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遥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

任玉洁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与发展，远不止于一场生态观念的革新，它更是一场深刻遵循自然与经济规律、主动创造新增长范式的重要战略演进。在此进程中，绿色金融也从最初的理念倡导、局部探索，发展为撬动“两山”转化的重要支点，“两山转化”不断拓展绿色金融的应用场景和市场空间，也推动金融体系自身向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方向演进。“两山”理论下中国绿色金融的二十年发展，是一个通过适应性制度创新以增强金融体系韧性，从而有效应对环境-经济系统复杂性的过程，是制度供给与市场响应在多重政策目标下不断试错与协同演进的结果。

驱动与重构：“两山”理论对金融体系的内在要求 

“两山”理论作为全新的价值理念，正在通过把自然生态环境视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活跃因素。

核心在于突破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相对立的传统思维窠臼，揭示了两者互为支撑、可协同共进的内在规律。它重塑着发展的价值排序与目标函数，推动经济社会从追求单一规模增速的路径，转向追求高质量、可持续的新发展范式。 

全面落实“两山”理念，远非局部性或边际性的政策调整，而是一场深层次、系统性、整体性的发展范式变革。“两山理念”实现的过程，涉及了价值理念重构、政策体系重塑、产业结构转型与技术路线创新。为实现从追求短期经济增长转向注重生态福祉与长远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转变，需要通过生态补偿、资源环境市场建设等政策体系创新，高耗能产业升级与绿色低碳新业态培育的产业结构转型，污染治理、节能降碳等关键技术突破，带来发展模式的变革。而这一系统性变革对金融功能与形态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开辟了新的作用空间。 

从对金融的本质带来的影响来看：一是拓展了资源配置的客体，从传统意义上的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延伸至包含生态资产、自然资源产权及其未来收益权在内的“绿色标的”；二是重构了定价的逻辑基础，要求将生态环境的正负外部性内部化于资金成本与资产价格之中，推动金融从单一财务回报导向转向综合价值衡量；三是丰富了风险的结构内涵，在传统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之外，需要纳入气候物理风险、转型风险与生态责任风险等新型风险维度。从对金融业态的表现带来的影响来看，这些深刻变化正推动产品与服务模式的持续创新：绿色信贷、绿色债券、 绿色产业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工具等不断涌现，不仅拓展了金融服务的边界，更对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业务流程、风险管控和信息披露提出了体系化调整的新要求。金融体系不再仅是被动适应者，更逐渐成为主动引领和赋能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核心机制。

丰收的喜悦（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响应与构建：绿色金融的工具创新与制度韧性的形成

一是绿色金融的总体演进。回溯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历程，其演进脉络与“两山”理念的深化实践相伴相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早期阶段，绿色金融更多以“环境金融”形态出现，侧重于将环境风险纳入金融业务的评估与管理框架，体现出较强的合规与风险防控导向。此时，“环境”在金融体系中仍是一个相对外生和局部的约束性变量，其意义主要在于规避由环保问题引发的金融风险。2015 年后，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现了从生态价值观到绿色发展方法论的根本转变。环境不再被单纯视为负担或约束条件，而逐渐被确立为一种新型的、可持续的生产力形态。这一认知飞跃显著拓展了绿色金融的功能边界：其服务重心从末端治理向前端的绿色产业培育、生态资源价值转化和全社会低碳转型全面延伸，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方式也从被动规避风险转向主动赋能价值创造。这一系统性演进是政策与市场双轮驱动的结果。一方面，市场机制不断成熟，生态环境要素通过产权界定、生态产品经营和碳定价等机制，逐渐转变为可计量、可交易、可抵押的生产性资产，从而激发多层次、大规模的绿色投融资需求。另一方面，国家及地方密集出台一系列绿色金融政策，建立健全标准体系、 激励约束与风险管理机制，显著提升了市场预期和制稳定性，共同推动绿色金融从理念倡导走向市场实践、从边缘探索走向经济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

二是绿色金融的市场响应。绿色金融的市场响应是绿色金融切实支持“两山”理念落地转化的重要表现。也深刻反映着经济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与发展成效。从市场规模来看，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已实现跨越式增长，2025 年二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 42.39 万亿元，比年初增长 14.4%，上半年增加 5.35 万亿元（数据来源：人民银行《2025 年二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 向统计报告》)，在贷款余额中占比从 2020 年的 6.9% 上升至 15.78%。绿色债券方面，自 2016 年至 2025 年一季度，绿色债券累计发行超 4.6 万亿元。截至 2024 年末，绿色保险业务保费收入 3331 亿元，赔款支出 2014 亿元，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积极开展产品创新……这一量的扩张背后，实质是经济“含绿量”的显著提高，也反映出金融资源正系统性地加大对绿色低碳领域的配置，成为“两山”转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资本支柱。

从金融产品特点角度来看，涌现出一批与生态资源价值实 现深度融合的特色金融工具，其核心在于通过金融机制创新，识别、定价并盘活传统金融体系未能有效覆盖的生态资产。例如， 基于林权、水权、排污权、碳汇收益权等环境权益抵质押的专项贷款，其创新关键在于实现了从“实物资产”抵押向“环境权益”质押的转变。金融通过参与权益定价、创设标准化质押登记和流转机制，使非标、不易分割的生态权益成为合格押品，从而为权利人盘活存量生态资产提供了流动性支持。再如支持生态修复与产业融合的 EOD（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融资，其独特性在于顺应生态系统性与产业发展一体化的规律，运用整体性、结构化的融资设计，将正外部性显著的生态修复项目与未来可产生稳定现金流的关联产业（如文旅、康养、新能源）进行捆绑开发，通过项目间内部交叉补贴和未来收益共享机制，破解了纯公益类环境项目融资难的问题，实现了生态价值的自我造血式转化。 

三是绿色金融的机制构建。绿色金融的机制构建是系统响应“两山”转化内在要求、矫正环境领域正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并引导资本有序流向绿色领域的关键制度支撑。这一体系通过多层次、跨部门的系统性制度创新，显著提升了绿色金融服务的效率、规模与可持续性，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提供了坚实的金融治理基础。从金融系统内部的机制建设来看，我国构建起以政策框架为引领、标准体系为基础、信息披露为支撑、激励相容机制为驱动的综合治理体系。系列绿色金融标准明确了“绿色”的技术界定，有效抑制“洗绿”行为，为金融市场识别真正符合“两山”理念的项目提供了清晰、统一的甄别依据；监管机构持续强化对金融机构及融资主体的环境信息披露要求，借助强制性、半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的信息公开机制，提升绿色金融市场的透明度，从而提升绿色资产定价效率和资源配置效能；金融管理部门通过绿色金融评价机制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等，实施审慎监管、降低绿色融资的边际成本。 

从跨政策协同视角看，“两山”转化的复杂性与强外部性特征，要求突破传统部门隔阂，实现金融政策与产业、财政、环境政策的系统耦合以及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如在数据治理方面，部分地区生态环境部门、气象机构与金融管理部门积极建立数据共享机制，金融机构可接入企业环保信用评价、污染源监测、气候风险等关键数据，提升环境风险的量化、评估与管理能力。在政策工具协同方面，多地建立的绿色贷款财政贴息、风险补偿基金及担保机制，公共资金通过分担风险与降低融资成本，有效激励商业性金融机构扩大绿色资产投放。在战略规划层面，绿色金融目标被深度嵌入区域产业发展规划、能源战略与生态环保实施方案，实现产业绿色转型与金融服务供给在战略层面的统一。由此形成“以绿色规划引导产业布局、以产业政策明确金融需求、以金融支持加速项目落地”的良性循环机制，从源头上提升“两山”转化的制度效能与可持续性。 

贵州㵲阳河上赛龙舟(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协同与演进：“两山”理论的金融协同实现路径

展望未来，“两山”理论的深化实践，要求构建金融与生态协同共生的实现路径，通过制度创新与市场激励有机结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

一是时间维度，正视短期困境与长期价值，遵循发展规律，破题制度壁垒与市场阻力。任何发展范式的根本性转变均伴随结构性阵痛，在金融领域则表现为短期现实约束与长期价值实现的辩证统一。在困境方面，如环境权益确权、评估与流转机制不完善，生态资源作为合格抵质押物存在估值难、流转慢与处置难问题，抑制金融机构资产配置意愿；生态项目正外部性强、回报周期长、现金流不确定，与商业金融的流动性、盈利性要求形成内生冲突；绿色技术创新的高风险性与市场成熟度不足，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与信用风险。这些制度与市场壁垒，本质是旧发展路径依赖与绿色新范式间的摩擦。但长期而言，生态稀缺性将推动其经济价值呈指数级提升，市场规律自身亦加速价值显化。环境约束收紧与绿色偏好增强，将系统性推高污染性资产成本与风险，而清洁低碳资产则因政策预期稳定及转型风险较低获得市场溢价，驱动资本自发向绿色领域再配置。为此在实现短期困境向长期稳定发展转化的过程中，仍需政策与市场协同发力，以政策调整矫正市场失灵、稳定预期并构建公平交易环境，以市场创新优化风险定价和引导耐心资本。

二是从工具维度，统筹金融优势与新兴要素，利用发展新势能支持金融创新。推动绿色金融深化发展，需统筹发挥传统金融体系的既有优势与新兴关键要素的创新动能。如传统金融在服务大规模、标准化产业方面已形成成熟模式，其规模化的资金动员能力、高效的风险定价机制和广泛的渠道网络，在支持重大绿色基础设施和规模化可再生能源项目中仍具核心价值。进入新发展阶段，面临新形势、解决新问题，更需用好数据、科技、知识产权等新兴生产要素。如数据作为新型资产，可通过环境监测、碳足迹追踪和生态资源统计，显著提升金融对绿色项目效益的核算精度与风险识别能力；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能够赋能绿色资产溯源、环境信息披露验证和 ESG 评级建模，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改善融资效率；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金融化体系的构建，则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质押融资、证券化等多元化融资路径。 这些要素不仅重塑生产要素组合方式，更深刻提升了金融履行资本配置、风险管理和价格发现功能的本质能力，从而系统赋能“两山”目标的实现。 

三是从路径维度，平衡局部试点与系统整合，在构建体系化生态中释放更大动能。在绿色金融的制度演进中，平衡局部试点与系统整合是构建高效生态体系的战略路径。当前，各类地方性创新试点虽提供了多样化的实践样本，但也暴露出规则碎片化、市场分隔化和数据孤岛化等问题，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与协同效应。未来必须从“分散创新”向“系统构建”转型，核心在于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以制度性整合释放发展新动能。 包括要建立统一的环境权益市场体系，形成具有价格发现功能和流动性的公共交易平台；构建标准化的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实现数据的互联共享与监管协同，打通环保、气象、能源与金融部门间的数据壁垒等。通过系统整合，利用统一规则降低制度成本，标准数据提升风控效率，规模市场吸引长期资本。最终形成“地方试点—经验提炼—系统整合—反哺地方”的正向循环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