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备受瞩目的全国两会审议并通过了“十五五”规划。这份为中国未来发展描绘蓝图的文件，在气候应对与能源转型方面向国内外释放了关键信号，明确强调了对清洁能源发展与能源安全保障的有力支持。作为中国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前的最后一个五年规划，“十五五”规划将决定中国未来五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速度，以及为清洁技术行业提供的政策支持力度。这些政策走向不仅关乎中国自身的绿色转型，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效也至关重要。规划明确提出，在2026年至2030年间，中国将力争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17%，并在未来五年内推动煤炭消费达峰，同时实现每年以可再生能源替代3000万吨化石燃料的目标。《中国日报》报道指出，中国将“积极而稳妥地”朝着目标迈进。针对这份意义深远的规划，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了多位长期关注中国的国际气候与能源组织专家。他们从全球视角出发，深度解读了“十五五”规划对中国及世界的深远意义。在地缘冲突加剧、全球能源安全焦虑上升的当下，中国“十五五”规划释放的不只是国内转型信号，而是在回答一个更大的问题：当世界重新担忧能源安全时，绿色转型还能否继续前进。未来五年，中国能否如期推动煤炭消费达峰、加快清洁能源替代，并将产业升级真正建立在低碳基础之上，不仅关系自身高质量发展，也将深刻影响全球减排进程与发展中国家的转型路径。某种意义上，“十五五”写下的，不只是中国未来五年的绿色坐标，也可能是全球能源转型下一阶段的风向。2025年6月25日，山东威海荣成市北部沿海，成排壮观的风力发电机迎风转动。本文图片 视觉中国 资料图中国新碳强度目标意味着什么？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在“双碳”工作目标中释放出明确信号：“十五五”期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累计降低17%，2026年降低3.8%左右。这一目标设定明确且具有刚性约束，延续了中国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的坚定承诺。亚洲气候行动者总干事王晓军表示，“十五五”期间恰逢中国实现“2030年碳达峰”目标的最后冲刺阶段。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关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更关乎中国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新模式。“这种‘强心、安心、专心、静心’的坚定态度，为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注入了急需的专注力，也为应对关乎人类存亡的气候变化危机提供了‘功在不舍’的坚毅姿态。在全球能源格局动荡的当下，中国的这种战略定力不仅为国内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调，也为全球绿色转型注入了最宝贵的确定性。”他说。英国气候与能源媒体《碳简报》分析认为，规划设定了2026年至2030年间将中国“碳强度”降低17%的目标，但同时也调整了这一关键气候指标的计算方法。从过去的“能耗双控”（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控制）全面转向“碳排放双控”（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控制），并相应调整了核算边界。规划继续展现出对中国清洁能源建设的支持，政府重申了对太阳能、电动汽车、氢能和新型储能等清洁能源产业的支持，并强调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的意愿，希望成为提供价格合理清洁能源技术的“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碳简报》分析称，自2024年3月以来，中国的碳排放量一直“保持平稳或呈下降趋势”。根据“十五五”规划，实现气候目标仍将是未来五年中国政策的关键驱动力。最新规划中的气候与环境章节呼吁中国“统筹（经济）发展和减排”，并“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十五五”规划在回顾“十四五”规划时称，中国已实现17.7%的碳强度降幅，略低于18%的目标。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iGDP）的分析指出，受多种因素影响，“十四五”规划中的碳强度降幅与2025年预期目标尚有差距，但在能耗强度削减及可再生能源装机等指标上，中国已超预期完成，为后期绿色转型打下了坚实基础。2025年7月27日，广西桂林，平乐县二塘镇工业集中区东区标准厂房屋顶，太阳能光伏板整齐排列，被阳光映照得呈现深蓝色调。清洁能源：减少排放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能源智库Ember高级分析师杨木易向澎湃新闻表示，此次新规划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中国在推进碳中和时，其目标并不仅仅是能源结构调整，而是要把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重新建立在清洁能源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这不仅是一个能源转型的问题，而是中国所提出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绿色转型’。考虑到中国经济体量之大、能源系统之复杂，再加上当前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国内发展阶段面临的多重挑战，在这样背景下推动如此大规模、系统性的绿色转型，本身就是一项非常难能可贵、也极具雄心的工程。”杨木易说。“十五五”规划中，继续呼吁中国在2030年前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并继续增加“风光水核”装机容量。为履行国际承诺，该规划设定了到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25%的目标，高于2025年的略低于21.7%。规划提到将继续扩大巨型清洁能源基地的规模，这些基地在过去五年一直是太阳能和风能发展的关键驱动力。这些基地既包括西北部沙漠基地，也包括重点建设的位于西南地区水力资源丰富省份的基地，将太阳能、风能和水力发电相结合。芬兰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CREA）中国分析师秦旗表示，整个规划都非常重视清洁能源的作用，不仅在能源转型和排放方面，而且在经济增长方面。规划继续大力支持风电、光伏、水电、核能、储能、智能电网、跨省输电和零碳园区等，说明未来中国能源政策的主线仍然是增强清洁能源的供给能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仍然是一项关键目标。新系统应能够整合大量可变风能和太阳能，并以储能、智能电网、跨省电力交易和大规模输电为核心。这包括“大力发展”电池储能技术，以及建设100吉瓦的抽水蓄能电站。除了电力系统本身，规划还指出氢能和核聚变是潜在的经济增长新动力。就氢能而言，重点在于发展配套基础设施，并将氢能整合到工业、交通运输燃料和能源系统中。核聚变被强调为一项前沿技术，表明中国雄心勃勃地希望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下一代能源技术商业化竞赛中占据一席之地。秦旗指出，从“十五五”规划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工业脱碳和新型电力系统正逐渐从“目标”走向“基础设施建设”的实质性阶段。规划中重点提到了零碳园区、零碳运输走廊、非化石能源十年倍增行动、新型电力系统、大力发展新型储能。零碳工业园区是实现工业能源脱碳的一项重要举措，包括为工业厂房直接供应清洁电力和绿色氢气。建设零碳交通走廊是一项新举措，旨在改善繁忙交通路线沿线的快速充电和电池更换基础设施，从而实现货运和客运的电气化。此前，去年公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拟在未来三年内将充电基础设施规模扩大一倍。“这意味着在未来五年，中国不仅仅是要继续新建光伏和风电，而是要把能源转型往更深一层推进：进入电网、工业、交通和区域产业布局重组。这个变化意义重大，因为它关系到中国能否把风光装机增长真正转化为排放下降和产业升级。”秦旗说。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PI）中国气候中心主任李硕观察到，此次五年规划并未过度强调对清洁能源或清洁技术行业进行“大水漫灌”式的支持，这与他们之前的预期一致。他认为，政府希望进行调控，防止已过热的制造业进一步过热或出现过度投资。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这对于应对“内卷”问题是一个重要的信号。iGDP的分析则指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五个首提”涉及绿色转型，分别是：首提“未来能源”、首提“绿色燃料”、首提“提质降本降碳”、首提“国家低碳转型基金”和首提碳排放强度指标。政府明确要求“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提及“零碳工业园区”、“零碳工厂”及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绿色新兴产业，构建未来竞争新优势。据行业新闻媒体北极星电力网报道，发展“零碳工厂和园区”一直是许多地方政府实现非化石能源目标战略的核心。规划中也列出了建设更多此类零碳工业园区的呼吁。“十五五”期间，我国力争建成约100个国家级零碳园区，这将成为加速我国绿色转型、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的战略抓手。iGDP近期的研究成果显示，各地涌现的零碳园区正通过整合可再生能源系统、电气化及聚焦新材料新技术的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增长与深度脱碳的双赢。“通过零碳工厂等机制扩大对清洁能源的需求，代表着一种日益“自下而上”和“以市场为导向”的能源转型方式，这将“使化石燃料无立足之地。”杨木易说。2025年12月5日，在江苏省连云港煤炭码头，运输卡车正在转运电煤。促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在2030年前达峰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了国家及地方对能源安全的考量，但中国扭转煤炭消费增长趋势的决心并未改变，统筹“发展安全”与“绿色低碳”将成为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明确提出要在2026-2030年期间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这是此类措辞首次出现在顶层规划文件中。根据新华社2月的报道，我国煤炭消费可能在2027年左右达峰，石油消费在2026年左右达峰。《碳简报》分析指出，规划继续支持“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但并未提及煤炭消费的上限或达峰时间表，“十五五”期间，我国有望重启煤耗总量控制工作。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则指出，“地缘政治局势加剧了各级政府对能源安全的担忧”，并补充说，这造成了“煤炭减排的不确定性”。尽管如此，规划仍然非常重视燃煤电厂的改造。呼吁建设生物质掺烧、绿氨掺烧等煤电机组改造“示范项目”。分析认为如果燃煤电厂被用于灵活应对用电高峰并弥补清洁能源供应缺口，那么此类改造可能会促使燃煤电厂降低利用率，从而减少排放。规划还呼吁“全面实施煤化工低碳化改造项目”。煤化工行业是过去一年排放增长的主要来源。然而，煤化工行业仍可能是中国煤炭开采行业的主要需求来源，在规划中，煤制油气基地被列为提升国家“安全保障能力”的“重点领域”。规划还指出，造纸、食品和纺织行业的燃煤锅炉和工业窑炉应被“清洁”能源替代，推动煤炭消费量替代达到每年3000万吨。王晓军特别提到了煤炭大省山西的情况。作为全国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山西在“十五五”期间将面临全国煤炭消费达峰与“碳双控”制度的双重硬约束。一场艰巨的转型考卷已经摆在山西面前，不拖中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后腿只是及格，而要想考出优异成绩，必须将目光放到煤炭以外，找到更新的“非煤”发展路径。王晓军表示，接下来的五年给山西提供了一个实现既安稳又华丽转身的历史机遇，在摆脱“一煤独大”依赖的同时，实现绿色能源、算力、生态、农业、康养等多个产业的百花齐放。山西的成功不仅是对中国实现碳达峰、为碳中和做好铺垫的贡献，更是对全球其他资源型地区实现和谐平稳转型的重要启发。“山西正在填补煤炭消费达峰后的增长缺口。这种多业并举的模式，核心目标是提升非煤产业的贡献率，确保我们在减少煤炭依赖及推动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的过程中，依然能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这才是山西真正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王晓军说。iGDP则进一步指出，实现“双碳”目标，关键点和难点都在于能否真正落实，顶层目标需要转化为各地方行之有效的具体行动。“十五五”期间，我国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全面转型，并将其纳入地方政府碳考核，这是“十五五”期间最具变革性的治理创新之一。若能严格执行碳排放双控制度，这将建立起以往能耗强度指标中未能实现的问责机制。中国未来五年如何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与此同时，清洁能源技术在中国经济升级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多个“新能源”领域被列为其产业政策的关键。被提及的领域包括智能电动汽车、“新型太阳能电池”、新型储能、氢能和核聚变能。李硕表示：“中国清洁技术的发展，而非传统的行政性气候管控，正日益成为减排的主要驱动力。”他补充说，加强中国清洁能源产业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其气候目标正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秦旗表示，中国未来五年很可能仍是全球能源转型最重要的增量来源。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碳排放国，同时也是最大的清洁技术产地，中国在未来五年将继续借助自身的产业规模、制造能力和基础设施投资，深刻影响全球清洁技术的成本、供应链和扩张速度。“从规划中可以看到，中国希望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作用，并把可负担的清洁能源技术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提供给全球各国。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并非依靠激进的目标设定，而是主要通过技术供给、基础设施和标准的输出。但与此同时，若中国在未来五年建立更清晰的化石能源减退路径，将增强其国际气候可信度和领导力。”她说。秦旗进一步指出，结合当下中东地区的冲突对全球能源的冲击，中国未来将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扮演一个更关键、更复杂的角色。冲突和随之而来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扰，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政策制定者现有的理念：减少对外部油气通道的依赖，不仅是气候问题，更是国家能源安全问题。在这种局势下，能源转型大概率将发展成为安全驱动的转型，也就是说新能源、电气化、绿色燃料和其他清洁能源技术将被视为降低油气进口脆弱性、提升战略韧性的手段。中国将更坚定地推动非化石能源替代，尤其是在电力系统、工业热源替代、交通电动化和合成燃料等方向。与此同时，中国的转型模式或将成为全球南方国家更现实的样本，通过扩大本土清洁能源供给、降低进口燃料依赖、发展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来实现安全、增长和减排三者兼顾。杨木易也表示，当前中东局势再次提醒世界，全球能源体系仍然高度依赖化石燃料贸易，而这些贸易往往集中在少数地缘政治高度敏感的地区。对于许多亚洲经济体来说，这意味着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外部能源供应安全的制约。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进能源转型不仅仅是一个气候问题，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经济安全和发展战略问题。中国正在通过推动经济发展清洁化，逐步实现对化石能源的战略性卸载。一方面，中国在加快建设以风电、光伏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另一方面，也在推动工业电气化、绿色燃料以及零碳产业园等新模式，尝试把未来的工业增长建立在清洁能源基础之上。杨木易从全球视角分析认为，中国的能源转型可能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把“梯子”，帮助它们推进自身的脱碳进程。这把“梯子”首先体现在可负担性上。凭借庞大的产业规模和强大的制造能力，中国大幅降低了太阳能电池板、电池、电动车等清洁技术的成本，使得许多亚洲发展中国家得以跨越高昂的门槛，更顺利地推动清洁能源的大规模部署。其次，这也是一把可供学习的“梯子”。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能源与工业系统的运作者，中国在快速推进绿色转型的同时努力维持系统稳定。这一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与教训，对东南亚及其他快速发展的经济体而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更为根本的是，中国正在开辟一种新的可能性。作为一个曾高度依赖化石能源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国本有理由继续沿袭旧路，但它如今正主动尝试通过清洁电气化、零碳产业园等新型模式，重塑工业经济的基础。这一探索为许多亚洲国家拓宽了对未来发展路径的想象空间——更深层次的工业化与气候目标并非必然对立，而是可以并行推进的。“如果这些探索能够成功，它不仅会改变中国自身的发展模式，也可能为全球特别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新的参考路径——在保持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的同时，实现能源体系的深度转型，从而降低对地缘政治高度敏感的化石能源供应链的依赖。”他说。

潘家华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教授2023年11月，第28届联合国迪拜气候变化大会达成“阿联酋共识”，明确推动全球能源系统转轨、逐步脱离化石燃料；2025年9月，中国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量化了从2020年化石能源占比80%以上，到206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80%以上的转轨零碳发展的阶段性指标。党中央关于“十五五”规划的建议提出，建立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转轨零碳，必定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范式的新标杆，也将是2026年开启的21世纪第二个25年全球转型发展的关键表征。中国的零碳转型并非光伏、风电、动力电池等单一技术突破，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国民经济产业链体系颠覆性重构。传统国民经济体系架构于化石能源产业链之上，各环节承载巨额固定资产投资、就业岗位及技术研发服务，经济社会系统的运行对化石能源形成深度“碳锁定”。而以风电、光伏为主体的零碳能源产业链，涵盖设备制造、安装使用、电力生产、储能及终端用能产品制造，体系完整、业态全新，可完全独立于化石燃料，满足经济社会运行与民生福祉需求，从根本上替代传统化石燃料产业链。例如，光伏产业，从上游组件设备制造，到中游金属支架、储能电池生产，再到下游充电桩、电动汽车等终端设备，各环节均有研发、生产、投资、就业等系统性需求，构建起以风电、光伏为主体的全新零碳能源国民经济体系。肇始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中国是后来者；发轫于当代的零碳转型，中国已然是先行者。光伏领域，中国累计装机占全球50%以上，2025年新增装机315吉瓦，超欧盟截至2024年底累计总量，是美国同期的1.77倍。中国储能电池、电动汽车的产能与产量均占全球50%以上，得益于规模化生产与技术创新，光伏度电成本从2010年的$0.37陡降至2024年的不足$0.04（下降90%），风电度电成本下降70%，储能电池成本减少95%。2025年，中国电动汽车国内市场渗透率达50%，全口径风、光、生物质发电新增量占全社会新增用电量的97.1%，煤电占比从2020年的超60%降至50%。从化石能源电站到风光电站、从燃油车到电动汽车、从加油站到充电桩，整个国民经济架构与业态正经历颠覆性重塑。零碳经济转型对国民经济核算和民生福祉测算带来严峻挑战。在技术进步与人工智能赋能下，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提质降本，竞争力凸显，如电动汽车运行费用可低至燃油成本的1/10。光伏电力作为一次能源，运行成本近乎为零；而煤电作为二次能源，需持续消耗大量煤炭，成本高昂且因产生大量“增加值”计入GDP。传统和全新零碳能源两套经济体系的GDP统计差异显著，导致“福祉提升而经济统计价值量下降”的失真，使GDP、税收等传统经济指标面临结构性“缩水”压力。能源消费统计亦有偏差，如煤电每千瓦时热值约2250大卡，等价于850大卡的风光电能。因此，零碳转型需重构统计范式，从“以能源消耗为基准”转向“以服务价值为基准”，建立基于“有效服务”的核算体系。零碳繁荣的核心，是通过零碳能源充足供给增进民生福祉。随着分布式光伏与储能系统普及，传统“节约能源”理念需要更新：当充裕的电力来自家庭屋顶的光伏供电时，“少开空调”“少开车”的约束性逻辑，将转向“高效智能用能”“享受绿色福祉”的发展型逻辑，绿色文化内涵也从“节制型”迈向“优质型”。零碳经济推动社会财富创造方式从“高碳依赖”向“零碳便捷”转变，为绿色转型注入新动力。中国的零碳转型经验正引领全球转型。“十四五”期间，中国出口的风电和光伏产品累计为他国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中国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太阳能光伏组件出口量，从2022年的60吉瓦激增至2024年126吉瓦，助力其能源转型，彰显中国在“南南合作”中的领导地位。这一“自下而上”的市场驱动模式可复制可推广，为电网基础设施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提供高效转型路径，其工业化、城市化无需重复发达国家耗竭化石燃料的老路，可依托风光可再生能源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的零碳转轨绝非一蹴而就，有时甚至可能出现反复。正如工业革命对农耕经济的颠覆性变革，零碳转轨带来的国民经济体系重构是大势所趋，中国零碳转轨的强劲动能，正引领发展范式整体变革，推动全球各国携手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可持续未来。

作为黔金丝猴、梵净山冷杉全球唯一自然栖息地，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始终坚守生态优先、保护优先的发展理念，以旗舰物种保护拯救为核心，织密全方位、立体化保护网络，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在野生动植物保护事业中交出了独具贵州特色的优异答卷。（梵净山黔金丝猴 丁宽亮摄）（梵净山冷杉 李鹤摄）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地坐落于铜仁市江口、印江、松桃三县交界处，总面积775平方公里，作为武陵山脉主峰，其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孕育了丰富的生物资源，现记录野生动植物792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141种、梵净山特有物种295种，素有“地球绿洲”“生物资源基因库”的美誉。（珙桐 李鹤摄）（梵净山报春花 李鹤摄）从 1978 年建区，到 1986 年晋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从 2018 年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到 2022 年获批创建国家公园；再到 2023 年获评 “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2024 年列入 IUCN 绿色名录并获国家林草局表彰，梵净山生态保护战略地位持续攀升，野生动植物保护实践不断迈向系统化、科学化、全民化。制度筑基，织密全域保护网络。始终以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厉的措施守护梵净山生态安全。铜仁市成立由市委书记、市长任双组长的梵净山保护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构建以《梵净山保护规划（2020—2035年）》为总纲的“1+N”规划体系，完成全域勘界定界工作并设置界碑界桩1400个。出台《铜仁市梵净山保护条例》，设立环境保护法庭、生态保护检察室，构建“法治保障+司法护航”刚性体系，厘清市、县、乡三级权责，深化执法协作和资源管理联动机制，联合开展专项执法50余次。制定落实森林防火网格化管理制度和五级包保责任制，140余名专职护林员实现巡护监测全覆盖，保护管理机制入选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改革推广清单，为黔金丝猴、梵净山冷杉等珍稀物种生存筑牢制度根基。精准攻坚，提升旗舰物种保护质效。聚焦黔金丝猴这一“地球独生子”，梵净山构建起“天+空+地+人”立体化监测体系，精准掌握其种群动态，目前野外种群稳定在850只左右，活动范围持续向周边适宜生境拓展。迁地繁育体系日趋成熟，建成集繁育、研究、科普于一体的黔金丝猴拯救保护基地，人工繁育种群结构持续优化，种群数量实现稳步增长。2025年，贵州省林业局正式印发《黔金丝猴拯救保护规划（2025—2035年）》，为梵净山黔金丝猴保护工作擘画十年发展蓝图。梵净山作为该规划落地实施的核心区域，将推动黔金丝猴保护工作持续提质升级。同时，针对梵净山冷杉这一珍稀植物，持续攻克人工繁育难题，实现了梵净山冷杉的人工扩繁和野外回归，培育种子萌发苗1200余株、扦插苗30株，首次实现120株人工繁育苗原生地回迁，成活率超80%。近年来，梵净山累计新发现物种25种、新记录物种368种，生物多样性丰富度持续提升。（梵净山黔金丝猴 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供图）生态修复，筑牢物种生存根基。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方针，梵净山持续优化黔金丝猴、梵净山冷杉等珍稀物种的栖息环境。完成核心区154户545人生态移民搬迁，彻底消除核心区人为活动干扰；累计赎买黔金丝猴主要活动区人工商品林9925.4亩，种植其喜食树种1155亩，持续提升栖息地质量。实施武陵山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在关键区域建设生态廊道14条、配套安装视频监控7套，打通栖息地隔离带，拓展野生动物生境295平方公里，该工程成功入选2024年全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第二批典型案例。同时坚持“山上做减法、山下做加法”，严格实行旅游“限量、预约、错峰”管理，2025年梵净山区域森林火灾、重大涉野生动植物违法案件、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零发生，森林覆盖率持续稳定在97%。科技赋能，强化科研支撑。深化“科技+保护”模式，成立黔金丝猴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梵净山黔金丝猴研究中心，聘请30余名院士及专家提供智力支撑；2026年1月，贵州梵净山森林生态站纳入第三批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体系，打造“基地+站点+实验室”一体化科研平台。实施“引才+育才”计划，引进紧缺人才11名，现有硕士研究生18名，组建年轻化、专业化科研保护队伍。与20余家科研单位深化产学研合作，实施46项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发表学术论文207篇（SCI期刊收录60篇），授权专利37项，出版专著8部，3项成果获贵州省科技进步奖，为黔金丝猴、梵净山冷杉等珍稀濒危物种保护提供了坚实技术支撑。全民参与，凝聚共建共享合力。梵净山坚持“保护与发展并重”，创新“法治宣传+科普传播+社区共管”模式，推动野生动植物保护理念深入人心。依托“世界野生动植物日”“爱鸟周”等重要节点开展科普“七进”活动，覆盖群众10万余人次；与央视、新华社等主流媒体深度合作，2025年央视《秘境之眼》推出黔金丝猴专题视频5期，总浏览量超6000万人次，还打造“梵净山每日一图”科普专栏，每天向公众推介绍1种梵净山区域分布的野生动植物物种，现已推出748期，有效推动野生动植物保护理念走进千家万户。同时扎实推进公益林补偿金兑现工作，年惠及周边2400余人，大力扶持食用菌及中药材种植等绿色产业发展，推动周边社区群众从野生动植物保护“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实现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民生发展改善互促共进、协同共赢。展望未来，梵净山将聚焦栖息地连片优化、旗舰物种精准保护、智慧监测体系升级三大重点任务，持续推进生态修复、科研攻关与科普宣教，全力守护黔金丝猴、梵净山冷杉等珍稀野生物种，为贵州乃至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贡献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梵净山经验与智慧。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生态文明之光，照亮人与自然和谐之路。最新亮相的两高报告中，中国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将严密法治落到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绿色转型全链条，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这是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微山湖二级坝湿地公园景色（2024年8月13日摄）。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见缝插针的口袋公园，蜿蜒万里的城市绿道，鸟栖鹤舞的大美湿地……“生态颜值”不断提升。多位代表委员认为，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法治护绿的力度与温度充分彰显。围绕长江黄河大保护、秦岭与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啃“硬骨头”；针对违法排污、乱占耕地等群众反映强烈问题，持续发力；聚焦碳市场规范等新领域，精准治理。新时代，群众对生态环境的期望更高，呼声在哪儿，司法触角就伸向哪儿。守护“蓝天精灵”，呵护碧水净土，保护像大熊猫一样珍贵的黑土地，最高法依法惩治环境违法犯罪，审结生态环境资源刑事案件2.4万件，最高检办理公益诉讼4.7万件，追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10.3亿元……2024年10月17日，人们在四川天府新区兴隆湖湖中绿道上散步。新华社记者 王曦 摄代表委员们认为，两高报告反映出司法护航生态的深刻变革：从依法办案到系统治理，新时代生态司法正在实现理念、机制与效能的全方位跃升。“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令代表委员们更感振奋。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委书记范庆华表示，守护生态底线、服务绿色转型，“不敢破坏、不能破坏”的法治威慑力已经形成。中国智慧，也为全球环境保护提供“治慧”。我国设立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和组织2400余个，是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覆盖最广、体系最完整的国家。已有5批55件中国环境司法案例被联合国数据库收录。西安唐城墙遗址公园一角（2025年4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生态保护是“国之大者”，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国家永续发展。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提请审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贺泓代表认为，“典”亮美丽中国，应加快完善配套规则，让良法促善治。大江大河、黑土地，仍是治理重点。黑龙江省海伦市向秋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高向秋代表说，要进一步完善生态损害赔偿机制，让破坏者付代价、让生态修复看得见。代表委员们建议，为高质量发展清障护航，以执法司法联动，聚合区域协同发力，形成全域治理格局。法治为笔，山河为卷。以法之力，持续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这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这部沉甸甸的法典草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用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研读法典草案，我们从中感悟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的生态关切。单独设立“绿色低碳发展编”，对生态保护补偿的制度机制作了规定，加强黑土地保护，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生态功能稳定……翻开法典草案，绿色发展理念处处可见，彰显对“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深刻理解。关于保护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多次精辟阐述。2014年在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详细询问贵州治理石漠化、淘汰落后产能等情况，指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表面上看，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经济存在一定的矛盾，但从根本上讲，两者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2018年至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连续5次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寄语内蒙古转型发展：“不能只盯着‘羊、煤、土、气’，要大力培育新产业、新动能、新增长极”“努力探索出一条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护好“绿水青山”，离不开系统观念。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保护生态环境时提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这里要加一个‘沙’字。”从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到后来把“草”“沙”纳入体系，系统治理的理念一步步拓展深化。这种生态治理的系统思维在法典草案中得到充分体现：将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中有关生态系统保护的规定合为一章；专设“重要地理单元保护”一章，促进实现重要流域区域的整体性保护……法典草案转变以往以单一生态要素为保护目标的立法思路，突出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蓝天、碧水、净土与人民幸福感息息相关。2014年在广东代表团，习近平总书记接连询问珠三角PM2.5、广州市机动车限行限购、东江水质等情况；2019年在河南代表团，得知郑州的空气质量有很大改善，总书记点赞“后来者居上”；2023年在江苏代表团，总书记关心太湖治理：“太湖好一点了吗？”“没有蓝藻了吧？”“环境就是民生”的声音久久回荡：“生态环境保护就是为民造福的百年大计”“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2024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来到十四届全国政协增设的新界别环境资源界，讲述了一个关于北京蓝天的故事。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召开，美丽蓝天令人心旷神怡。当时有人问，这是“APEC蓝”，能持久吗？“我回答他们，这并不是短暂的蓝天，几年后它将是永久的蓝。”说起当年这个细节，习近平总书记语气坚定。时光飞逝，“APEC蓝”已逐渐成为人民生活中的常态。2024年，政协联组会上，听到有委员在发言中表达对新污染物的担忧时，习近平总书记深切叮嘱：“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环境保护任重道远，还要继续抓好。”对新领域污染防治问题作出针对性制度规定，专章规定“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解决“家门口”油烟、恶臭问题……法典草案聚焦百姓反映突出的问题，作出久久为功的长远布局。春风归来早，神州万象新。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是法治的进阶，更是民心的汇聚。在法治护航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长卷，必将从“愿景”化作“实景”。

国务院总理李强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的主要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以下简称《纲要（草案）》）在绿色低碳方面，围绕降碳减污、生态环保等提出5项指标。其中，提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累计降低17%，继续推动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纲要（草案）》分领域阐述了“十五五”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在突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着眼建设美丽中国，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确保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围绕推动“十五五”目标任务落实落地，统筹考虑战略性、牵引性和连续性，《纲要（草案）》提出6方面109项重大工程。在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环境质量提升、生态保护修复提出18项工程。

今年3月3日是第13个“世界野生动植物日”。近年来，我国统筹推进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全面实施野生动植物保护工程，不断完善保护政策法规体系和监测体系建设，推动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取得积极进展。目前，我国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原生境）质量明显向好，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野生动植物种群整体呈现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白旗兜兰百山祖冷杉我国持续完善野生动植物保护法规制度，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调整发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植物及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目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达988种（类）、野生植物约1200种，“三有”陆生野生动物达1924种，保护范围不断扩大。高质量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就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划定首批789处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确定1140处鸟类迁飞通道，建立500余处珍稀濒危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填补了就地保护空缺。同时积极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设立陆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近600家，扎实开展大熊猫、朱鹮、雪豹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人工繁育、野化放归和救护。设立 2 个国家植物园、3个野生植物重点实验室，布局建设7处国家林草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收集保存2.8万余种野生植物，300多种野生植物回归野外。广泛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合作，认真履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不断加强与亚洲象、虎、雪豹等分布国合作，参加东亚－澳大利西亚鸟类迁飞区伙伴关系协定工作，推动与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鸟类保护合作等。穿山甲大熊猫东北虎最新监测结果显示，大熊猫、雪豹、东北虎、东北豹、朱鹮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增长。穿山甲人工繁育技术取得实质性突破，已繁育出子二代。百山祖冷杉野外种群数量达到4000余株，华盖木增加到1.5万株，白旗兜兰增加到200余株，峨眉拟单性木兰增加到3200株，漾濞槭超过万株，巧家五针松增加到3000株。峨眉拟单性木兰巧家五针松 蔡磊摄漾濞槭 孙卫邦摄“十五五”时期，国家林草局将聚焦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健全完善法规制度和工作机制、稳妥推进大熊猫国际合作和野生动植物履约合作、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科普宣传、主动强化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事业，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雪豹朱鹮今年世界野生动植物日的主题是“药用与芳香植物：守护健康、遗产和生计”，我国的主题是“保护野生植物 开创健康未来”。14家植物园联合特展今天在国家植物园启动，展示我国在药用芳香植物资源本底调查、濒危机制研究及迁地保护等领域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国家植物园主展区集中展示红豆杉、贯众、金毛狗、好望角芦荟、土沉香、石斛等珍稀濒危药用芳香植物的活体植株。

朱春全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咨询委员会国际委员2022年，中国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主席国，助力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昆蒙框架”，设定了“30X30”等雄心勃勃兼具可操作性的目标。这不仅是一项全球承诺，更标志着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从局部、专项的生态工程，升级为纳入国家治理核心的全局性、系统性战略。中国的实践揭示了一条清晰路径：在把生态文明融入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国家战略指引下，通过深刻的制度重构、空间重塑和社会动员，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从少数部门的专业任务，真正转化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纲领。顶层设计：制度重构与法治保障的主流化进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首要特征，是将其从政策倡议提升为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国家战略与法律义务。2023年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是这一进程的纲领性文件。它不仅是技术蓝图，更是政治承诺的集中体现。该计划将“昆蒙框架”目标全面分解、无缝嵌套进“十四五”规划、乡村振兴、“双碳”战略等国家核心议程，并建立目标责任制，将完成情况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这意味着生态保护绩效直接关联地方主政官员的考核，赋予了战略前所未有的执行刚性。在空间层面，中国通过“国土空间规划”与“生态保护红线”构筑了不可逾越的生态安全底线。全国逾315万平方公里的生态保护红线，将超过90%的重要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珍稀物种栖息地划入永久保护范围。新构建的“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则从法定规划层面确立了生态空间的优先地位，统筹划定“三区三线”，从根本上遏制了开发建设对自然空间的挤占。这一“底线管控+全域规划”的模式，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稳定、可持续的空间约束。通过国土空间规划，把优化整合的各类自然保护地明晰边界和权属，同时通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完善现有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增加保护地面积和提高生态学代表性和连通性。这也是中国履约落实“30X30”目标的重大举措，有望成为提前实现30%保护目标的国家。江苏盐城昔日“盐”田滩涂焕发高“颜”值 ( 雷声 摄 )法治建设的同步推进则为上述空间管控与管理改革提供了坚实保障。《长江保护法》《湿地保护法》等的出台，以及《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的修订，共同编织了日益严密的法律网络。特别是《国家公园法》的出台，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成果制度化，明确其公益属性与统一管理权威。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环境公益诉讼、发布典型案例，确立了“预防性保护”和“生态修复优先”的司法原则，大幅提高了破坏生态的违法成本。至此，中国形成了“战略引领—空间约束—法律保障”三位一体的顶层制度框架。体制改革：国家公园引领自然保护地体系管理体制变革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作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从体制建设试点开始，到发布《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机构改革优化整合各类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发布《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实现了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立统一管理体制的巨变。这场变革不仅是自然保护理念的转变，保护面积的增加，更是对长期存在的“碎片化”管理痼疾的根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把划入的各类旧有保护地整合为一个统一管理的整体，彻底结束了“九龙治水”的历史。通过保障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的权益、鼓励社区和社会组织参与、实施保护管理和日常巡护措施、加强环保督察和社会监督、开展自然教育、休闲康养和可持续旅游等活动，引导保护与发展从对立走向协同。初步实现了规划、保护、管理、资金、执法和监督的协调统一，显著提升了自然保护管理体制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多元共治：企业转型与社会力量的创新崛起中国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格局，已从政府单一主导，演变为“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共治的生动局面。企业与民间力量的深度参与，为保护事业注入了市场活力与社会创造力。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牵头组建的“工商业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推动企业自然受益转型，将自然资本考量融入供应链管理与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正在编制的《中国企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6-2030）有望近期发布。企业正经历从被动合规到主动创造价值的战略转型。领先企业开始采纳“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框架，系统评估并披露其对自然的依赖、影响及相关风险，把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企业发展战略和日常运营。例如，蚂蚁集团通过“蚂蚁森林”联动超7亿用户参与植树5.48亿株、率先开展GEP核算、生态修复与自然保护；蒙牛集团发布乳业行业的首份TNFD报告，并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其供应链零毁林。蒙牛旗下的现代牧业采购中粮国际源自巴西的首单“零毁林”大豆于2024年5月抵达天津港；龙源集团率先制定能源行业的ESG战略，在项目开发中注重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修复；隆基绿能则承诺2050年实现生物多样性“净零损失”。国家电网和圣牧等企业率先开展自然资本核算，推动企业向自然受益转型等。环保组织与科研机构则扮演着关键的“毛细血管”与“神经末梢”角色。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阿拉善SEE基金会等组织，凭借其专业性与灵活性，在青藏高原雪豹监测、大熊猫国家公园、云南社区保护地建设等一线工作中填补空白。大学与科研机构如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等为GEP核算、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和生态修复成效评估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科技支撑。更为深远的是，“公众科学”的兴起——通过观鸟记录、物种识别APP，数百万公众成为了生物多样性数据的贡献者，极大提升了全社会的生态科学素养与保护意识。地方政府、科研机构和民间组织的积极参与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带动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如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与河北山西两省相关部门联合，与北京林业大学、北京林学会以及国内外环保组织合作开展的“迎豹回家，共橡自然”倡议、西子江生态保护中心与当地村民合作通过授权保护中华穿山甲项目、南京江豚水生生物保护协会在南京市开展江豚保护项目、宁波象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展的守护“神话之鸟”中华凤头燕鸥志愿服务项目等，让我们从中看到了希望。金融创新：从绿色信贷到生态信用市场的探索前沿金融体系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将其引导至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实现主流化的关键一环。中国在此领域的探索，正从支持绿色项目向激励生态绩效深化。传统绿色金融政策已奠定基础。《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明确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支持范围；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导下，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同宣言》获得了超百家银行的签署承诺。在操作层面，金融机构开始将生物多样性风险纳入信贷审批流程，并创新推出“湿地贷”“森林碳汇质押贷”等产品。更具前瞻性的探索，集中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生物多样性信用市场的构建上。这标志着从“为保护项目融资”向“将生态效益转化为可交易资产”的范式转变。在海南，省农信社基于红树林的固碳等生态价值预期，创新发放了全国首笔“蓝碳贷”。北京绿色交易所等平台，正致力于开发生态系统核算与交易基础设施。桃花源基金会等环保组织在四川、云南开展的保护项目，则为未来“生物多样性信用”的生成提供了可量化、可核证的实践原型。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与多方合作共同研究推动生物多样性信用的应用。尽管这一市场尚处早期，面临标准缺失、法律权属不清等挑战，但其方向清晰：通过科学的生态价值核算，将保护行动产生的增量效益转化为可测量、可报告、可验证的“信用”或“权益”，并最终通过市场化交易实现其经济价值，形成“保护者受益”的可持续闭环。价值主流化：GEP核算引领全球生物多样性价值主流化是“昆蒙框架”的重要目标之一，国际社会高度重视。中国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引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已从地方试点探索进入全国性制度化建设阶段，初步形成“核算—转化—交易”的政策框架。主要进展包括：一是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开展了GEP核算试点，全国超过百个市县开展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或称生态产品总值核算，为生态价值明码标价；二是浙江、福建等地创新“生态银行”“生态贷”等模式，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可抵押、可交易的资产；三是浙江省、江西省、贵州省走在制度创新前沿。浙江首创“GEP核算应用体系”，并探索“GEP贷”等金融应用；江西出台了全国首部省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地方性法规；贵州将GEP纳入省级生态文明考核。四是北京、深圳等地环境权益交易所逐步探索碳汇、水权等交易品种；五是国家政策明确将生态保护补偿与产业发展、绿色金融挂钩。核心挑战依然突出：一是生态价值的量化标准尚未达成共识，缺乏认证体系，市场公信力不足；二是交易需求以政府主导或企业社会责任采购为主，市场化消费机制尚未形成；三是生态产品产权界定模糊，收益分配与长期保护责任难以绑定；四是生态信用等复杂衍生品缺乏法律与监管框架；五是国际合作有待加强，中国参与和引领生态系统货币化核算和海洋生态系统核算标准制定的程度较低。当前仍处于“价值发现”阶段，迈向成熟“价值交易”市场仍需在标准、法治与金融工具上取得突破。总之，GEP核算已不再是少数地区的实验，而已成为全国范围内衡量“绿水青山”价值的主流政策工具。GEP也获得了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欧盟和亚洲发展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的推荐和采纳，并在一些国家开展试点。中国率先开展的GEP核算在生物多样性价值核算方面走在前面，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将发挥全球引领作用。保护成效：濒危物种保护与生态系统恢复世界瞩目中国野生动植物保护成效日益显现。大熊猫、藏羚羊、雪豹、东北虎、东北豹、朱鹮、江豚和海南长臂猿等濒危物种保护成效显著，濒危等级降低。中国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12%提升到2025年的25%，贡献全球超过25%的新增森林面积。“中国是世界上治理荒漠化方面最杰出的国家”，北方地区近10年沙尘天气总数对比上一个10年减少30%。中国湿地和海洋保护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国际倡议：中国由参与者成为引领者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10多项世界自然遗产和文化自然双重遗产申请得到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支持，呈现了中国精彩。”中国是全球自然保护倡议的深度参与者与重要贡献者，其参与范围广、数量多、管理日趋科学，已成为全球自然保护体系的中坚力量。目前，中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与自然与文化双遗产19项、世界地质公园41处、世界湿地城市13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2项、IUCN自然保护地绿色名录31处，数量均居世界第一；同时，中国有34处人与生物圈保护区和82处国际重要湿地，均居世界前列。中国成功举办了联合国防治荒漠化、生物多样性和湿地等公约缔约方大会和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展示了中国的成就、彰显了中国的国际领导力。综上所述，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现代化治理，是一场涵盖理念、制度、空间、市场、社会和参与国际治理的深刻系统性变革。它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通过国家战略与法治的刚性约束、国土空间与保护地体系的优化整合、管理体制的重构，奠定了政府主导的坚实基础。进而，它创新性地激发了企业与市场的转型活力，释放了社会组织的专业潜能与公众的参与热情，最终形成了多元共治的强大合力。中国的实践表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绝非简单的国际承诺，而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一场深刻革命。从大熊猫的悠然踱步到东北虎的王者归来，从长江江豚的再度微笑到红树林里的金融创新，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提出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全面展开，这些具体而微的成果，共同勾勒出一个发展中大国平衡保护与发展的中国智慧。这条道路，不仅关乎国土自身的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也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贡献了一个兼具雄心、系统性与可行性的治理方案，为实现“昆蒙框架”的宏伟目标注入了强劲的东方动力。中国已经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引领作用，未来之路充满机遇和挑战。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其次，学习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走出有中国特色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之路，将对世界做出更大贡献；最后，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高度，以生态文明理念为引领，采纳、参与、发起制定和执行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国际标准，将更有利于发挥中国的国际领导力。

周宏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与文化发展研究部原研究员、副巡视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下简称“两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原创性和标识性概念，既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智慧的土壤，又孕育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崭新实践，是理论创新与实践智慧的结晶，是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经过多年探索实践，各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展望“十五五”，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是主旋律，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是内在要求，必须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修补性治理”向“内在性增长”跨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生态文明理念不断丰富、完善和升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原创性、标识性概念体现在“两山”理念上。从地方探索到国家意志的确立，展示了“两山”理念的内涵丰富、党的指导思想、国家意志的升华。从演进过程看，生态文明理念经历不断丰富、完善和升华过程。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安吉县余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发表的《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从“两座山”看生态环境》等系列文章被汇编成《之江新语》一书；“两山”理论是其重要内容，是习近平同志对基层实践的精准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的诸多场合以形象生动的语言论述并丰富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与内涵，提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不仅科学阐述了发展和保护的关系，还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深刻道理。从认识逻辑看，生态文明理念逐步上升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完成了从实践总结到国家意志的升华。2015年3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写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原则，标志着这一理念进入国家治理顶层设计。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将“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式提出；同年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生态文明建设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法律地位。2021年11月，我们党将“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至此，生态文明理念已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国家的意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也成为全体人民建设美丽中国的自觉行动。从实践逻辑看，生态文明理念，既来自于我国的生动实践，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中国话语体系。近年来，我国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城乡规划建设、产业发展、民生福祉，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工程，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生态文明理念植根于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发展实际，是具有中国气派的科学理念，不仅回应时代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也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两个结合”的结晶，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阿西里西大草原（杨元德 摄）示范创建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落地政策引导与规范。为提高示范创建和创新基地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生态环境部先后印发“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规划编制指南（试行）”“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复核工作规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评估技术导则”，修订“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建设指标”“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管理规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管理规程（试行）”等文件，要求坚持制度引领、规划先行、权责统一、典型示范、公众参与等原则，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试点先行示范引领。我国启动了以“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两山”实践创新基地为核心的示范创建体系，以引领生态文明理念落地落实。《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等中央文件，均将“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建设、建设‘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列为重要任务。2017-2025年，生态环境部组织7批示范创建工作，累计命名572个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240个“两山”实践创新基地。示范区和实践创新基地并非简单的“挂牌表彰”，而是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推动发展方式、生活方式、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实现天蓝、地绿、水清的人居环境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保护的有机统一。示范创建和“两山”基地在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实现了“生态美”与“百姓富”的有机统一。生态质量“指标”持续跃升：示范创建将生态质量改善作为“硬杠杠”，推动生态环境“家底”不断增厚；大气和水环境质量普遍居于省级行政区内前列。近一半实践创新基地生态状况达到“优”级，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本。率先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单位GDP能耗和碳排放强度处于各省（区、市）领先水平。一批资源消耗持续降低、低碳水平稳步提升的典型案例，夯实了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根基。各具特色的“两山”转化模式初步形成，生动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演绎了“颜值变价值”的蝶变过程。现将“两山”转化的特色模式分别介绍如下。以护绿为特色，筑牢生态基底，释放良好生态红利。“护绿”的核心在于坚守生态环境底线，以高质量生态基底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只有守护好“绿水青山”，才会有“金山银山”。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新需求，须让山川秀美，让河水清澈，让蓝天绿地交相辉映，让生态惠民、生态富民落到实处。若脱离生态环境保护谈发展，不仅会透支自然本底，更会让经济发展失去可持续基础。对山清水秀的原生态区域，要维系山川秀美、河水清澈、蓝天白云的自然本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预留空间；对重要生态功能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等区域，依托财政转移支付、横向生态补偿等制度安排，将生态保护成效转化为稳定的财政收入与就业机会。对受到污染或生态退化区域，要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协同推进，推动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通过培育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降低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比重，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同步推进。在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等重大生态工程中，通过对森林、草原等的生态管护措施实现“生态收益”。以修复为重点，修复生态伤疤，夯实发展基础。对受损的生态环境进行必要修复，既不能无视，也不能过度修复；关键是以发展的思路和方法推进生态修复，通过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让退化的生态系统重新焕发生机，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创造竞争优势。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经过三代人60余年奋斗，将荒原变为了林海，创造了生态修复的典范。辽宁大洼、江苏贾汪、山西沁源等地通过矿山复垦将塌陷区“生态伤疤”转化为农业种植、生态旅游发展场所。福建省长汀的水土流失治理和永春的“全域生态综合体”、云南省洱源的洱海保护“七大行动”、浙江省德清的“九法治水”等，均形成各具特色的修复模式。中新天津生态城，通过生态修复、产城融合发展，将盐碱滩涂打造为宜业宜居的生态新城。生态修复后加载文化元素还可以打造特色品牌，如云南元阳哈尼梯田的遗产品牌、福建泉州鲤城“古泉州（刺桐）史迹”的文旅融合、新疆特克斯“世界喀拉峻·中国八卦城”的特色IP等。技术进步与工艺创新是“生态修复”的重要支撑，不仅可以将生态资源真正转化为经济优势，还能提升生态产品科技含量与附加值。以增绿为途径，扩大生态增量，培育发展动能。“增绿”的核心是提高木本草本植被覆盖率，充分发挥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的“四库”功能，增加自然生态资本积累，实现生态增量向经济增量的转化。“三北”工程持续推进大规模植树造林，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等，不仅控制沙漠化的侵入，还筑牢了北方生态屏障。古库布其沙漠、甘肃省八步沙林场、山西省右玉县等地通过长期添绿、增绿、补绿，实现了“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的逆转。甘肃省民勤县、山西省右玉县等，均创造了荒原变林海、沙地变绿洲、青山变金山的人间奇迹。而“沙戈荒”成为我国北方地区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基地。重庆市巫山县依托山地立体气候特点，发展气候经济，形成了“生态资源—生态产品—生态品牌—生态效益”的良性循环。贵州省毕节石漠化地区创造了“山顶戴帽子、山腰系带子、山脚搭台子”的立体经果林模式，既治理了石漠化问题，又带动农民就业、增加收入。对于土壤污染地区，通过种植能源植物，既可吸收土壤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和二氧化碳，又能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收到了降碳减污“一举多得”的效果。以运维为手段，深耕生态优势，培育产业优势。核心是聚焦“精耕细作”，精准挖掘生态资源的独特价值；通过发展特色生态产业、提升生态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实现生态资源向经济财富的高效转化，让生态优势成为产业核心竞争力。在农业领域，浙江省安吉县、四川省稻城、云南省元阳县等地推动绿色有机农业、生态循环农业发展，发展了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浙江安吉变“靠山吃山”为“养山富山”，全县财政收入中绿色收入占比越来越大。在产业升级领域，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做“减法”，换取生态质量与经济效益“加法”，实现环太湖地区的绿色发展。贵州省贵阳乌当区以“生态＋”融合为路径，构建“百姓富、生态美”的生态健康之区。在特色产业领域，吉林省集安市构建人参研发、种植、加工、营销全产业链。发展旅游业，则需要研究新形势下需求侧发生了什么变化、出现了什么新需求，提供什么样的生态产品和服务才能满足需求侧变化。要研究为什么浙江省安吉县全域乡村旅游、吉林省抚松县冰雪旅游等，能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而有些地方却没有收到预期效果，这是发展生态旅游业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以绿碳为载体，激活碳汇潜力，实现生态价值。内涵是通过海洋、湿地等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将减碳的成效转化为经济收益。海洋生态系统、沿海滩涂植被是地球上最密集的碳汇载体之一，保护修复是激活碳汇潜力的重要抓手。我国沿海的海草床、红树林、滨海盐沼等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成效显著，全国红树林面积增长提前完成“十四五”目标，广东省湛江市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退塘还林＋生态补偿”机制，成为濒危鸟类重要越冬地；海南省东寨港运用“海漂垃圾拦截网＋底栖生物增殖放流”技术，提升湿地生态服务价值，其红树林修复项目产生的5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碳汇成功交易，不仅恢复了红树林生态，还能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收益。滨海盐沼湿地中的芦苇、碱蓬等植物，不仅能捕获与封存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还能净化水质、维系生物多样性，形成“降碳—生态—增收”的良性循环。通过“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等建设，整治修复海岸线与滨海湿地，可显著提升碳汇能力。山东长岛县以“固藻集鱼”模式建设海洋牧场，通过人工鱼礁投放、藻类移植，实现纯天然养殖，形成“水清、岸绿、滩净、湾美”的美好生态。“贵州屋脊”云上风电（李学友 摄）对生态文明建设模式的简要评述及其展望生态环境保护者、生态产品提供者只有有了收益，才能提升生态产品生产和供应的积极性，生态环境质量才能得到真正改善。将优良的生态环境转化为可支配收入，关键在于提供生态产品与服务，以市场价格计入地方生产总值核算，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有机统一。《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规定，生态产品即生态系统为经济活动和其他人类活动提供的且被使用的货物与服务贡献，包括物质供给、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等三种类型。通过生态系统价值核算、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使其经济价值显性化。发展有机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要提升产品特性和质量档次，丰富文化和情感价值等内涵。如陕西安康的茶农因茶兴业、因茶致富；吉林查干湖渔场实现了保护生态和发展旅游业的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江西婺源县将古村落保护与生态旅游结合，形成“最美乡村”品牌。要以品牌为抓手整合生态产品和服务，减少生态产品形状、品质的雷同，避免“内卷”。从资金来源角度看，包括纵向财政转移支付、横向生态补偿、损害赔偿等方式，主要有政府付费、公众付费、公益组织付费及多元付费等类型。一是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作为政府购买生态产品的资金，主要包括矿产资源补偿费、土地损失补偿费、育林费、林业基金、造林专项资金、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资源税、资源综合利用基金、清洁生产基金、环保产业基金等。二是横向生态补偿。需要厘清补偿理由、对象、补偿数量及方式。对受益主体明确的生态产品，应按照“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对承担国家重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任务责任的核心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等的生态补偿，以国家转移支付方式为主。对不同行业间、河流上下游间、流域间的生态补偿。以新安江—千岛湖、赤水河流域联合补偿等为典型案例。三是拓展资金渠道，形成有利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财税政策和绿色金融制度。如浙江的“‘两山’合作社”、福建的“生态银行”、江西的“古屋贷”等模式。四是市场机制。以碳汇市场为例，以数据监测和分析为基础，市场交易前提是所有权确定、市场价值标准化，以反映市场供求、稀缺程度、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成本等，使绿水青山保护者和美丽中国建设者有所得，促进生态产业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十五五”绿色发展蓝图已经擘画，目标任务已经明确：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战斗号角已经吹响，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修补性治理”到“内生性增长”跨越，从“理论共识”向“制度安排”跃升，砥砺前行，久久为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刘锦涛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张麓隐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党校办综合科科长在我国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双碳”）目标加快推进、以及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同步发力的背景下，“碳”（即碳排放）正在从一种环境约束，转变为可以计量、定价、交易和配置的新型关键生产要素。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代表的碳市场，目前承载着控制排放总量、形成碳价信号的重要使命，并日益成为连接资源要素、产业结构与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枢纽。围绕配额、减排量等基础资产展开的碳金融创新，正从边缘探索走向制度化、体系化发展。当前我国碳市场已完成从地方试点到全国统一市场的关键跨越，制度框架逐步完善，价格信号和激励约束作用初步显现，而在覆盖范围、市场深度、产品丰富度以及与金融体系的协同等方面，也有较大提升空间。与此同时，碳资产质押融资、碳中和债券、碳基金等新型工具不断涌现，也带来定价机制不成熟、风险识别与监管边界有待厘清等新课题。在迈向“要素化时代”的进程中，如何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发挥碳市场在要素配置和结构调整中的基础性作用，如何在风险可控和防止“过度金融化”的前提下推动碳金融有序创新，已成为关系我国绿色低碳转型质量和金融体系韧性的关键议题。贵州省黔东南州丹秦县排调镇的苗族同胞跳锦鸡舞庆丰收（杨武魁 摄）碳要素化的战略逻辑：从环境约束到关键生产要素在传统的经济发展范式中，碳排放被视为环境外部性，更多通过行政管控、排污收费等方式加以约束，其本身并不被视作可以配置的生产要素。“碳要素化”的实质则是把碳排放纳入现代市场体系，通过确权、计量、定价和交易，将其从无形约束转化为可配置资源，从而嵌入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与技术路径的整体优化之中。从经济学理论看，碳要素化是对环境资源稀缺性和产权理论的综合运用。一方面，通过总量控制与排放权配置，将碳排放的环境成本内部化到企业决策中，使多排放多付出、少排放有收益的约束机制得以形成；另一方面，通过明确碳排放配额和减排量的权属，建立可转让的排放权利，实现“谁拥有权利、谁承担责任、谁享有收益”的产权逻辑。与资本、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相比，碳要素具有显著的政策驱动性、强监管属性以及跨期、跨区域的流动特征，这决定了其市场化配置离不开制度设计与金融工具的深度参与。在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框架下，碳市场的首要功能是通过总量控制和配额交易，实现减排目标与经济增长、能源安全之间的动态平衡。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面临着突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而碳市场通过设定排放总量上限，引导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在约束中寻求结构和技术的调整空间；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在配额和减排成本之间权衡，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减排责任的成本最小化，提高全社会减排的效率。从政策工具组合看，碳市场与能源结构调整、产业政策、财政税收、环保标准等措施存在显著协同关系。在能源侧通过加快可再生能源和非化石能源发展，创造低碳供给；产业政策通过鼓励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改善减排技术边界；碳市场则在需求侧引导企业根据碳价信号优化生产决策，实现谁更高效、谁获得更多资源的竞争格局。因此，从要素化视角审视碳市场，碳排放权不再只是履约工具，而是同时具备产权属性、收益属性和金融属性的复合型资产。企业在获得配额或形成自愿减排量后，其未来减排空间和成本结构发生变化，相应的碳资产会在资产负债表中体现为潜在收益或成本压力。与此同时，通过交易、质押、证券化等方式，碳资产可以与货币资本发生转化，成为连接环保绩效与融资能力的关键纽带。这意味着，碳市场与碳金融的关系正在从政策附属走向相互塑造。碳基金、碳资产管理计划、与碳指标挂钩的债券和贷款产品，将成为引导社会资金流向低碳领域的重要抓手。“贵州屋脊”韭菜上悠闲的马匹 （杨念 摄）我国碳市场建设的阶段性进程与制度特色我国碳市场并非一步到位，而是先在地方试水，再在全国成型。自若干省市率先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以来，各地围绕配额分配、行业覆盖、交易方式和监管规则等进行了大量探索与制度创新。在运行效果上，各试点虽存在碳价水平、交易活跃度和企业参与度的差异，但普遍提升了企业对碳成本的敏感度，推动重点排放单位建立排放数据管理、减排项目储备和内生化碳管理机制。在地方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于2021年7月正式启动，标志着我国碳市场建设进入以“统一平台、重点行业”为特征的新阶段。根据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数据，截至2024年末，全国碳市场累计配额成交量达6.3亿吨，累计成交额430.33亿元，市场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市场呈现鲜明的量价齐升特征，全年配额成交量1.89亿吨，成交额181.14亿元，创下年度成交金额历史新高，充分体现市场对减排价值的认可。交易价格方面，全年整体上扬态势明显，4月24日收盘价首次突破每吨100元整数关口，12月31日收盘价报97.49元/吨，较2023年底上涨22.75%，价格发现功能逐步显现。与此同时，碳市场的制度体系不断健全。2024年1月，国务院公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首次以行政法规形式明确全国碳市场运行管理规则，填补了此前立法位阶不足的制度空白。2025年4月，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做好2025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将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纳入全国碳市场管理，开启碳市场的提质扩容步伐。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正视我国碳市场仍处于成长阶段，制度和功能尚不完备的客观现状：一是覆盖范围上还需要将更多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系统纳入，以使市场总体交易规模与“双碳”目标下的减排需求匹配；二是配额分配中需要加强拍卖机制、动态调整机制，提升碳价信号的稀缺性和前瞻性；三是数据质量、MRV能力和信息披露水平有待提升，以避免其影响市场对碳资产价值和风险的准确定价。面向“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碳市场改革的方向愈发清晰：一方面，要在巩固现有制度基础上，稳步扩大纳入行业和主体范围，推动从局部试点走向全产业链覆盖，提高碳市场在全国要素配置中的权重；另一方面，要通过完善配额分配和调整机制，适度提高有偿分配比例，逐步强化总量约束，增强碳价的硬约束和预期引导作用。同时，还稳步加快构建统一的碳排放统计核算标准体系，提升数据真实、完整和可比性，为碳资产确权和金融工具创新提供坚实基础。山东省莱州市海域的海上风电项目（新华社记者徐速绘摄）碳金融创新图景：基础设施、产品体系与机构参与围绕碳排放权这一基础资产，我国碳金融产品体系正在由单一履约工具向多元化配置工具延伸。当前，全国碳市场配额与温室气体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已成为最核心的基础资产，并加强联动。企业在履约之外，通过多余配额和减排量的交易与质押，实现了减排到融资的转换。另一方面，部分交易场所和金融机构开始探索碳远期、碳贷、碳资产收益权转让等产品，为企业锁定成本、对冲风险提供工具。与此同时，以碳中和债券、绿色债券中嵌入减排约束条款、与碳指标挂钩的结构性产品等为代表的“类碳金融工具”，也在丰富投资者的资产配置选项。金融机构参与碳市场发生角色重塑。随着碳市场制度逐步清晰，金融机构从旁观者日益转变为参与者和服务者。商业银行在信贷端积极嵌入碳要素，围绕重点排放企业和绿色项目开展碳资产质押融资、碳中和贷款、转型金融等业务，将企业减排绩效与授信政策、利率定价相挂钩；证券公司、基金和期货机构则在碳配额交易、做市服务、资产管理产品设计等方面加快布局，尝试将碳资产纳入多资产组合管理。在这一过程中，金融机构将碳因素纳入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声誉风险评估框架，实现从合规驱动向战略布局的深刻转变。基础设施与信息系统加速完善。碳金融要素化配置离不开一整套支撑性基础设施。以碳排放权登记结算系统、统一交易平台为核心的碳基础设施为碳资产确权、托管、转让和履约提供了底层支撑，保证交易记录的完整性和可追溯性。围绕碳排放数据、减排项目、环境信息披露而建立的大数据平台和信息服务体系，正在成为金融机构定价与风控的重要输入。进一步而言，碳排放数据正逐步与绿色金融统计、ESG披露和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对接，使碳信息成为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和战略决策的重要变量。碳金融化风险监管思路不断升级。在碳金融快速发展的同时，监管部门对碳排放过度金融化始终保持警惕并推动市场平稳健康有序发展。首先，碳价受政策、预期和国际市场影响较大，若在基础数据、定价机制尚不完全成熟的阶段仓促推出高杠杆、强投机性质的衍生品，容易诱发价格剧烈波动，放大市场风险和声誉风险。同时，若碳金融创新脱离实体减排实际，形成只做金融不做减排的套利空间，将削弱碳市场的环境目标。因此，监管思路正在向“鼓励有序创新、坚守风险底线”方向演进：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和自律规则，强化投资者适当性与穿透式监管，推动碳资产信息披露与压力测试常态化；将碳金融纳入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与绿色金融、气候风险管理等政策工具协同发力，引导金融创新始终围绕提高减排效率和服务实体转型这一核心目标展开。“贵州屋脊”韭菜坪日出（杨念 摄）面向要素化时代的制度完善与创新路径在经历了从地方试点到全国统一市场、从履约工具到资产载体的快速演进之后，我国碳市场和碳金融正站在向高质量服务于“双碳”目标转变的关键节点。“碳”被纳入要素体系，要求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发挥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作用，碳金融创新对法律制度、监管能力和国际协同提出了更高要求。因而，面向要素化时代，应当在扩容提质、要素协同、多层次金融体系构建以及全球规则重塑等方面统筹发力，构建稳健、高效、开放的碳市场与碳金融制度体系。一是进一步拓展碳市场覆盖范围与提升碳价信号有效性。迈向要素化时代，要在稳妥前提下加快碳市场扩围，将更多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以及具有较大减排潜力的重点领域纳入全国碳市场。有序提高有偿分配比例，强化价格的稀缺性和约束力，引导企业将碳成本纳入中长期经营决策。碳价信号的有效性，还有赖于数据质量和市场透明度。要加快建设统一的排放核算标准和高质量的MRV体系，强化第三方核查责任，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升配额发放、履约情况和减排绩效的透明度，使碳价真正成为反映减排边际成本和转型压力的有效信号，而非单纯的政策预期投射。二是推动碳要素与多种要素市场协同配置。碳要素化并不是在现有要素市场之外另起炉灶，而是要与能源、电力、土地、技术、数据等多种要素市场协同配置，形成“要素组合”的综合效应。应强化碳市场与电力市场的衔接，引导电力现货价格和交易机制更好体现不同能源品种的碳排放差异，推动高碳机组退出、低碳电源上位。同时，要推动碳排放权与用能权、排污权等环境权益的统筹管理，探索综合性环境权益平台，减少碎片化、重复约束。在更大范围内，要将碳要素纳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筹规划。推动不同区域在碳配额、减排项目和绿色投资上的优势互补，通过建设统一的碳排放数据库和信息平台，使碳要素在区域间的跨域流动更加顺畅，在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布局中发挥隐形之手的调节作用。三是构建多层次碳金融体系与区域协同机制。要素化时代的碳金融，不仅需要有产品，更要有体系。在市场层面，应在现货市场基础上，稳步发展场内外衍生品市场，适时推出与碳配额和合格减排量挂钩的远期、期货、期权等工具，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套期保值和风险管理手段；在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探索与碳指标挂钩的债券、票据和结构性存款等产品，形成多层次体系。在区域层面，可以依托具备产业基础、金融资源和创新能力的重点城市和区域，培育若干碳金融功能区和示范区，推动碳资产评估、交易撮合、投融资服务、法律仲裁等专业服务集聚。同时强化碳金融与现有绿色金融、可持续金融和转型金融标准的互认与衔接四是提升治理能力与参与全球规则重塑。碳要素化能否行稳致远，最终取决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持续提升对碳资产价格波动、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监测预警和压力测试能力。探索将重大碳价格冲击和气候风险情景纳入金融机构评估体系，引导其主动调整资产结构和业务布局。在国际层面，碳要素化也是全球规则竞争和合作的重要领域。随着国际碳市场、碳边境调节机制和多边气候协定不断演进，我国既是重要参与者，也是规则重塑的重要推动力量。未来，应在巩固国内市场基础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碳市场对接和标准制定，推动碳排放核算、减排项目认证和碳金融产品标准的国际互认，为企业“走出去”和跨境低碳投资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