转变。环境不再被单纯视为负担或约束条件，而逐渐被确立为一种新型的、可持续的生产力形态。这一认知飞跃显著拓展了绿色金融的功能边界：其服务重心从末端治理向前端的绿色产业培育、生态资源价值转化和全社会低碳转型全面延伸，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方式也从被动规避风险转向主动赋能价值创造。这一系统性演进是政策与市场双轮驱动的结果。一方面，市场机制不断成熟，生态环境要素通过产权界定、生态产品经营和碳定价等机制，逐渐转变为可计量、可交易、可抵押的生产性资产，从而激发多层次、大规模的绿色投融资需求。另一方面，国家及地方密集出台一系列绿色金融政策，建立健全标准体系、 激励约束与风险管理机制，显著提升了市场预期和制稳定性，共同推动绿色金融从理念倡导走向市场实践、从边缘探索走向经济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二是绿色金融的市场响应。绿色金融的市场响应是绿色金融切实支持“两山”理念落地转化的重要表现。也深刻反映着经济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与发展成效。从市场规模来看，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已实现跨越式增长，2025 年二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 42.39 万亿元，比年初增长 14.4%，上半年增加 5.35 万亿元（数据来源：人民银行《2025 年二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 向统计报告》)，在贷款余额中占比从 2020 年的 6.9% 上升至 15.78%。绿色债券方面，自 2016 年至 2025 年一季度，绿色债券累计发行超 4.6 万亿元。截至 2024 年末，绿色保险业务保费收入 3331 亿元，赔款支出 2014 亿元，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积极开展产品创新……这一量的扩张背后，实质是经济“含绿量”的显著提高，也反映出金融资源正系统性地加大对绿色低碳领域的配置，成为“两山”转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资本支柱。从金融产品特点角度来看，涌现出一批与生态资源价值实 现深度融合的特色金融工具，其核心在于通过金融机制创新，识别、定价并盘活传统金融体系未能有效覆盖的生态资产。例如， 基于林权、水权、排污权、碳汇收益权等环境权益抵质押的专项贷款，其创新关键在于实现了从“实物资产”抵押向“环境权益”质押的转变。金融通过参与权益定价、创设标准化质押登记和流转机制，使非标、不易分割的生态权益成为合格押品，从而为权利人盘活存量生态资产提供了流动性支持。再如支持生态修复与产业融合的 EOD（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融资，其独特性在于顺应生态系统性与产业发展一体化的规律，运用整体性、结构化的融资设计，将正外部性显著的生态修复项目与未来可产生稳定现金流的关联产业（如文旅、康养、新能源）进行捆绑开发，通过项目间内部交叉补贴和未来收益共享机制，破解了纯公益类环境项目融资难的问题，实现了生态价值的自我造血式转化。三是绿色金融的机制构建。绿色金融的机制构建是系统响应“两山”转化内在要求、矫正环境领域正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并引导资本有序流向绿色领域的关键制度支撑。这一体系通过多层次、跨部门的系统性制度创新，显著提升了绿色金融服务的效率、规模与可持续性，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提供了坚实的金融治理基础。从金融系统内部的机制建设来看，我国构建起以政策框架为引领、标准体系为基础、信息披露为支撑、激励相容机制为驱动的综合治理体系。系列绿色金融标准明确了“绿色”的技术界定，有效抑制“洗绿”行为，为金融市场识别真正符合“两山”理念的项目提供了清晰、统一的甄别依据；监管机构持续强化对金融机构及融资主体的环境信息披露要求，借助强制性、半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的信息公开机制，提升绿色金融市场的透明度，从而提升绿色资产定价效率和资源配置效能；金融管理部门通过绿色金融评价机制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等，实施审慎监管、降低绿色融资的边际成本。从跨政策协同视角看，“两山”转化的复杂性与强外部性特征，要求突破传统部门隔阂，实现金融政策与产业、财政、环境政策的系统耦合以及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如在数据治理方面，部分地区生态环境部门、气象机构与金融管理部门积极建立数据共享机制，金融机构可接入企业环保信用评价、污染源监测、气候风险等关键数据，提升环境风险的量化、评估与管理能力。在政策工具协同方面，多地建立的绿色贷款财政贴息、风险补偿基金及担保机制，公共资金通过分担风险与降低融资成本，有效激励商业性金融机构扩大绿色资产投放。在战略规划层面，绿色金融目标被深度嵌入区域产业发展规划、能源战略与生态环保实施方案，实现产业绿色转型与金融服务供给在战略层面的统一。由此形成“以绿色规划引导产业布局、以产业政策明确金融需求、以金融支持加速项目落地”的良性循环机制，从源头上提升“两山”转化的制度效能与可持续性。贵州㵲阳河上赛龙舟(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协同与演进：“两山”理论的金融协同实现路径展望未来，“两山”理论的深化实践，要求构建金融与生态协同共生的实现路径，通过制度创新与市场激励有机结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一是时间维度，正视短期困境与长期价值，遵循发展规律，破题制度壁垒与市场阻力。任何发展范式的根本性转变均伴随结构性阵痛，在金融领域则表现为短期现实约束与长期价值实现的辩证统一。在困境方面，如环境权益确权、评估与流转机制不完善，生态资源作为合格抵质押物存在估值难、流转慢与处置难问题，抑制金融机构资产配置意愿；生态项目正外部性强、回报周期长、现金流不确定，与商业金融的流动性、盈利性要求形成内生冲突；绿色技术创新的高风险性与市场成熟度不足，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与信用风险。这些制度与市场壁垒，本质是旧发展路径依赖与绿色新范式间的摩擦。但长期而言，生态稀缺性将推动其经济价值呈指数级提升，市场规律自身亦加速价值显化。环境约束收紧与绿色偏好增强，将系统性推高污染性资产成本与风险，而清洁低碳资产则因政策预期稳定及转型风险较低获得市场溢价，驱动资本自发向绿色领域再配置。为此在实现短期困境向长期稳定发展转化的过程中，仍需政策与市场协同发力，以政策调整矫正市场失灵、稳定预期并构建公平交易环境，以市场创新优化风险定价和引导耐心资本。二是从工具维度，统筹金融优势与新兴要素，利用发展新势能支持金融创新。推动绿色金融深化发展，需统筹发挥传统金融体系的既有优势与新兴关键要素的创新动能。如传统金融在服务大规模、标准化产业方面已形成成熟模式，其规模化的资金动员能力、高效的风险定价机制和广泛的渠道网络，在支持重大绿色基础设施和规模化可再生能源项目中仍具核心价值。进入新发展阶段，面临新形势、解决新问题，更需用好数据、科技、知识产权等新兴生产要素。如数据作为新型资产，可通过环境监测、碳足迹追踪和生态资源统计，显著提升金融对绿色项目效益的核算精度与风险识别能力；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能够赋能绿色资产溯源、环境信息披露验证和 ESG 评级建模，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改善融资效率；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金融化体系的构建，则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质押融资、证券化等多元化融资路径。 这些要素不仅重塑生产要素组合方式，更深刻提升了金融履行资本配置、风险管理和价格发现功能的本质能力，从而系统赋能“两山”目标的实现。三是从路径维度，平衡局部试点与系统整合，在构建体系化生态中释放更大动能。在绿色金融的制度演进中，平衡局部试点与系统整合是构建高效生态体系的战略路径。当前，各类地方性创新试点虽提供了多样化的实践样本，但也暴露出规则碎片化、市场分隔化和数据孤岛化等问题，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与协同效应。未来必须从“分散创新”向“系统构建”转型，核心在于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以制度性整合释放发展新动能。 包括要建立统一的环境权益市场体系，形成具有价格发现功能和流动性的公共交易平台；构建标准化的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实现数据的互联共享与监管协同，打通环保、气象、能源与金融部门间的数据壁垒等。通过系统整合，利用统一规则降低制度成本，标准数据提升风控效率，规模市场吸引长期资本。最终形成“地方试点—经验提炼—系统整合—反哺地方”的正向循环机制。

俞海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工业文明在创造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因其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使全球深陷生态危机。如何破解保护与发展二元对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协同，不仅是困扰世界各国的难题，也是21世纪初浙江遭遇的“成长中的烦恼”。在此背景下，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这一论断绝非简单的环境保护口号，而是蕴含着深刻哲学思辨、深远战略眼光和丰富实践路径的生态文明思想，标志着对人与自然关系规律性认识的一次伟大飞跃。今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二十周年，本文在理念溯源的基础上，从理论创新、实践伟力与范式转型三个维度进行深入阐释与系统梳理，有助于深化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发展逻辑、实践逻辑的认识，亦可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贡献中国智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回溯与生成逻辑21世纪初，浙江经过二十多年努力，形成了具有广泛影响的“浙江现象”“浙江奇迹”和具有示范意义的“浙江模式”，扭转了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处在全国相对落后位置的局面，但也率先撞上了发展的瓶颈与天花板，“经济腿长、生态腿短”的尖锐矛盾把浙江推向传统发展方式临界点，为新理念的破土而出提供了历史契机。2003年8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广泛调查研究后首次用“绿水青山”“金山银山”两幅意象概括人类环保认识三阶段：从“只要金山银山”到“只考虑自己的小环境、小家园而不顾他人”，再到“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完成了对西方“先污染后治理”路径的超越。2005年8月15日，在余村座谈会上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8月24日，在《浙江日报》上发表《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一文，“也是”透露出习近平同志在理论初创期的严谨与审慎——既宣告生态优势可转化为经济优势，又留下继续检验与升华的空间。此后，习近平同志在丽水、衢州、杭州等多地调研，推动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从“也是”向“就是”跨越。2006年3月23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时提出“两座山”关系认识的三个阶段，把“既要—也要”的兼顾论升级为“就是”的本体论：绿水青山本身就是生产力、社会财富和民生福祉。这一表述完成了三重跃迁：一是从“外部兼顾”到“内在统一”，生态不再只是成本；二是从“后发补救”到“源头动力”，生态优势成为区域竞争的“优质资本”；三是从“地方经验”到“一般规律”，为后续写入党和国家最高文件奠定理论基石。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仙宇屯（杨念 摄）党的十八大后，面对经济总量世界第二、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新矛盾，亟须一种新的发展理念指导。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了逻辑更加严密的“三个重要论断”。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解决“发展不足”；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解决“生态赤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解决“转化路径”。从“兼顾”到“优先”再到“本体”，既一脉相承又层层递进，实现了认识论、价值论与方法论的统一，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提供坚实理论基础，也标志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完成从区域理念到执政理念、从朴素判断到科学体系的历史升华。此后，党中央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上升为治党治国方略。丰富拓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超越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之所以能够在二十年间成为治国之道，根本在于它并非一般性的政策口号，而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发展观以及西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系统重塑与升华。自然力即生产力。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生产力归结为自然力”，劳动只有与自然结合才能形成财富。然而传统工业文明把自然降格为“免费赠品”，导致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脱节，生态危机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否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重新确认自然力是社会总资本的有机构成部分——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体、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可以通过产权界定、价格发现、市场交易转化为交换价值。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碳排放权交易、GEP核算等制度安排，使“自然力”以可计量、可质押、可增值的方式进入国民经济循环，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完善与丰富。从“增长主义”到“优势转化”。经济学通常把增长要素归结为劳动、资本、技术等，生态往往被视为外生约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则把生态优势纳入生产函数的内生变量，提出生态优势到制度中介再到经济优势的转化路径：通过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生态补偿、绿色金融等制度设计，降低生态资产的交易成本，实现“外部性内部化”。这一逻辑超越了西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必须先污染后治理的宿命，也超越了传统可持续发展“兼顾—平衡”的折中思路，形成了“保护就是发展、生态就是资本”的新思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操作方案。系统超越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一是价值论超越。传统可持续发展以“人造资本可以替代自然资本”为核心假设，导致“净自然资本损耗”长期为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强调关键自然资本不可替代，必须通过“占补平衡、增减挂钩”实现零损耗。二是方法论超越。传统环境经济学侧重排污税、末端补贴等事后调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提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前置原则，通过国土空间规划、环境分区管控、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把生态环境约束嵌入生产力布局源头，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周期治理。三是制度论超越。中国构建了包括生态保护红线、河（湖）长制、生态环保督察、生态补偿、绿色金融等在内的最严密法治和制度体系，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落实提供了坚实的体制机制保障，丰富了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工具箱。推动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变革二十年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从浙江走向全国，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引领国际生态文明建设新趋势。污染防治攻坚战接连告捷。2024年重点城市PM2.5降至29.3微克/立方米，连续5年稳定达标。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为90.4%，首次超过90%，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为83.7%，提前达到“十四五”规划目标。长江干流连续5年、黄河干流连续3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Ⅱ类。土壤污染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累计完成造林超10亿亩，森林覆盖率达24.02%，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约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得到有效保护。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处的泸沽湖（杨念 摄）产业腾笼换鸟，绿色动能澎湃。全国累计淘汰落后煤炭产能10亿吨、钢铁3亿吨、水泥4亿吨，45%以上粗钢产能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清洁钢铁生产体系；2024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全球70%，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世界64%，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升至19%，以年均3%的能耗增速支撑年均6%以上的经济增长，能耗强度下降速度全球最快。区域试点百花齐放。生态环境部命名572个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240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地区空气、水环境质量均处于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前列，空气优良天数比例平均达90%左右。34%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率先开展GEP核算，探索出扩绿换金、聚绿成金、借绿生金等多种转化路径。推动形成区域、省域、城市、县域多层级联动的“1+1+N”美丽中国建设实施体系，为全国提供可复制样板。绿色福祉直抵民生。垃圾分类覆盖超4亿家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2000万辆，绿色出行占比达60%，全国3500万名生态环保志愿者活跃一线；农家乐、民宿、生态采摘等新业态让百姓在家门口端起“生态碗”，吃上“旅游饭”，形成“要我环保”到“我要环保”的全民自觉。回应全球绿色挑战。率先发布落实2030议程国别方案，主办COP15并推动“昆明—蒙特利尔框架”，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170多个合作伙伴、40多国共享中国技术与标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信心与动力。实践雄辩地证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仅重塑了中国，也为清洁美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引领范式变革转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远超一般性的政策理念或发展策略，开拓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道路，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中国方案。重构价值范式。工业文明范式核心是“人类中心主义”与“资本逻辑”的结合，将自然视为征服、索取和资本积累的对象，其价值排序中经济增长居于绝对优先地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完成了一场价值革命，旗帜鲜明地主张“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确立了生态优先的根本原则。这并非否定发展，而是对“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如何发展”的重新定义。它将生态效益纳入发展核心评价体系，使“绿水青山”这一自然资本价值得以显化，推动发展目标从追求单一的物质财富增长，转向追求包括优美生态环境在内的更全面、更高质量的综合效益。这种价值重估，重塑了国家治理逻辑、企业生产逻辑和公众生活逻辑，标志着文明底色的根本性转变。重塑实践范式。传统范式下，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被简化为一种零和博弈的“二元对立”，实践路径往往陷入“先污染后治理”的恶性循环或“保护就不发展”的消极停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供了破解这一悖论的“辩证统一”之道。它并非在两条对立的路径中做选择，而是开创了第三条道路——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前者将生态优势直接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康养产业等，让“风景”变“钱景”；后者用绿色技术革新传统产业，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的经济体系，让“制造”变“智造”。这一实践范式为“两山”转化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将理念落地为可操作、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引领全球范式。近代以来，西方现代化模式及其背后的发展观被视为唯一范本，但其固有的生态弊端已暴露无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与实践，成功打破了这种话语垄断，它源于中国实践，却回应了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难题。它超越了西方环保理念中的“局部治理”“危机驱动”“公益诉求”等特征，展现出一种“整体观照”“发展驱动”和“共赢导向”的东方智慧。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大规模推动绿色能源革命，庄严提出“双碳”目标，这一切都是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范式下的具体行动。这不仅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避免重走老路提供了全新选择，更以一种积极的、建构性的姿态，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系统性方案。

黄宝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张磊楠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贵州对外开放研究院院长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安吉余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二十载春秋更迭，从浙江的千万工程到贵州的喀斯特生态修复，从库布其的沙漠变绿洲到三江源的雪豹重现，“两山”理念已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以“绿色‘一带一路’”为实践载体，向世界递交了一份生态文明转型的“中国答卷”。这场革命不仅重塑了中国的山川面貌，更在世界范围内重构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范式，证明了“两山”理念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从理论溯源、实践创新、全球价值三个维度，阐释“两山”理念从中国经验到全球治理范式的历史性跨越。游客在广西东兴金滩上欣赏朝霞 ( 新华社记者 费茂华 摄 )理论溯源：生态智慧的中国表达“两山”理念实现了思维范式、治理模式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统一，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理论体系。从“矛盾论”到“共生论”的思维范式突破。传统发展观将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视为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而“两山”理论创造性地提出“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的辩证关系。这一论断突破了西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线性思维，该理论认为环境恶化是工业化必经阶段，唯有达到人均收入阈值后才会改善。中国实践证明，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生态资本与经济资本可实现相互支撑、相互转化。中国通过制度创新，将生态保护从成本中心转化为价值创造中心。如贵州省开展单株碳汇、林业碳汇试点、碳票发行、司法碳汇，发挥生态优势，用好“森林碳库”，成功走出了一条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效益的绿色发展之路。从“中国方案”到“全球公约”的治理模式升华。中国通过三大机制将本土经验转化为国际标准，一是指标体系共享，2023年发布的《“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指数》纳入了43个国家评估，覆盖65%的“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成为联合国环境署（UNEP）制定《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评估框架》的重要参考。二是标准体系互认，中欧绿色产品互认体系覆盖光伏、新能源汽车、电池、EPD（环境产品声明）等领域，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欧盟的认证成本显著降低。三是治理体系构建，形成“指标共商—策略共研—成效共评”的治理模式，在中老铁路、中巴经济走廊等重大项目中强制推行生态影响一票否决制。从“政府主导”到“市场驱动”的激励机制创新。中国探索的“生态资产证券化”实践，破解了“环境外部性内部化”的世界性难题。一是碳金融创新，2024年中国绿色债券市场规模达1.76万亿元，其中森林碳汇债券占比逐年提升。二是生态银行试点，福建南平“生态资源运营平台”将碎片化生态资产整合为可交易产品，发放“生态贷”。三是水权交易取得突破，浙江义乌-东阳水权交易是开创跨行政区水权交易先河，水权制度改革的先驱，受到国内外政策研究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实践创新：绿色“一带一路”的系统构建共识共治，重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中国发起的国际合作机制突破传统治理边界。标准共建，推动建立覆盖40国的绿色发展评估体系；平台共享，“一带一路”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接入共建国家数据资源；责任共担，形成“指标共商—策略共研—成效共评”的闭环治理模式。中老铁路的生态廊道智能监测系统，通过红外相机与AI物种识别技术，人象冲突预警响应时间大幅缩短，成为生态保护与基础设施建设协同发展的典范。金融赋能，激活万亿级生态投资。全球绿色金融呈现爆发式增长。债券市场，2024年底全球贴标绿色债券规模超过3.5万亿美元；证券化创新，中国试点森林碳汇证券化，使生态资产具备流动性；风险投资，丝路基金作为基石投资者之一参与TPGRiseClimate基金。中国与沙特合作的“红海新城”项目，通过光伏+储能+氢能一体化技术，实现100%可再生能源供给，年减排二氧化碳近50万吨。数字筑基，构建智慧互联生态网络。科技创新成为绿色转型加速器。智能监测，中老铁路生态廊道系统降低生物安全风险；数据平台，“一带一路”生态大数据平台提供项目评估服务；区块链应用，跨境碳足迹追溯系统实现全生命周期碳核算。中国推动建设的“数字孪生湄公河”项目，通过卫星遥感与AI建模，为流域六国提供水资源管理决策支持，彰显了数字技术对跨国生态治理的赋能效应。消费牵引，培育绿色市场新生态。全球绿色消费呈现三大趋势。一是规模扩张，2024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清洁能源投资金额约为118亿美元，比2023年增长了60%。二是标准互认，中欧绿色产品互认体系覆盖逾万种产品。三是溢价实现，生态认证产品通过绿色品牌实现溢价，贵州茅台的绿色有机认证强化了品牌实现了溢价。截至2025年中，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欧洲市场的占有率已突破10%，并在纯电动汽车领域占有率接近20%，绿色市场日益壮大，生态友好型产品更受欢迎。公约反哺，完善全球治理框架。中国提出的生态治理主张获得国际认同。责任区分，强调发达国家历史排放责任，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COP28）上，督促发达国家兑现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承诺。技术转移，建立绿色技术“一带一路”共享平台。资金支持，设立南南气候合作基金。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中国宣布将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全球赋能，贡献生态治理中国范式。中国生态技术正在影响全球发展模式。基础设施，中老铁路“生态廊道+野生动物通道”设计，保护亚洲象迁徙路径。城市发展，沙特“红海新城”实现零碳旅游，海水淡化采用节能型反渗透+光伏方案，能耗较传统多级闪蒸显著下降；农业转型，中非合作推广生态友好型农业技术，使赞比亚玉米单产提升35%，农药使用量减少50%。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中国方案”正在全球范围内开花结果。全球价值：生态文明的中国贡献“两山”理念提供了破解发展困境的东方智慧，重塑了国际经济社会的发展格局，树立了生态文明的示范效应。破解发展困境的东方智慧。中国提供了一条既要守住生态底线，又能促进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有效路径，通过生态认证体系，中国将“含绿量”转化为“含金量”，生态认证已成为中国产品拓展海外市场的利器。突破壁垒，获得欧盟认证的中国光伏产品出口额呈现增长态势。提升价值，绿色建材认证有助于提升产品价值，实现一定程度的溢价。塑造品牌，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品牌认知度不断提升。重塑了国际经济社会的发展格局。中国通过六大创新实践，正在重塑全球生态治理体系。一是标准制定，发布生态认证标准，包括《陆地生态系统碳汇核算指南》《森林经营增汇技术规程》《造林增汇技术规程》；二是专利技术，持有绿色专利数量占全球22%，其中新能源汽车电池技术专利占比达35%；三是资金支持，截至2024年10月，中国累计投入气候资金超1770亿元人民币，覆盖能源清洁利用、气候预警系统等领域。四是项目引导，我国与42国签署53份合作谅解备忘录，实施近百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五是人才培养，开展300余期培训，内容涉及清洁能源技术应用、碳排放核算等专业领域。六是数据共享，“一带一路”生态大数据平台覆盖超过60个国家。树立了生态文明的示范效应。中国生态文明实践正在改变全球发展认知。发展理念，从单纯追求GDP转向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评价标准，将生态指标纳入政府工作考核体系；商业模式，催生碳汇交易、生态银行等新业态；生活方式，中国绿色消费协会数据指出，2025年我国绿色消费占比达到38%。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前执行主任索尔海姆的评价具有代表性：“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力度之大、成果之多令人震撼，为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全新模式。从安吉余村的竹林到“一带一路”的跨国项目，从中国实践到全球治理，“两山”理念用二十年时间完成了一场深刻的革命。站在“两山”理念提出二十周年的历史节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正面临新的历史使命，一是标准国际化，推动绿色认证体系与ISO标准对接；二是技术普惠化，建立绿色技术“一带一路”共享平台；三是资金多元化，发行绿色主权债券吸引国际资本；四是治理协同化，构建区域生态安全合作机制；五是文化融合化，推广生态文化交流互鉴计划。当生态产品成为全球流通的“硬通货”，当绿色技术成为国际合作的“新纽带”，人类终将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征程。这场由中国引领的生态革命，正在书写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5年年会并讲话。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 摄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16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5年年会并讲话。  丁薛祥表示，“十四五”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本质要求，始终保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定力，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同时，中国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得到进一步提升。  丁薛祥强调，中国将进一步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愿同各方加强团结合作，共同推动全球绿色发展，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一是切实增强信心，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生产力。二是坚守多边主义，全面有效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携手应对环境挑战与气候危机。三是加强交流对话，深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塑料污染治理等合作，确保优质绿色产品自由流通。四是推动公正转型，统筹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消除贫困等目标，增进各国人民共同和长远福祉。中国政府将继续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壮大，为加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本次国合会年会的主题是“坚定全面绿色转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国合会中外委员、中外专家、合作伙伴等约400人参加会议。

吴 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常纪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总体组成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指引了我国从生态保护到生态保护与价值转化双赢的转型之路。在稳妥实施“双碳”战略、全面建设生态文明、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已成为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纵观实践，从东海之滨到长白山区，从武夷山脉到黄土高原，各地立足生态本底和资源禀赋，在制度创新、技术赋能、产业融合、体制改革上不断探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实践中，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仍面临着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难等难题及一些模式难以复制、模式难以持续等问题，亟需通过系统性研究，分地理区域、分发展阶段、分资源类型构建科学方法论体系来解码区域转化路径，探索破题举措，健全“绿水青山”向“金 山银山”转化及“金山银山”反哺“绿水青山”的机制和方法，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一、构建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方法论体系生态产品这一概念及相关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在新时代不断继承和创新的结果。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破解“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核心命题，其实质是通过制度创新、技术赋能、产业融合、地理优化、体制改革将生态系统提供的物质产品、调节服务和文化功能转化为可预期、可量化、可交易、可增值的经济价值。为了全面、深入促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需要构建有效的方法论体系，这既需要解决经济学理论中的外部性内部化难题，也依赖于生态学、地理学、 管理学和数字技术的交叉融合。（一）明晰产权：破解“公地悲剧”的逻辑起点生态产品的公共属性导致其产权界定模糊，进而引发“搭便车”现象与保护激励不足。制度设计需通过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制度，明确生态资源的地理和权属边界，将稀缺的生态要素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可收益的资产。生态产权交易机制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所有权，而是针对需要设置相对独立的生态产品承包权、经营权、抵押权、收益权，构建新型的现代生态产权体系，为市场化抵押、交易、融资奠定基础。（二）市场化定价：外部性内部化的核心机制生态产品的价值在传统市场中常常被忽视或低估，需借助生态补偿等政府和市场调节的机制来实现成本共担与收益共享。基于“环境服务付费”理论，通过建立区域间双向调节机制，可将生态保护的外部收益内部化为经济转移，为跨区域公共产品定价提供理论依据。同时，绿色金融工具进一步放大市场机制效能，将生态产品的远期价值转化为即期资本，打破了传统财政依赖模式。（三）政策完善：促进转化机制持续运行的必要条件制度设计通过考核机制重构或者优化，引导地方政府转向生态优先的发展逻辑，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等指标纳入政绩考核，倒逼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在法律保障层面，通过明确生态产品的法律定义、核算标准与交易规则，构建 “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 的长效机制。（四）生态价值核算：从定性描述到定量评估传统 GDP 核算忽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GEP 核算技术整合生态学、经济学方法，将生态产品分类建立标准化核算体系。借助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工具量化价值，并结合遥感数据动态监测生态系统变化，解决生态产品“度量难”问题，为生态补偿与产业布局提供科学依据。（五）数字化监测：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网络精准监测是价值实现的技术底座。通过融合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检、传感器网络的“天空地”监测体系，可实现生态系统的宏观格局监测与微观问题追踪。同时，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提升数据可信度，解决生态产品“优质不优价”的市场困境。（六）产业融合技术：激活生态产品的多维价值在数字经济时代，物联网、AI、3D 建模、AR 等前沿技术正深刻重塑生态产品的价值逻辑，生态产品的自然属性、文化内涵与功能价值被深度解构并创新重构，催生全新的消费场景与商业模式、这一转型不仅提升了生态产品的市场溢价能力，更构建了“技术+生态+服务”的复合价值体系，推动绿色经济向智能化、个性化、可持续化方向发展。二、全国典型区域和流域丰富多彩的转化路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全国实践中，不同区域基于资源禀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但这些模式也呈现一些共同的规律。（一）制度创新：夯实市场化机制的“四梁八柱”流域补偿机制的跨省域突破。贵州赤水河的实践展现了流域产业共生的独特路径：云贵川三省建立“水质+水量”双向考核机制，按 1:5:4 比例出资设立生态补偿基金，形成“统一 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执法、统一治理”的五省协作模式。茅台集团等企业投资 56 亿元实施赤水河生态修复工程，同步打造“生态酿酒 + 工业旅游”产业链，实现白酒产业与生态保护的深度融合。这种跨省协同模式在全国复制，广东与江 西的东江流域、京津冀的潮河流域相继建立类似机制，形成“上游下游共饮一江水，保护发展同下一盘棋”的格局。资源产权制度的精细化改革。福建南平作为全国林业改革试验区，在林权制度创新上走在前列。通过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体系，将 1200 万亩集体林地转化为可抵押、可交易的资产，累计发放林权抵押贷款 320 亿元，培育出“森林赎买”“竹林碳汇”等创新模式。北京密云区以密云水库为核心，开展水资源确权登记，建立“水量水质双考核机制”， 将 158 平方公里水源保护区的生态价值纳入区域发展核算，引导企业主动参与水源保护，实现了从“政府买单”到“市场定价” 的转变。贵州在赤水河流域推行“河长制 + 警长制”，将水资源、森林资源纳入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范畴，通过精细化产权管理明确生态要素的权责边界，为流域生态产品的市场化交易奠定基础。这些实践印证了产权明晰是市场化交易的前提，正如自然资源部相关数据显示，全国截至 2024 年 4 月，全国已完成近百个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为生态产品“入市”奠定了制度基础。绿色金融工具的多元化创新。浙江安吉发行的全国首单“水土保持收益权资产支持证券”，开创了生态治理与资本市场对接的先河。该产品以县域水土保持项目未来收益为底层资产，募集资金 1.2 亿元用于河道整治，带动社会投资超5亿元。广东深圳设立全国首个“碳中和债券”，募集资金专项用于红树林保护、光伏电站建设等项目，利率较普通债券低 1.5 个百分点，吸引金融机构踊跃认购。（二）技术赋能：搭建数字化核算的智慧平台GEP核算的标准化探索。浙江丽水作为“两山”理论发源地，率先构建起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体系，将森林、 河流、空气等生态要素转化为可量化的经济价值。2023探索开展项目级 GEP 核算研究，创新应用于非法采砂生态损害赔偿领域。市、县两级“1+9”两山合作社正式挂牌成立，并实现实体化运营，正式上线浙江（丽水）生态产品交易平台，累计开展交易 240 笔，交易额 36.81 亿元。推动绿色认证工作，培育绿色产品（服务）认证企业 43 家、发放证书 55 张。这一经验迅速在全国推广，国家发展改革委选取北京、江苏、湖北等 13 个省份开展 GEP 核算试点，北京密云将 GEP 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倒逼乡镇政府从“GDP 崇拜”转向“生态优先”；江苏宜兴建立 GEP 与 GDP 双核算机制，引导企业投资生态修复项目可抵扣税收，实现“环境好”与“经济好”的正向关联。 区块链溯源的全链条应用。福建南平“武夷山水”品牌的成功，彰显了技术赋能的魔力。通过区块链技术为每一片茶叶、每一根竹制品赋予“数字身份证”，消费者扫码即可追溯从种植到加工的全流程，产品溢价率提升 30% 以上，带动 12 万茶农 人均增收 1.2 万元。云南普洱茶产区引入类似技术，建立“区块链 + 物联网”监控体系，实现古树茶产地、产量、流向的精准监管，遏制了市场上的假冒乱象，品牌价值从 2018 年的 600 亿元跃升至 2023 年的 1200 亿元。 空天地一体化的监测网络。安徽新安江流域的“智慧治水”模式堪称典范：整合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检、水质传感器等技术，建立覆盖 1100 平方公里的监测网络，水质监测精度达 98%， 实时预警污染事件效率提升 70%。山东黄河三角洲搭建“天空地海”四位一体监测平台，对湿地生态系统进行动态评估，为生态补偿提供科学依据；湖北丹江口水库建立数字孪生系统，通过模拟水质变化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影响，精准调配生态保护资源，确保“一库清水永续北送”。（三）产业融合：培育绿色经济的增长极生态农业的全产业链升级。吉林长白山的林下经济堪称“点绿成金”的典范：依托 700 万公顷天然林地，发展林菌、林药、林禽等立体种养，培育出“长白山人参”“延边蜂蜜”等地理标志产品，年产值突破 500 亿元，带动 30 万林农脱贫致富。云南哀牢山区通过“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将褚橙、沃柑等特色水果种植与生态保护结合，建立有机种植标准，产品打入北上广深高端市场，亩均收益超 2 万元，是传统种植的 3 倍。 生态旅游的沉浸式体验创新。浙江安吉余村的转型之路早已家喻户晓：从“石头经济”到“生态经济”，通过打造“竹海观光 + 民宿体验 + 文创开发”的产业链，旅游收入占比超 90%，2023 年接待游客 32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 5.8 亿元。 这种模式在全国开花结果：四川都江堰依托青城山—都江堰世界文化遗产，开发“问道青城”“灌县古城”等文旅产品，带动周边 2000 余家民宿集群发展，年旅游收入突破 200 亿元。生态工业的绿色化转型实践。广东佛山的陶瓷产业转型颇具代表性：曾经高污染的陶瓷企业，通过引入清洁能源、循环生产技术，建成全国首个“零碳陶瓷园区”，单位产品能耗下降 35%，废水循环利用率达 95%，产品附加值提升 50% 以上。 江苏苏州工业园打造“绿色制造示范园区”，推行“碳足迹核算 + 绿色供应链管理”，吸引苹果、三星等跨国企业设立绿色工厂。三、各地破解共性难题的措施和方法尽管各地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些成效，有的成效甚至非常显著，但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仍面临“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难”等共性难题，遇到一些模式难以复制、一些模式难以持续等问题，全国范围内的持续创新、持续升级仍需不断跟踪和示范推广。（一）价值核算：从地方试点到国家标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作为衡量生态产品价值的重要指标，当前仍处于试点阶段，各方面的观点不统一，在实践中面临核算标准不统一、核算结果难以运用等困境。由于缺乏统一规范，不同地区在核算对象界定、核算方法选择以及核算流程设计上存在显著差异。比如，部分地区仅将森林资源、水资源等直观生态要素纳入核算，而忽视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调节等隐性生态服务价值；核算方法上，有的采用市场价值法，有的采用替代成本法，缺乏科学的对比与统一，导致核算结果难以横向比较，无法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准确、可比的依据，严重制约了生态产品价值的科学量化与有效评估。针对 GEP 核算标准不统一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研究出台《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 ( 试 行 )》，明确核算对象、方法、流程。北京密云将水源涵养、空 气净化等 12 项生态服务纳入核算，建立“政府主导 + 第三方评估 + 市场认可”的定价机制；浙江丽水开发全国首个 GEP 核算软件，实现市、县、乡三级核算全覆盖，为国家标准制定提供实践经验。就应用而言，因为核算标准不统一，GEP 只是在一 些地方试点，难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考核运用。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认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核算可能仅是转型期不得已的一个举措，目的是提醒各方面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注意生态环境保护，一旦过了转型期，国家进入发达阶段，各方面都重视生态保护后，这一核算就缺乏必要性。（二）金融创新：从政策扶持到市场驱动生态资源具有价值属性，但因其价值评估难度大、风险高、权属界定复杂等特点，面临抵押难的困境。一方面，生态资源的价值受自然条件、市场波动等多种因素影响，难以准确评估，金融机构对其抵押价值认可度低；另一方面，生态资源的权属存在界定不清、流转不畅等问题，增加了金融机构的抵押风险。此外，传统金融产品与生态资源的适配性不足，缺乏针对生态资源特性的金融服务和风险分担机制，导致生态资源难以作为有效抵押物获取融资，阻碍了生态资源向金融资本的转化。江苏宜兴推出“竹林碳汇贷”，以竹林未来 30 年碳汇收益为抵押支持竹产业升级。此外，根据有关报道，湖北咸宁开展“香榧林权抵押贷款”，引入担保和保险提升抵押率；深圳、上海等交易所推出“生态产品抵押融资”业务，拓宽资本与生态资源对接渠道。（三）从区域分割到全国联网我国生态产品交易市场存在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各地交易平台分散、标准不一、信息不畅，导致生态产品交易局限于本地， 难以实现跨区域流动和优化配置。不同地区的生态产品交易规则、监管制度、服务体系存在差异，缺乏统一的交易标准和信息共享机制，使得生态产品在跨区域交易时面临诸多障碍，如交易 成本高、信任度低、匹配效率差等，无法充分发挥生态资源的市场价值，制约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广度和深度。针对交易市场区域性强的问题，国家正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生态产品交易平台。安徽黄山生态产品交易所实现 12 类生态产品交易；浙江丽水“两山银行”整合生态资源形成资产包交易；全国生态产品交易信息系统上线，推动全国统一市场建设。（四）利益分配：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参与生态产品的变现主要依赖政府补偿、传统资源开发等有限渠道，缺乏多元化的市场参与和利益共享机制。政府补偿标准相对固定，难以充分反映生态产品的真实价值；传统资源开发模式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不利于生态保护。同时，市场主体参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积极性不高，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利益分配模式，导致生态产品的潜在价值无法充分挖掘，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难以实现有机统一。针对变现渠道单一问题，各地探索建立多元主体共享机制。吉林东辽县开展水土保持交易，形成“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机制；广东肇庆推行“生态公益林补偿 + 碳汇交易”，增加林农收入，提升生态保护积极性。四、构建全国统一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工作体系的建议站在新的发展阶段，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需要从地方探索迈向全国统筹，构建“制度统一、技术共享、市场联通、利益共融”的现代化工作体系。（一）顶层设计：完善法律法规与标准体系建议归纳总结现有做法，尽快出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法》或者《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法》，明确生态产品定义、 产权归属、交易规则，为市场化运作提供法律保障。国家层面应统一有关生态产品核算标准，建立涵盖陆地、海洋、湿地等生态系统的核算体系，将生态价值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完善干部考核“绿色 GDP”制度。（二）技术支撑：打造智慧化监测与交易平台依托数字中国建设，整合卫星遥感、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建设全国生态产品“一张图”监测平台，实时掌握森林、河流、 湿地等生态资产的动态变化。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升级全国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探索水权、林权、海洋碳汇等多元化交易品种，打造集信息发布、价值评估、交易结算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交易平台，实现生态产品“云端交易、全国流通”。（三）产业升级：培育生态经济的世界级集群在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布局一批生态产品深加工基地，培育“中国森林食品”“中华地理标志”等高端品牌。借鉴瑞士阿尔卑斯山、日本富士山的发展经验，打造一批世界级生态旅游目的地，开发康养度假、自然教育、生态研学等高端产品，提升生态服务的附加值。推动生态与数字经济、生物科技、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融合，培育“生态 + AI”“生态 + 基因技术”等新业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四）区域协同：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合作机制深化新安江、东江等流域的跨省补偿机制建设经验，探索“生 态飞地”“产业协作园”等模式，让上游地区的生态保护成果在下游地区实现价值变现。建立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生态富集地区的对口协作机制，通过“生态采购”“碳汇认购”等方式，形成“东部企业 + 西部资源”“东部市场 + 西部产品”的协作格局。在国际碳交易的架构下，推动“一带一路”生态产品国际交易，将我国的竹制品、中药材、光伏设备等与沿线国家的生态资源对接，构建跨境生态产业链，在全球生态治理中贡献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