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政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

2025年11月7日，与会嘉宾在巴西贝伦气候峰会上合影新华社发(卢西奥 ·塔沃拉摄)

经过为期两周的密集磋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 COP30 )于2025年11月22日在巴西贝伦闭幕，艰难达成“全球穆提饶：全人类团结起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GlobalMutirao：United Action Against Climate Challenge )的关键政治文件，汇集了减缓、适应、资金、公正转型等一系列议题，形成贝伦一揽子政治成果。这份“政治总文件”兼具号召性与框架性，为未来提供了方向，但把最具争议的化石燃料和森林具体路线图留到了会后进程。

全球治理困境下的艰难共识：贝伦“真相”之问

COP30 主席 André Correa do Lago 在大会召开在即时表示，COP30 应当被人们铭记为一次聚焦执行与适应、并直面现实真相的缔约方会议。时逢《公约》框架中最为重要的制度设计——《巴黎协定》签署十周年，按早已确立的机制，各方必须在年内提交覆盖2035年的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 NDCs )。然而全球气候治理形势的真相却极为复杂和严峻。

美国再度退出《巴黎协定》,最大历史排放国甚至未派官方高级代表团，直接缺席高级别谈判，多边框架受到挑战；俄乌、中东多线地缘冲突和北极开发外溢至能源贸易，碳边境措施被当作贸易武器，减排与能源版图遭受重塑；气候资金长期缺位，发展中国家偿债压力创历史新高，气候资金需求与可得资金之间的缺口不断扩大，“能否先拿到钱”成为南方国家是否愿意提高减排力度的前置条件。

与此同时，气候窗口期正快速收窄：联合国报告指出，若按现有国家自主贡献，本世纪末升温仍将达2.7-3.1℃,1.5℃碳预算将在2030年代初基本耗尽， COP30 因而被联合国秘书长称为“把承诺变成施工图的最后一次集体机会”。

全球气候治理如何在“高温警报”与大国博弈交织中走出困局，成为国际社会各界在亚马孙这—“地球之肺”现场对共同“真相”的追问，维护多边信任、凝聚共识、推动落实是摆在所有参会者面前的核心议题，关乎下一个十年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努力，甚至关乎 COP 机制的存续根基。

“真相之钟”搬进了雨林。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首次在亚马孙地区举行，本意是让代表们置身热带雨林，直观感受气候危机的迫近。尽管承载能力有限，主席国巴西意志坚决，临时迁都大会举办城市贝伦，总统卢拉发声希望世界能真正了解亚马孙地区，去寻找解决方案，“并非要把亚马孙地区变成人类的‘禁区’,而是要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能够依靠森林谋得生计，将生物多样性的财富转化为能够走向世界的商品。”巴西主席国也将本次大会定位为全球性的“mutirao”(源自土著语言的葡语词汇，意为“集体协力”)。会议在一系列议题上都表现出这种精神，尽管关于实质性问题的谈判存在激烈争议，但热带雨林并没有制造分歧，而是在角逐过程中真实检验了全球关于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共识的分歧有多大。

最终，194个缔约方在经历暴雨、火灾和激烈又疲惫的争论之后，达成了“Global Mutirao”的决议，以“mutirao”精神为核心，强调多边主义与南北合作，重申“将1.5℃温控目标保持在可及范围内”写入“全球绿色转型不可逆转”的共同认知，首次把“单边贸易措施”纳入正式对话议题，要求避免以气候为名设置歧视性贸易壁垒。

在适应资金上，明确到2035年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适应资金总量至少提升至3倍(即“三倍适应资金”目标),并启动为期两年的“气候资金工作方案”以细化落实路径。

首次通过《全球适应目标》下《贝伦适应指标》,包括59项指标，涵盖水安全、粮食、生态系统、基础设施、早期预警等关键领域，并设立两年期细化工作方案；指标使用完全自愿、不侵犯主权、无法律约束力。

会前启动的“热带森林永续基金(TFFF)”首轮筹资55亿美元，并呼吁更多伙伴加入。

在公正转型方面，《公正转型工作方案》( Just Transition Work Programme, JTWP )决定设立具有执行力的“公正转型机制”,以促进合作和跟踪其进展，包括通过技术援助、能力建设和知识共享，但该机制的模式细节将留待2026年COP31完成。

发布《气候行动路径2025》,汇总117项加速解决方案计划，提出能源转型等六大主题30项关键目标，为后续落实提供可操作路径。

《全球气候行动议程》年度成果报告收录700余项非国家主体案例、更新 Climate Solutions Portal 至570项解决方案，凸显地方政府与社会力量的作用。

大会同时完成《华沙国际损失与损害机制》第三次审查，进一步细化其资金、技术与流程指引，并明确与新设立的损失与损害基金衔接，但未新增机构或法律义务。

透过这系列成果，我们可以看到，持续几年在政治上停滞不前的一些重要领域获得了推进。然而，关于雄心、金融和脱离化石燃料等关键问题的共识仍然相差甚远。

文件未纳入“化石燃料逐步淘汰路线图”等具体能源转型时限。在 COP30 的最终文本中，明确地停止新化石燃料投资或按时间表逐步淘汰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承诺并没有出现，而至少约30个国家原本将此设为核心诉求。文件虽然强调到2030年停止并扭转森林砍伐与退化，但未通过具体的“森林与气候路线图”。

其他关键问题如全球统一碳市场机制、明确提升减排目标等并未在文本中获得强制性承诺。发达国家对“三倍适应资金”的出资结构与数字锁定上分歧明显，最终达成限定性表述；化石燃料出口国或能源依赖型国家担心退出化石燃料会削弱其经济或国家利益，因此不愿接受强制退出机制。面对“三倍适应资金”等争议条款约6小时的闭室拉锯，中国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在闭幕式上直言，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反智主义(否定科学共识的民粹倾向，作者注)和贸易保护主义等逆流，强调单边措施损害合作，多边主义才是唯一出路。

COP30 最终协议远未达到IPCC要求，在多边频频受挫的背景下，正是这些“不完美”构成了另一层真实：各方仍能守住谈判桌并完成多项程序性成果并锁定下一阶段工作清单，其象征意义已超出文本本身。

也许贝伦真相不是让所有人对危机达成共识，而是让所有人看清对如何一起应对危机的共识，原来比想象中脆弱得多。而这份清醒，正是后续谈判必须直面的起点。

瓦努阿图首都维拉港风光(新华社记者郭磊摄)

全球低碳转型大势下的气候治理新动向与中国角色和担当

尽管困难重重，然而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2024年新增装机3/4来自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贡献近七成；十年间光伏成本降2.7倍，电动车销量占比由1%升至15%,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超4000GW并持续扩张。正如美国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在 COP30 前夕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言：“我仍然坚信能源转型会继续，不是因为某一个政府，而是因为经济学……这种势头很难逆转。”在美国民间社会、城市、公司以及州一级的政策仍在继续推进，往往不受联邦政府逆转的影响。事实是：决定能源转型赢家的不是舆论场，而是资本市场。而清洁能源的经济性从未如此具有吸引力。

在转型已成定局的背景下，当多边机制因各国分歧而陷入困境，全球气候治理出现治理机制碎片化，多个治理中心、多种制度和多元主体各自运作、重叠甚至冲突。与此同时，气候治理格局呈现了多层级治理的新动向。

美国联邦政府缺席高级别谈判，但加州与新墨西哥州两位民主党州长出席会议时公开批评特朗普政府的气候政策。加州与巴西Pará州签署气候合作备忘录，约定在森林火灾预警、绿色港口、低碳燃料及学术交流等领域协作，呼应了大会“多层级合作”倡议。

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地方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等非国家主体活跃在 COP30 ,多元参与方的数量和影响力成为大会亮点，也是僵局中继续向前的动力，增强了治理的弹性和制度的可执行性。

美国“开倒车”令全球气候领导权出现真空，这一局面使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碳排放国——中国在 COP30 中备受瞩目。中国政府派出由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十几个部门和研究单位组成中国代表团(人数仅次于东道主巴西，成为第二多人数的高级别代表团)出席，涵盖政策制定、外交协调、财政支持、科技研究等多方面力量。在整个 COP30 期间，“中国角”是最受欢迎的国家馆之一，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中的作用高度期待，希望中国填补领导权真空。

中国代表团全程全面参加贝伦大会近百项议题的谈判，积极支持巴西主席国工作，在谈判关键节点，中方积极提出“搭桥”方案和解决方案，有效化解分歧、凝聚共识，确保了多项重要协议的达成，展现了“建设性推动者”的专业能力和务实角色。

中国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列举中方推动达成的重要成果：成功维护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巴黎协定》的制度框架，特别是国家自主贡献机制；在气候变化多边进程当中，首次纳入反对单边措施的相关表述，这是中方全力推动下取得的关键进展；在我们中方的推动下，建立了“公正转型”工作机制；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敦促发达国家切实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在适应资金等方面的支持。毫无疑问，中国是多边主义的坚定维护者、国际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全球转型的关键推动者和低碳技术的重要贡献者。

对于中国务实稳健的表现，有外媒评价中国“低调”,未能填补气候领导权真空。每个国家在某些方面都显示出自身的领导力。中国实则以另一种形式的领导力回应国际社会的期许：中国不借气候议题制造声势，而以制度性、结构性和可复制的行动，填补气候治理真空，以行动体现对 COP30 最坚定的响应。中国的领导力展现在对多边主义公约和巴黎协定精神的捍卫，以身作则坚定地实施能源转型行动，在气候大会上采取建设性态度促进会议成功。中国行胜于言，不仅使“生态文明”已写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附属机构议程，并每两年由中方与 CBD 秘书处联合发布《昆明宣言》进展报告；还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为自然资本核算体系并输出至国际社会，为气候、生物多样性、荒漠化协同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东方工具箱。尤为重要的是，中国以身作则，集中展示了中国企业在太阳能、电池和电动汽车领域的一系列代表性创新成果，向全球展现了转型的巨大经济潜力，这正是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执行时代更宝贵、可复制、也最难以单边退出的领导力形态。

实际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和原则是一以贯之的。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国际场合强调，中国“说了就要做到，绝不会开空头支票”,以此宣示中国气候政策的连续性与可兑现性。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主张发达国家应当落实率先减排义务，切实兑现出资承诺，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

中国率先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覆盖全经济范围、包括所有温室气体，首次提出绝对量减排目标，体现了中国的坚定决心和最大努力。在 COP30 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丁薛祥提出把握正确方向、落实气候行动、深化开放合作三点建议，为 COP30 奠定积极基调。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面对不同声音时，始终坚持在多边框架下分享技术、经验和市场，不搞小圈子，并反对单边绿色壁垒。

中国以积极稳妥的作为，给全球产业界发出强烈又清晰的信号，绿色转型前景确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不会阻碍各国发展，反而是推动增长方式升级、培育新产业动能和增强经济韧性的重要机遇。中国不仅是 COP30 大会成功的积极促进者，也为后 COP30 多边进程提供稳定性与方向感。

COP30 后，全球气候议程进入加速实施期。面对部分大国政策摇摆、资金缺口扩大，中国以“不变”应“万变”：对内坚定“双碳”目标，对外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从全球气候治理的压舱石到绿色复苏的动力源。后COP30时代的中国从资金、

技术、标准到理念、话语多效并举，正在把“双碳”故事讲成“全球公共产品”的新叙事。只要保持战略定力、持续扩大开放合作，中国有能力把“绿水青山”的本土经验转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实践，为1.5℃目标注入持续、共享的“中国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