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5年年会并讲话。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 摄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16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5年年会并讲话。  丁薛祥表示，“十四五”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本质要求，始终保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定力，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同时，中国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得到进一步提升。  丁薛祥强调，中国将进一步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愿同各方加强团结合作，共同推动全球绿色发展，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一是切实增强信心，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生产力。二是坚守多边主义，全面有效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携手应对环境挑战与气候危机。三是加强交流对话，深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塑料污染治理等合作，确保优质绿色产品自由流通。四是推动公正转型，统筹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消除贫困等目标，增进各国人民共同和长远福祉。中国政府将继续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壮大，为加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本次国合会年会的主题是“坚定全面绿色转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国合会中外委员、中外专家、合作伙伴等约400人参加会议。

吴 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常纪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总体组成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指引了我国从生态保护到生态保护与价值转化双赢的转型之路。在稳妥实施“双碳”战略、全面建设生态文明、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已成为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纵观实践，从东海之滨到长白山区，从武夷山脉到黄土高原，各地立足生态本底和资源禀赋，在制度创新、技术赋能、产业融合、体制改革上不断探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实践中，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仍面临着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难等难题及一些模式难以复制、模式难以持续等问题，亟需通过系统性研究，分地理区域、分发展阶段、分资源类型构建科学方法论体系来解码区域转化路径，探索破题举措，健全“绿水青山”向“金 山银山”转化及“金山银山”反哺“绿水青山”的机制和方法，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一、构建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方法论体系生态产品这一概念及相关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在新时代不断继承和创新的结果。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破解“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核心命题，其实质是通过制度创新、技术赋能、产业融合、地理优化、体制改革将生态系统提供的物质产品、调节服务和文化功能转化为可预期、可量化、可交易、可增值的经济价值。为了全面、深入促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需要构建有效的方法论体系，这既需要解决经济学理论中的外部性内部化难题，也依赖于生态学、地理学、 管理学和数字技术的交叉融合。（一）明晰产权：破解“公地悲剧”的逻辑起点生态产品的公共属性导致其产权界定模糊，进而引发“搭便车”现象与保护激励不足。制度设计需通过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制度，明确生态资源的地理和权属边界，将稀缺的生态要素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可收益的资产。生态产权交易机制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所有权，而是针对需要设置相对独立的生态产品承包权、经营权、抵押权、收益权，构建新型的现代生态产权体系，为市场化抵押、交易、融资奠定基础。（二）市场化定价：外部性内部化的核心机制生态产品的价值在传统市场中常常被忽视或低估，需借助生态补偿等政府和市场调节的机制来实现成本共担与收益共享。基于“环境服务付费”理论，通过建立区域间双向调节机制，可将生态保护的外部收益内部化为经济转移，为跨区域公共产品定价提供理论依据。同时，绿色金融工具进一步放大市场机制效能，将生态产品的远期价值转化为即期资本，打破了传统财政依赖模式。（三）政策完善：促进转化机制持续运行的必要条件制度设计通过考核机制重构或者优化，引导地方政府转向生态优先的发展逻辑，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等指标纳入政绩考核，倒逼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在法律保障层面，通过明确生态产品的法律定义、核算标准与交易规则，构建 “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 的长效机制。（四）生态价值核算：从定性描述到定量评估传统 GDP 核算忽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GEP 核算技术整合生态学、经济学方法，将生态产品分类建立标准化核算体系。借助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工具量化价值，并结合遥感数据动态监测生态系统变化，解决生态产品“度量难”问题，为生态补偿与产业布局提供科学依据。（五）数字化监测：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网络精准监测是价值实现的技术底座。通过融合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检、传感器网络的“天空地”监测体系，可实现生态系统的宏观格局监测与微观问题追踪。同时，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提升数据可信度，解决生态产品“优质不优价”的市场困境。（六）产业融合技术：激活生态产品的多维价值在数字经济时代，物联网、AI、3D 建模、AR 等前沿技术正深刻重塑生态产品的价值逻辑，生态产品的自然属性、文化内涵与功能价值被深度解构并创新重构，催生全新的消费场景与商业模式、这一转型不仅提升了生态产品的市场溢价能力，更构建了“技术+生态+服务”的复合价值体系，推动绿色经济向智能化、个性化、可持续化方向发展。二、全国典型区域和流域丰富多彩的转化路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全国实践中，不同区域基于资源禀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但这些模式也呈现一些共同的规律。（一）制度创新：夯实市场化机制的“四梁八柱”流域补偿机制的跨省域突破。贵州赤水河的实践展现了流域产业共生的独特路径：云贵川三省建立“水质+水量”双向考核机制，按 1:5:4 比例出资设立生态补偿基金，形成“统一 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执法、统一治理”的五省协作模式。茅台集团等企业投资 56 亿元实施赤水河生态修复工程，同步打造“生态酿酒 + 工业旅游”产业链，实现白酒产业与生态保护的深度融合。这种跨省协同模式在全国复制，广东与江 西的东江流域、京津冀的潮河流域相继建立类似机制，形成“上游下游共饮一江水，保护发展同下一盘棋”的格局。资源产权制度的精细化改革。福建南平作为全国林业改革试验区，在林权制度创新上走在前列。通过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森林资源资产评估”体系，将 1200 万亩集体林地转化为可抵押、可交易的资产，累计发放林权抵押贷款 320 亿元，培育出“森林赎买”“竹林碳汇”等创新模式。北京密云区以密云水库为核心，开展水资源确权登记，建立“水量水质双考核机制”， 将 158 平方公里水源保护区的生态价值纳入区域发展核算，引导企业主动参与水源保护，实现了从“政府买单”到“市场定价” 的转变。贵州在赤水河流域推行“河长制 + 警长制”，将水资源、森林资源纳入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范畴，通过精细化产权管理明确生态要素的权责边界，为流域生态产品的市场化交易奠定基础。这些实践印证了产权明晰是市场化交易的前提，正如自然资源部相关数据显示，全国截至 2024 年 4 月，全国已完成近百个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为生态产品“入市”奠定了制度基础。绿色金融工具的多元化创新。浙江安吉发行的全国首单“水土保持收益权资产支持证券”，开创了生态治理与资本市场对接的先河。该产品以县域水土保持项目未来收益为底层资产，募集资金 1.2 亿元用于河道整治，带动社会投资超5亿元。广东深圳设立全国首个“碳中和债券”，募集资金专项用于红树林保护、光伏电站建设等项目，利率较普通债券低 1.5 个百分点，吸引金融机构踊跃认购。（二）技术赋能：搭建数字化核算的智慧平台GEP核算的标准化探索。浙江丽水作为“两山”理论发源地，率先构建起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体系，将森林、 河流、空气等生态要素转化为可量化的经济价值。2023探索开展项目级 GEP 核算研究，创新应用于非法采砂生态损害赔偿领域。市、县两级“1+9”两山合作社正式挂牌成立，并实现实体化运营，正式上线浙江（丽水）生态产品交易平台，累计开展交易 240 笔，交易额 36.81 亿元。推动绿色认证工作，培育绿色产品（服务）认证企业 43 家、发放证书 55 张。这一经验迅速在全国推广，国家发展改革委选取北京、江苏、湖北等 13 个省份开展 GEP 核算试点，北京密云将 GEP 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倒逼乡镇政府从“GDP 崇拜”转向“生态优先”；江苏宜兴建立 GEP 与 GDP 双核算机制，引导企业投资生态修复项目可抵扣税收，实现“环境好”与“经济好”的正向关联。 区块链溯源的全链条应用。福建南平“武夷山水”品牌的成功，彰显了技术赋能的魔力。通过区块链技术为每一片茶叶、每一根竹制品赋予“数字身份证”，消费者扫码即可追溯从种植到加工的全流程，产品溢价率提升 30% 以上，带动 12 万茶农 人均增收 1.2 万元。云南普洱茶产区引入类似技术，建立“区块链 + 物联网”监控体系，实现古树茶产地、产量、流向的精准监管，遏制了市场上的假冒乱象，品牌价值从 2018 年的 600 亿元跃升至 2023 年的 1200 亿元。 空天地一体化的监测网络。安徽新安江流域的“智慧治水”模式堪称典范：整合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检、水质传感器等技术，建立覆盖 1100 平方公里的监测网络，水质监测精度达 98%， 实时预警污染事件效率提升 70%。山东黄河三角洲搭建“天空地海”四位一体监测平台，对湿地生态系统进行动态评估，为生态补偿提供科学依据；湖北丹江口水库建立数字孪生系统，通过模拟水质变化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影响，精准调配生态保护资源，确保“一库清水永续北送”。（三）产业融合：培育绿色经济的增长极生态农业的全产业链升级。吉林长白山的林下经济堪称“点绿成金”的典范：依托 700 万公顷天然林地，发展林菌、林药、林禽等立体种养，培育出“长白山人参”“延边蜂蜜”等地理标志产品，年产值突破 500 亿元，带动 30 万林农脱贫致富。云南哀牢山区通过“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将褚橙、沃柑等特色水果种植与生态保护结合，建立有机种植标准，产品打入北上广深高端市场，亩均收益超 2 万元，是传统种植的 3 倍。 生态旅游的沉浸式体验创新。浙江安吉余村的转型之路早已家喻户晓：从“石头经济”到“生态经济”，通过打造“竹海观光 + 民宿体验 + 文创开发”的产业链，旅游收入占比超 90%，2023 年接待游客 32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 5.8 亿元。 这种模式在全国开花结果：四川都江堰依托青城山—都江堰世界文化遗产，开发“问道青城”“灌县古城”等文旅产品，带动周边 2000 余家民宿集群发展，年旅游收入突破 200 亿元。生态工业的绿色化转型实践。广东佛山的陶瓷产业转型颇具代表性：曾经高污染的陶瓷企业，通过引入清洁能源、循环生产技术，建成全国首个“零碳陶瓷园区”，单位产品能耗下降 35%，废水循环利用率达 95%，产品附加值提升 50% 以上。 江苏苏州工业园打造“绿色制造示范园区”，推行“碳足迹核算 + 绿色供应链管理”，吸引苹果、三星等跨国企业设立绿色工厂。三、各地破解共性难题的措施和方法尽管各地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些成效，有的成效甚至非常显著，但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仍面临“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难”等共性难题，遇到一些模式难以复制、一些模式难以持续等问题，全国范围内的持续创新、持续升级仍需不断跟踪和示范推广。（一）价值核算：从地方试点到国家标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作为衡量生态产品价值的重要指标，当前仍处于试点阶段，各方面的观点不统一，在实践中面临核算标准不统一、核算结果难以运用等困境。由于缺乏统一规范，不同地区在核算对象界定、核算方法选择以及核算流程设计上存在显著差异。比如，部分地区仅将森林资源、水资源等直观生态要素纳入核算，而忽视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调节等隐性生态服务价值；核算方法上，有的采用市场价值法，有的采用替代成本法，缺乏科学的对比与统一，导致核算结果难以横向比较，无法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准确、可比的依据，严重制约了生态产品价值的科学量化与有效评估。针对 GEP 核算标准不统一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研究出台《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 ( 试 行 )》，明确核算对象、方法、流程。北京密云将水源涵养、空 气净化等 12 项生态服务纳入核算，建立“政府主导 + 第三方评估 + 市场认可”的定价机制；浙江丽水开发全国首个 GEP 核算软件，实现市、县、乡三级核算全覆盖，为国家标准制定提供实践经验。就应用而言，因为核算标准不统一，GEP 只是在一 些地方试点，难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考核运用。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认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核算可能仅是转型期不得已的一个举措，目的是提醒各方面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注意生态环境保护，一旦过了转型期，国家进入发达阶段，各方面都重视生态保护后，这一核算就缺乏必要性。（二）金融创新：从政策扶持到市场驱动生态资源具有价值属性，但因其价值评估难度大、风险高、权属界定复杂等特点，面临抵押难的困境。一方面，生态资源的价值受自然条件、市场波动等多种因素影响，难以准确评估，金融机构对其抵押价值认可度低；另一方面，生态资源的权属存在界定不清、流转不畅等问题，增加了金融机构的抵押风险。此外，传统金融产品与生态资源的适配性不足，缺乏针对生态资源特性的金融服务和风险分担机制，导致生态资源难以作为有效抵押物获取融资，阻碍了生态资源向金融资本的转化。江苏宜兴推出“竹林碳汇贷”，以竹林未来 30 年碳汇收益为抵押支持竹产业升级。此外，根据有关报道，湖北咸宁开展“香榧林权抵押贷款”，引入担保和保险提升抵押率；深圳、上海等交易所推出“生态产品抵押融资”业务，拓宽资本与生态资源对接渠道。（三）从区域分割到全国联网我国生态产品交易市场存在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各地交易平台分散、标准不一、信息不畅，导致生态产品交易局限于本地， 难以实现跨区域流动和优化配置。不同地区的生态产品交易规则、监管制度、服务体系存在差异，缺乏统一的交易标准和信息共享机制，使得生态产品在跨区域交易时面临诸多障碍，如交易 成本高、信任度低、匹配效率差等，无法充分发挥生态资源的市场价值，制约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广度和深度。针对交易市场区域性强的问题，国家正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生态产品交易平台。安徽黄山生态产品交易所实现 12 类生态产品交易；浙江丽水“两山银行”整合生态资源形成资产包交易；全国生态产品交易信息系统上线，推动全国统一市场建设。（四）利益分配：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参与生态产品的变现主要依赖政府补偿、传统资源开发等有限渠道，缺乏多元化的市场参与和利益共享机制。政府补偿标准相对固定，难以充分反映生态产品的真实价值；传统资源开发模式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不利于生态保护。同时，市场主体参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积极性不高，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利益分配模式，导致生态产品的潜在价值无法充分挖掘，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难以实现有机统一。针对变现渠道单一问题，各地探索建立多元主体共享机制。吉林东辽县开展水土保持交易，形成“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机制；广东肇庆推行“生态公益林补偿 + 碳汇交易”，增加林农收入，提升生态保护积极性。四、构建全国统一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工作体系的建议站在新的发展阶段，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需要从地方探索迈向全国统筹，构建“制度统一、技术共享、市场联通、利益共融”的现代化工作体系。（一）顶层设计：完善法律法规与标准体系建议归纳总结现有做法，尽快出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法》或者《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法》，明确生态产品定义、 产权归属、交易规则，为市场化运作提供法律保障。国家层面应统一有关生态产品核算标准，建立涵盖陆地、海洋、湿地等生态系统的核算体系，将生态价值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完善干部考核“绿色 GDP”制度。（二）技术支撑：打造智慧化监测与交易平台依托数字中国建设，整合卫星遥感、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建设全国生态产品“一张图”监测平台，实时掌握森林、河流、 湿地等生态资产的动态变化。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升级全国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探索水权、林权、海洋碳汇等多元化交易品种，打造集信息发布、价值评估、交易结算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交易平台，实现生态产品“云端交易、全国流通”。（三）产业升级：培育生态经济的世界级集群在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布局一批生态产品深加工基地，培育“中国森林食品”“中华地理标志”等高端品牌。借鉴瑞士阿尔卑斯山、日本富士山的发展经验，打造一批世界级生态旅游目的地，开发康养度假、自然教育、生态研学等高端产品，提升生态服务的附加值。推动生态与数字经济、生物科技、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融合，培育“生态 + AI”“生态 + 基因技术”等新业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四）区域协同：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合作机制深化新安江、东江等流域的跨省补偿机制建设经验，探索“生 态飞地”“产业协作园”等模式，让上游地区的生态保护成果在下游地区实现价值变现。建立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生态富集地区的对口协作机制，通过“生态采购”“碳汇认购”等方式，形成“东部企业 + 西部资源”“东部市场 + 西部产品”的协作格局。在国际碳交易的架构下，推动“一带一路”生态产品国际交易，将我国的竹制品、中药材、光伏设备等与沿线国家的生态资源对接，构建跨境生态产业链，在全球生态治理中贡献中国方案。

作者简介俞海，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环境战略与政策、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全球可持续发展等，主要论文有《“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重要论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伟力》《破解全球环境治理难题》《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等。摘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内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不仅改变了中国，指导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而且深刻影响世界，为当代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更为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重要路径，彰显出宏伟的历史视野与高远的世界眼光。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要努力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努力做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要参与者，携手共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纲领。既深刻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又观照人类共同未来，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福祉提供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中国方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背景。发端于习近平总书记的个人经历与认识思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长期的思想酝酿和实践探索，以及长期重视生态环境的真情实感。2020年1月6日，习近平主席在给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的学生代表回信中指出：“40多年前，我在中国西部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村庄劳动生活多年，当时那个地区的生态环境曾因过度开发而受到严重破坏，老百姓生活也陷于贫困。我从那时起就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己。”1969年至1975年，习近平同志在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插队期间，带领村民学习沼气技术，修建沼气池，亲身经历了人与自然相处的艰难岁月。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河北正定工作时，主持制定的《正定县经济、技术、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提出“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严格防止污染搬家、污染下乡”。这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很早就开始关注并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警惕在发展中重蹈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蕴含着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雏形。在福建工作时期，习近平同志五下长汀，大力支持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在三明市将乐县常口村调研时提出“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在全国率先谋划生态省建设，推动实施林权制度改革。这些实践和理念，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供重要的实践基础和思想铺垫。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考察湖州市安吉县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之后在《浙江日报》发表文章深刻阐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辩证统一关系，从战略高度指明绿色变革的发展路径。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和生态智慧。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丰富的生态智慧和文化传统，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供了文化滋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尊重自然、热爱自然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生生不息、繁衍不绝的重要原因，倡导“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鲜明特色和独特标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思想，将天、地、人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强调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此外，从术语表达上看，山水意象体现了中华先贤对自然的审美和认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语境之中，是在中华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凝聚着东方智慧的精神财富。契合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其核心在于通过辩证思维重构人与自然、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既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科学内核，又以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发展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整体，“人靠自然界生活”，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将这一辩证关系具象化为“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统一，强调“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体现出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对生态价值的优先考量，同时将生态环境视为一种基础性、战略性的“生产力”，并将保护、修复和提升生态环境质量视为发展生产力的重要途径，本质是将“生态环境”纳入生产力核心要素，要求推动形成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绿色低碳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顺应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实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也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一些地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不仅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也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破解了这一发展难题，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内容，人民群众对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这就要求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更多优质的生态产品。中国作为人口大国，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有限，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只有转变发展方式，走绿色发展之路，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明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强调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经济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理论阐释。突破传统价值理论局限。受工业文明主客二分思维影响，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常被视为二元对立关系， “先污染后治理”“要发展就顾不了环保”等错误观念一度盛行。一些国家长期将自然单纯视作人类开发利用的对象，忽视其固有价值与多元价值属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从根本上扭转这一狭隘认知，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一方面，该理念明确绿水青山的生产性，森林、矿产、水资源等自然资本不仅为传统产业提供基础原料，还催生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另一方面，区别于传统将自然经济价值局限于一次性资源开采、初级产品生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强调生态优势能转化为可持续经济优势。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推进，优质生态空间与自然资源愈发稀缺，生态破坏、资源枯竭问题凸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强调自然资本的稀缺性与保值增值，推动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不断提升。实现辩证思维的深化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蕴含着发展阶段论思想，揭示了不同发展时期经济与生态关系呈现的不同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阶段”论述，即“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既要金山银山，但是也要保住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清晰勾勒出经济与生态关系的动态演变过程。与之相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秉持动态平衡观，既承认绿水青山具有自我调节能力，也警示人类不合理的开发活动可能会打破这种平衡。尤其在特定阶段和局部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可能存在不平衡甚至矛盾，如一些传统工业地区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常面临技术、资金、就业安置等现实难题，短期内削减污染排放、淘汰落后产能往往会影响其经济增速。对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倡导运用发展眼光和辩证思维，要求各地依据不同区域生态承载能力、发展阶段，制定差异化生态环境经济政策，在发展中寻求经济与生态动态平衡，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绿色技术创新等举措，不断提升生态系统质量与经济发展效益，实现二者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格局。创新生态文明的实践路径。传统发展模式下，生态环境保护常被视为经济发展附属环节，主要采用末端治理方式，往往治标不治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开创了全过程、全链条的生态实践新路径，创新实践主体参与机制，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在生产端，推动产业绿色转型，以绿色技术创新为核心，引导传统产业实施清洁生产改造，降低能耗与污染物排放；在生活端，倡导绿色生活方式，通过宣传教育、政策引导等方式，使公众形成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绿色居住等生活习惯。同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通过推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全方位创新，明确自然资源所有权、使用权归属，为生态资源市场化配置奠定基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建立健全生态补偿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交易模式，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历史视野与世界眼光。人民性与人类性相统一的生态福祉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从诞生之初便揭示了生态与民生的内在统一关系，既立足中国民生福祉，又观照人类共同未来。这一理念不仅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南，也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探路，生动体现“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根本立场，彰显了动员人民、依靠人民的实践方法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价道，“中国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替代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范式”。这一理念从安吉余村走向世界舞台，体现着从民族情怀到人类关怀的升华，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路径，展现出超越民族国家的思想高度。保护与发展相协调的系统方法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破解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二元对立的世界难题，开辟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径，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辩证思维和方法论指导。一方面表现在其超越“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路径，认识到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的辩证统一关系；另一方面体现为其构建了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绿色发展体系，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通道。在这个过程中，我国进行一系列开创性探索，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不仅进一步破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的制度难题，更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理念传播与制度构建相统筹的全球示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从价值共识转化为制度刚性约束，进而转化为治理效能，构建出“理论—制度—实践”的互动逻辑，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知行合一的示范。积极传播先进的生态理念、务实推进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和全球环境治理规则制定，推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从中国实践上升为国际共识，不仅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话语权，也为破解全球环境治理碎片化、增强多边合作有效性贡献中国方案，彰显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效创造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2024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为29.3微克／立方米，我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以北京市为例，2024年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降至30.5微克／立方米，连续四年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誉为“北京奇迹”。水环境质量显著提升，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0.4%，首次超过90%。长江干流连续5年、黄河干流连续3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Ⅱ类；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生态系统修复规模空前，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有效维护生态环境安全。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全国森林覆盖率超过25%，21世纪以来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约1／4来自中国，我国成为森林资源增长最多最快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堪称全球“绿水青山”的典范。推动人类文明向绿色低碳转型迈出关键一步。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引领，积极培育和发展绿色生产力，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新时代以来，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累计下降超过35%，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态势。其中，2012～2022年，我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平均6.6%的经济增长。推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2024年，中国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三新”经济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超过18%，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下降到53.2%，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28.6%，在推动国内工作的同时，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如通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等机制支持发展中国家，在电力行业转型、绿色金融创新、全球生态治理等方面，成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引擎。制度、价值与行动的三维突破。不断强化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和建章立制工作，出台一系列具有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的规章制度，基本形成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梁八柱”制度体系。将生态文明建设载入党章和宪法，先后制定并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30余部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建立实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印发《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试行）》。此外，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改革持续深化，为破解全球生态治理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惠益全球积极宣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国际社会探索绿色发展之路提供思想启迪。2016年5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在第二届联合国环境大会期间发布，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发展的决心和成效，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国际重要场合阐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呼吁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比如，2021年4月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朴素的真理”；又如，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领导人峰会上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再如，在COP15第二阶段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提出，“我们要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绿色发展，加快推动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尽管世界各国间存在政治博弈、经济竞争和文化差异，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所倡导的“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已成为全球在追求可持续发展道路上广泛接受的核心理念和共同话语。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厄·安诺生认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提升中国引领者地位；中国将经济增长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结合，向世界提供了有益经验。联合国“地球卫士奖”获得者埃里克·索尔海姆认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十分精妙的理念，我们应该将其推广到全世界。 “西方绿色GDP之父”、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认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消解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二元对立，中国向世界展示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并行不悖。曾任摩洛哥王国驻华大使馆公使的西迪·巴加利指出，“中国能找到这样一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结合的致富路，令人钦佩”。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为全球发展提供顶层设计参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提出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绿色转型的要求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参与引领全球绿色转型进程”。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导实践为全球发展提供案例样板。全球最大的生态工程“三北”工程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有效阻止土地沙化进程，并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结合，实现从毁林开荒到增绿生金的蝶变，先后获得“全球500佳”奖章（“地球卫士奖”前身）、“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优秀实践奖”等荣誉，相关经验得到非洲联盟主导的“绿色长城”计划的借鉴。浙江省探索“市场化垃圾收集—高值化资源利用—国际化认证增值”的“蓝色循环”海洋塑料废弃物治理模式，构建多方主体参与、市场与产业相互链接的治理格局，实现资源循环、减污降碳、共同富裕融合发展，获联合国环保领域全球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助力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一方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指明方向。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从全球环境形势看，近年来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全球环境治理行动紧迫性持续上升，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迫在眉睫。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低迷，亟须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让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动力。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独自解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为在全球范围内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建设生态友好型世界经济、携手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指明方向。另一方面，推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践经验走向世界、惠益全球。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坚持胸怀天下，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中国秉持“授人以渔”理念，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践付诸“一带一路”建设、“南南合作”等合作机制中，让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切实从中受益。比如，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实施太阳能、风能和水电等绿色项目，将自身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做法、技术和经验分享出去，推动该理念在当地落地生根，为提升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作出重大贡献。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指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强调：“人类面临的所有全球性问题，任何一国想单打独斗都无法解决，必须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环境危机愈加严峻，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国际社会应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努力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积极传播者，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好指引。坚持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努力构建适合自身的话语体系，推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好地指导解决自身的生态环境问题，同时积极借助全球环境治理平台，积极传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让全球更大范围内的地区和国家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中受益，让世界人民生活在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环境之中。努力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模范践行者，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更大动力。摒弃西方发达国家曾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加快建立健全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统筹推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全球经济发展助力。努力做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要参与者，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更强保障。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深刻认识“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融入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荒漠化防治等全球环境议题过程中，着力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共同解决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减少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携手共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筑牢人类文明的存续根基。站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二十年的历史节点，面对全球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双重危机，中国需要继续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完善区域协同与全球治理制度，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不仅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更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贡献东方智慧。

9月20日，全球治理框架下的绿色金融创新与合作论坛暨中财大绿金院十周年年会在北京成功举行。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以“推动将绿色贸易纳入RCEP框架”为题发表演讲，演讲实录如下。一、为什么需要自由的绿色贸易？首先，全球减碳目标的实现离不开贸易便利化的支撑。为达成《巴黎协定》“2030 年前全球减排 45%”的关键目标，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亟需可负担的绿色商品与技术。但现实中，对绿色产品和服务的关税与其他非关税壁垒不仅制约贸易活动，更直接推高绿色产品和技术的成本，降低减碳活动的经济性，延缓全球脱碳进程。只有降低贸易壁垒，才能让绿色技术与产品高效流通，加速绿色产业规模化发展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其次，我们正面临全球气候与贸易治理的双重冲击。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转向支持化石能源并削减绿色产品补贴，同时发起全球范围的关税战，阻碍了绿色产业的发展和跨境绿色贸易。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虽以防止碳泄漏为初衷，但本质是单边政策，不仅导致部分发展中国家收入、就业与出口受损，削弱其气候行动的财政能力，更可能引发报复性贸易战。我们的研究显示，若CBAM覆盖全部进口产品且包含范围三排放，莫桑比克 GDP损失将高达2.51%，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将面临冲击。在此背景下，全球亟需创新思路应对挑战，中国和亚洲完全可以在政策创新中承担领导者角色。而 RCEP 正是绿色贸易实践的最优区域载体。作为涵盖全球 30% GDP与23亿人口的最大自由贸易协定，RCEP区域是当前最坚定支持自由贸易的板块，且无任何国家退出《巴黎协定》，具备坚实的气候合作政治共识。但不容忽视的是，气候变化已对该区域构成严峻威胁，海平面上升危及太平洋岛国生存，预计到 2030 年将导致 330万至750万人陷入贫困，而 RCEP 现有框架尚未纳入“绿色” 内容，补充新动能迫在眉睫。今年3月，我们在香港召开“绿色贸易RCEP 研讨会”，来自7个国家和地区的50余名前官员、学者均认可这一思路，为后续推进奠定了重要基础。二、核心设想：RCEP 绿色贸易的定义与价值我们所倡导的绿色贸易政策，是指在 RCEP 区域内通过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包括削减配额、实现产品标准互认、简化通关检验流程、降低运输及贸易融资成本等措施，激励成员国生产和出口更多绿色产品与服务的政策组合。具体而言，可以推动 RCEP 在数年内将多数绿色产品与服务的关税降至零，而中国作为主要发起者和负责任大国，可考虑率先降低绿色贸易壁垒，带动其他国家参与。这一政策设想有望实现三重核心价值：一是促进区内所有经济体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助力《巴黎协定》目标落地；二是实现全方位共赢，推动各成员国 GDP、出口与就业水平提升，避免单边政策的“零和博弈”；三是巩固多边主义，基于成员国平等协商制定规则，从根源上规避贸易战风险。正因如此，这一设想将受到 RCEP 成员国的广泛欢迎：既能对冲贸易保护主义的负面影响，又能为区域合作增添新动力，更能让亚洲在气候行动、自由贸易等领域占据道义高地，为全球多边主义提供实践样板。三、绿色产品与服务的三种定义要推动绿色贸易落地，首先需要明确绿色产品与服务的范畴，我们提出三种递进的定义：第一种是狭义的绿色（环境）产品，即直接有助于限制或减少环境污染与破坏的产品，典型包括污染防治与废弃物处理设备、空气和水质监测仪器、太阳能光伏板等清洁能源技术产品。亚太经合组织（APEC）已形成涵盖 54 类产品的环境商品名单，得到所有成员认可。英国 - 新西兰自贸协定还将建筑保温材料、风电塔架等纳入清单，对这些产品实施零关税，为绿色贸易提供了重要先例。第二种是绿色（环境）产品与服务，在狭义产品基础上纳入高附加值绿色服务，打破 “贸易仅指实物产品”的传统认知。这些服务包括绿色建筑设计、环境监测与数据分析、绿色金融、ESG 分析及可持续信息披露，以及节能领域的人工智能与软件系统服务等。新加坡-澳大利亚绿色经济协定已识别出372种环境商品与155项环境服务，均需满足“减少污染”“保护生物多样性”“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等标准，为这一定义提供了实践支撑。第三种是我们提出的最广义的定义，即绿色产品与服务加低碳产品与服务，将碳强度低于预设阈值的品类纳入其中，覆盖几乎所有行业，尤其是高排放领域。比如低碳钢、低碳水泥、低碳铁矿石等工业品，低碳大米、低碳牛羊肉等农产品，以及使用可持续燃油的低碳航运、低碳航空等服务业。这一定义能显著扩大绿色贸易覆盖范围，大幅提升绿色贸易政策的经济带动效应。四、绿色贸易的政策选项与经济影响基于上述定义，我们设计了两类核心政策选项：一是取消绿色/低碳产品与服务关税。当前RCEP区域内不同行业关税差异显著，部分产品关税高达20%，机动车及零部件为9%左右，石油、煤炭产品在1%关税。通过加速关税减免，可进一步降低绿色产品流通成本。二是降低非关税贸易壁垒。非关税壁垒的影响甚至超过关税，比如肉类产品的非关税壁垒关税等值达28%。对此，我们可采取一系列措施：取消或减少进出口配额限制；协调绿色产品与可追溯性标准，实现对接互认；推动许可证互认，简化服务准入；采用数字化手段实现数据共享与报告自动化；利用绿色金融工具降低贸易融资成本，简化跨境支付流程。我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估算，若2030年绿色与低碳产品服务占RCEP成员国GDP的32%，实施“关税降至零+非关税壁垒降低30%”的政策，所有成员国GDP均将提升0.3%至2.3%。其中，老挝、柬埔寨等发展中国家受益最为显著。若进一步纳入绿色投资激励政策，经济效益将更为突出。而要扩大绿色贸易的经济利益，需把握五个关键要点：一是拟定覆盖面更广的绿色产品与服务清单，采用广义定义最大化带动效应；二是聚焦非关税壁垒的识别与削减，这是当前政策发力的重点；三是中国联合较发达国家率先降低壁垒，形成示范引领；四是将绿色投资纳入机制，同步输出资金与技术，避免“单向出口”误解；五是充分考虑多方诉求，兼顾不同国家的产品与服务优势。五、下一步工作规划目前，我们的工作已取得初步进展：已推动5月13日东京RCEP工作组会议讨论绿色贸易议题，6月也向国合会提交了相关建议。接下来，我们将从四方面深化工作：一是完善模型测算，针对不同清单组合与政策力度开展情景模拟，以“多赢”为原则确定最优方案；二是深入研究非关税壁垒，对配额、标准、融资等壁垒进行量化分析，折算为等值关税并制定削减路径；三是持续深化政策沟通，扩大成员国共识；四是在国内外组织系列研讨，推动专家学者发声，形成政策合力。

许勤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蔡元明 中国人民大学欧亚研究院研究助理今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两山”理念）提出20周年。从浙江安吉起步，这一理念已成为中国绿色发展的核心指引，并一步步从中国走向世界。与此同时，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正在全球绿色转型的浪潮中勾勒出清晰的合作蓝图。当前，环境和气候危机已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挑战，生态文明建设也因此超越地域界限。在此背景下，中国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不仅开辟了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路径，也为守护人类共同安全、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从全球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生态文明实践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发展与环保的两难选择，既渴望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增长，又担心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一些发达国家在环保技术转让、资金支持上态度消极。中国以“两山”理念为实践指南，走出了一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路。在全球发展倡议的号召下，“两山”理论的实践成果在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开枝散叶。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新能源发电、节水灌溉、绿色化肥等项目，不仅帮助当地解决了能源和粮食短缺的问题，更推动其经济和生产结构向低碳转型，助力其实现兼顾生态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全球安全的角度看，中国生态文明实践为筑牢人类安全屏障贡献重要力量。全球安全倡议关注的不只是冲突和战争，还有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当下，全球极端气候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已成为人类安全的重大威胁，国际社会应该全力应对。中国始终将生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从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构建国土生态屏障，到长江经济带守护流域生态安全，再到“双碳”目标推动能源结构转型，一系列实践为全球生态安全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同时，中国还将生态安全合作视为全球安全合作的重要内容，在非洲和中东，中国支持的荒漠化治理项目让昔日荒漠重现绿色，中国参与的节水农业项目帮助当地应对水资源短缺的问题，这些都有助于从源头上减少冲突爆发的可能。通过维护生态安全保障人类安全的成功实践推动了全球安全治理进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筑牢了生态根基。从全球文明的角度看，中国生态文明实践为重塑全球文明形态提供新范式。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而生态文明正是超越地域与制度界限的文明共识。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根植于“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为破解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二元困境提供了新方向。20年来，中国孜孜不倦的生态文明建设积淀并形成了独特的文明形态，社会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古老的“天人合一”理念在新时代焕发了新的生命力。通过全球文明倡议，中国推动生态文明理念与各国文明相结合，推动人类文明从“征服自然”向“和谐共生”转变，促进形成“和合与共”的全球文明生态。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中国生态文明实践为改革完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方案。9月1日，习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呼吁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深入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在加强自身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站在“两山”理念提出20周年的节点回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早已超越国界，成为推动全球发展、守护人类安全、重塑文明形态、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实践。面对全球生态危机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唯有以落实四大全球倡为战略引领，打破地域与制度的隔阂，才能共同守护人类共同的家园。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推动自身绿色发展的同时，与世界各国携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同书写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新篇章。

9月24日，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邹磊在2025年中国碳市场大会上分享了国家能源集团主动融入全国碳市场的做法。邹磊介绍，一是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打造清洁能源发展新高地。有序开发海上风电、海上光伏基地，因地制宜发展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研究布局“水风光储”多能互补清洁能源基地。目前，已投运全球最大百万千瓦海上光伏项目、全球首个漂浮式风渔融合项目、全国最大光氢储一体化项目和近170个新型储能项目，可再生能源装机超1.5亿千瓦，较“十三五”翻番，风电装机近7000万千瓦，保持世界第一。二是激发科技创新动能，助力能源技术革命新突破。国家能源集团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取得了大型煤炭基地生态修复、煤电二次再热、高比例混氨燃烧、“火电+熔盐”储能、低风速高效风机、碳纤维复合材料轻量化重载铁路货车、三万吨级重载铁路、CCUS全场景应用等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有力支撑了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同时，加快建设数智国能，精准把握“AI+能源”快速迭代趋势，全面构建智慧管理、智慧运营、生态协作和智能生产体系。研发全球首个千亿级发电行业大模型，建设“国能e碳”管理平台，实现碳排放实时监测与智慧管理。三是拓展碳市场合作空间，贡献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方案。全面提升碳资产管理水平，建立健全专业碳管理体系，严格实施碳排放监测报告和核查，为国家碳市场制度完善提供实践基础。在碳资产管理与国际合作领域，国家能源集团全面提升碳资产管理水平，建立健全专业化碳管理体系，所属167家发电企业纳入全国碳市场、100%按期履约；积极推动全球绿色能源合作，目前已在7个国家运营9个清洁能源项目。面向未来，邹磊表示，国家能源集团将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理念，愿与全球同仁一道加强全链条碳足迹管理，扩大绿色投资和低碳项目合作，携手开展碳信任标准互认、技术共享和能力建设合作，共同探索市场化降碳新路径。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践诺笃行 共同书写全球气候治理新篇章——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的致辞 （2025年9月2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发表视频致辞。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尊敬的古特雷斯秘书长，尊敬的卢拉总统，各位同事：今年是《巴黎协定》达成10周年，也是提交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的重要节点，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关键阶段。我愿分享3点看法。一要坚定信心。绿色低碳转型是时代潮流。尽管个别国家逆流而动，但国际社会应当把握正确方向，坚持信心不动摇、行动不停止、力度不减弱，推动制定和实施国家自主贡献，为全球气候治理合作注入更多正能量。二要担当尽责。全球绿色转型应当坚持公平公正，充分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通过转型缩小而不是扩大南北差距。各国应当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当落实率先减排义务，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资金和技术支持。三要深化合作。当前，全球绿色发展需求巨大。各国应当加强绿色技术和产业国际协作，努力弥补绿色产能缺口，确保优质绿色产品在全球自由流通，让绿色发展真正惠及世界每个地方。各位同事！借此机会，我宣布中国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到2035年，中国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力争做得更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30%以上，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020年的6倍以上、力争达到36亿千瓦，森林蓄积量达到240亿立方米以上，新能源汽车成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主要高排放行业，气候适应型社会基本建成。这是中国对照《巴黎协定》要求、体现最大努力制定的目标。完成这一目标，需要中国自身付出艰苦努力，也需要有利和开放的国际环境。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兑现承诺。各位同事！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紧迫而长期的任务。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谢谢大家！

新华社杭州9月22日电（记者冯歆然、商意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22日上午在杭州出席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开幕式并致辞。9月22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杭州出席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 摄丁薛祥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深入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在加强自身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丁薛祥表示，面对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严峻挑战，要携手加强生物圈保护区建设，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实行协调联动，积极开展全球合作，切实加大投入保障力度，推动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多方参与。二是强化科技支撑，共同破解生态环境领域重大科技难题，推进科技成果共享，缩小国家、地区间信息和知识鸿沟。三是注重统筹兼顾，推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应对和民生福祉改善，促进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四是坚持多边主义，共同落实好全球治理倡议，改革完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更好应对气候环境领域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伊朗副总统兼生态环境保护组织主席安萨里等出席开幕式。阿祖莱发表致辞，高度赞赏中方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取得的成就以及为全球环境治理作出的贡献，呼吁国际社会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加强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圈保护国际合作，推动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随后，丁薛祥巡视大会展区，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他指出，要拓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通道，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开幕式前，丁薛祥会见阿祖莱，表示中国愿同教科文组织坚定相互支持，深化教育、科技、世界遗产保护和生态环保等领域务实合作，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造福世界各国人民。阿祖莱感谢中方对教科文组织的支持，表示这在当前多边主义遭受严重冲击背景下尤为重要，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本届大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中国科学院和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承办。中外政府官员、生物圈保护区代表、科技人员、企业负责人和国际组织代表等约1300人参加开幕式。在浙期间，丁薛祥还前往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和西湖大学，调研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和科技创新平台支持科创企业发展等情况。

将绿色转型要求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核心观点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部署了三项重点任务，分别对应全面绿色转型的三个重要方向，即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能源绿色转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抓住产业、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等重要方向，统筹推进全面转型、协同转型、创新转型、安全转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有机统一，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图片来源/新华社■周宏春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需要抓住重点领域。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其中侧重于“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25年要抓好的重点工作之一，即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紧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部署了三项重点任务。　　这三项重点任务分别对应全面绿色转型的三个重要方向，即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能源绿色转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首先要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国传统产业面广量大，是能源消费主体，也是污染物、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大户，因而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主阵地。　　传统产业绿色转型的关键是要提高产业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需要各行业源头、过程和终端的产业链联动。　　从源头看，要开展生态设计或环境设计。在产品设计之初就融入环境保护要求。　　从过程看，实行清洁生产，综合采用节能降碳技术改造、工艺流程更新、产业规模和空间布局优化等途径，赋能工业、能源、交通、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降低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推动绿色工厂、零碳园区、绿色产业链供应链建设。逐步提高土地、环保、能效、水效和碳排放等标准体系，发挥标准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基础性、引领性作用。　　从终端看，重视产品的包装、物流、销售以及最终的回收处理，提高资源原材料利用效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废旧物资回收利用、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垃圾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化害为利，以资源的循环高效利用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其次要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谋划布局未来产业。　　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应用场景。积极发展数字经济，促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以数字化引领绿色化，以绿色化带动数字化。推动数字产业从单点、局部向多领域、多行业、多环节拓展，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使之成为绿色增长的新支柱、新赛道，加快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新的商业模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未来产业布局，但不能“一刀切”导致未来的产业雷同和恶性竞争。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一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先立后破，在优化结构和提高能效上下大力气。　　在供给端“开源”，优化能源结构，从源头上减少化石能源投入、降低污染物和碳排放。　　在需求端持续提高能效，把提高能效作为第一能源。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强调节性储能资源和输电通道在规模能力、空间布局和建设节奏上的衔接。深化电力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提升能源安全、生态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　　二是构建绿色交通运输体系。推动不同运输方式的合理分工和有效衔接，减少不合理客货运的无效运输，提高大宗货物铁路、水路运输比重；推进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节能降碳改造，建立健全充（换）电站、加氢（醇）站、岸电等基础设施网络；完善绿色物流和城乡物流配送体系，切实解决“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问题；持续实施城市公共交通优先战略，为市民出行提供通达便捷条件；推广绿色交通运输工具，推动船舶、航空器、非道路移动机械等采用清洁动力，加强可持续航空燃料研发应用，鼓励净零排放船用燃料研发生产应用。　　三是推进城乡建设发展绿色转型。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推进城乡、区域和空间开发利用，因地制宜推动区域绿色发展和协同转型。　　严守城镇开发边界，保护和修复绿地、水域、湿地等生态空间。推进海绵城市、智慧城市建设，提高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将南方一些城市的下水道建设纳入中长期规划，切实改变城市“雨季看海”的不良状况。　　大力发展绿色建筑，推广绿色建造方式，优先选用绿色建材。在城市更新中，加快既有建筑和市政设施节能节水降碳改造。推进建筑光伏一体化建设，尽可能推动农村“光储直柔”技术应用。发展清洁供暖，向有用热需求的居民提供适宜的室内温度。系统推进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第一，深入推进环境质量改善。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开展新污染物治理。以人体健康不受危害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进环境质量改善。健全覆盖城乡、功能完备的环境基础设施网络，深入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防范重大污染事件发生，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　　第二，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农业农村的环境保护和减排固碳，要从优化种养结构、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入手，建立健全秸秆、畜禽粪污、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等有机废弃物收集利用处理体系。对垃圾、秸秆等有机废物进行循环利用，形成“有机废物处理—能源生产—水供应”一体化模式。因地制宜开发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有序推进农村地区特别是气候过渡带地区清洁取暖和散煤替代。　　第三，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实施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工程，开展大规模的国土绿化工作。将植树种草与土壤污染治理、水土流失控制等结合起来，使生态修复创造碳汇价值和更多的就业机会。积极培育生态产品，努力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发展林下经济，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文旅产业。探索多元化的生态补偿和市场交易途径，让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者获得回报，使美丽中国建设者有所得，让生态环境破坏者付出代价，并将这一模式转化形成长效机制。　　总之，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住产业、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等重要方向，统筹推进全面转型、协同转型、创新转型、安全转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有机统一，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研究员）

加快建设更加有效、更有活力、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全国碳市场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 孙金龙生态环境部部长 黄润秋　　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政策工具。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充分彰显了我国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坚定决心和有力行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建设更加有效、更有活力、更具国际影响力的碳市场，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一、深刻认识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重大意义　　当前，我国已建立重点排放单位履行强制减排责任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激励社会自主减排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两个市场相互衔接，共同构成全国碳市场体系。在全面总结全国碳市场建设成效和存在的问题、深入借鉴国内试点碳市场和国际碳市场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国碳市场建设激发全社会绿色低碳发展内生动力，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将充分发挥碳减排的引领、优化和倒逼作用，推动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带动绿色技术创新和应用，撬动绿色低碳产业投融资，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含金量”“含绿量”，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协同并进。　　全国碳市场建设追求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和效益最大，是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重要部署，提出健全碳市场交易制度、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制度。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是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和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的具体举措，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碳减排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形成对各类碳排放主体的激励约束机制。　　全国碳市场建设坚持低成本降碳目标导向，是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有力举措。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将强化“激励先进、鞭策落后”的鲜明政策导向，发挥碳市场推动低成本减排功能，有效降低我国碳排放强度，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全国碳市场建设注重国际交流合作，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有效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不会放缓，促进国际合作的努力不会减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不会停歇”。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有利于增强我国在全球碳定价中的影响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与环境治理体系，并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建设完善碳市场提供重要经验借鉴，助力实现绿色低碳公正转型，进一步彰显我国作为世界绿色发展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的大国担当。　　二、全国碳市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全国碳市场建设，先后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经过4年多的发展，全国碳市场建设实现了稳起步、稳运行，制度体系日趋完善，市场活力稳步提升，数据质量全面改善，推动全社会低成本减排的市场功能逐步显现。　　法规制度体系基本构建。2024年，国务院颁布实施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首部专门法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进一步强化了碳市场建设的法治保障。近年来，生态环境部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制定了碳排放核算核查、注册登记、交易结算、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等30余项制度和技术规范，初步形成了多层级、较完备的全国碳市场法规制度体系。　　全国碳市场活力稳步提升。截至2025年8月22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6.8亿吨，成交额474.1亿元人民币，其中2024年全年成交额180亿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价格“指挥棒”作用逐步显现。配额清缴完成情况全面趋好，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23年度配额管理的重点排放单位共计2096家，应清缴配额总量52.44亿吨，实际清缴量52.43亿吨，配额清缴完成率接近100%。　　碳排放数据质量管理持续加强。核算核查方法不断优化，数据质量日常管理机制持续健全，通过国家、省、市三级联审，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全国进行碳排放报告质量专项监督帮扶，开展打击碳排放数据弄虚作假环境违法犯罪专项行动。运用信息化手段智能预警数据质量风险，管理效能显著增强。2024年共审核企业数据300余万条，异常数据发生率明显降低，碳排放数据统计核算的规范性、准确性、及时性大幅提升。　　重点行业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经国务院批准，在发电行业基础上，将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生态环境部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工作方案》，全面部署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扩大覆盖范围重点任务。完成扩围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实现对全国60%以上碳排放量的有效管控，推动行业加快绿色低碳转型。　　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启动运行。2023年以来，生态环境部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印发了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以及配套制度文件，出台了造林碳汇、海上风电、光热发电、红树林营造、煤矿瓦斯利用、公路隧道照明系统节能等6个方法学，完成首批948万吨核证自愿减排量登记。截至2025年8月22日，累计成交核证自愿减排量249万吨，成交额2.1亿元人民币，有力推动生态系统碳汇、可再生能源、甲烷减排、节能增效等领域发展。　　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全国碳市场建设统筹把握好节奏和力度，在考虑企业承受能力的同时，充分激发降碳内生动力，有力促进全社会形成“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的低碳发展意识，行业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不断显现。以火电为例，在保障行业发展、能源供给安全前提下，2023年全国火电碳排放强度相比2018年下降2.38%。全国碳市场碳排放核算制度体系为制定电力碳排放因子、区域电网基准线碳排放因子，建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等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撑，有效提升了行业碳排放管理水平。　　三、准确把握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总体要求　　全国碳市场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强化系统观念，做好“四个统筹”，推动全国碳市场体制机制更加完善、数据可靠性更高、行业包容性更强。　　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高效协同，是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内在要求。从有效市场看，要充分尊重市场发展规律，坚持“先现货、后期货，先服务、后产品”，更好利用市场机制精准管控温室气体排放，持续激发碳市场交易主体积极性，发现合理碳价格。从有为政府看，要健全监督管理制度，确保各类交易主体依法平等使用市场要素、公平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营造公平、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有效管控市场风险，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统筹好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关系。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是一项长期任务，要以长远目标统领阶段性任务，以短期目标的实现支撑长远目标达成。坚持稳中求进、久久为功，逐步发展完善碳市场，到2027年实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基本覆盖工业领域主要排放行业，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重点领域全覆盖；到2030年基本建成以配额总量控制为基础、免费和有偿分配相结合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衔接国际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形成减排效果明显、规则体系健全、价格水平合理的碳定价机制。　　统筹好整体和局部的关系。要锚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加强碳市场制度与其他政策和制度的协同，充分发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碳排放总量控制中的作用。推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有效衔接、协同增效，明确两个市场的定位功能、发展路径以及连接方式。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碳市场，鼓励地方试点碳市场先行先试，为全国碳市场建设开展有益探索。　　统筹好国内和国际的关系。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首先要立足我国国情，探索符合市场规律的路径和方式，统筹处理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与保障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的关系。我国碳市场对全球碳定价和碳交易机制具有重要影响，要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对话和务实合作，积极参与《巴黎协定》关于全球碳市场机制国际谈判及规则制定，充分尊重各国主权和不同国情，推动技术、方法、标准、数据国际互认，为建立科学、公平、合理的全球碳市场机制作出积极贡献。　　四、扎实推进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任务举措　　《意见》明确了全国碳市场中长期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是指导全国碳市场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好各项重点任务实施，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充分发挥市场功能，纵深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根据行业发展状况、降碳减污贡献、数据质量基础、碳排放特征等，有序扩大覆盖行业范围和温室气体种类。建立预期明确、公开透明的碳排放配额管理制度，明确市场中长期碳排放配额控制目标，逐步由强度控制转向总量控制，稳妥推行免费和有偿相结合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式，建立配额储备和市场调节机制。加强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市场的指导和监督管理，建立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不再新建地方或区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持续推进制度创新，积极发展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立科学完备的方法学体系，针对重点领域加快方法学开发，有效服务社会自主减排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强化自愿减排项目开发、审定、实施及减排量核查等全链条管理。加强全国碳减排资源统筹管理，规范各类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积极推动核证自愿减排量应用，倡导党政机关、企业、社会团体等积极使用核证自愿减排量抵销碳排放。完善核证自愿减排量抵销规则，提高国际认可度，积极服务有关行业企业国际履约和产品碳中和。　　逐步丰富市场要素，着力提升全国碳市场活力。稳慎推进金融机构探索开发与碳排放权和核证自愿减排量相关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建立完善碳质押、碳回购等政策制度。稳妥推进符合要求的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参与全国碳市场交易，适时引入其他非履约主体。推动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逐步引入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参与交易。加强对市场交易行为、碳金融活动等的监管，严厉打击扰乱市场秩序、操纵市场等行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全面加强能力建设，提高全国碳市场管理水平。建立健全与全国碳市场发展阶段相适应、有利于加强统一监督管理、权责清晰、运行高效的管理体系。加强全国碳市场管理能力建设。强化碳排放核算与报告管理，加快修订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核算与报告指南，实施重点排放单位关键参数月度存证。严格规范碳排放核查，完善重点行业核查技术规范，推动审定核查机构对碳排放进行全面核实查证。加强碳排放数据质量全过程监管，压实重点排放单位履行碳排放核算与报告的主体责任。加强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促进第三方技术服务市场健康发展。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依法加强重点排放单位、技术服务机构和金融机构信用监督管理。　　强化政策法规保障，夯实碳市场建设制度基础。研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开展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相关立法研究。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长效机制，依法开展相关领域公益诉讼，加大对碳市场违法犯罪行为的联合打击力度。完善裁判规则体系，依法支持行政机关履行碳市场行政监管职责。加强与绿电、绿证等市场化机制的政策协同、制度衔接。制定全国碳市场注册登记和交易收费规则。完善全国碳市场资金清算机制，提高资金清算效率。降低碳市场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市场交易环境，不断提升碳市场有效性、活力和影响力，促进绿色低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