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系统梳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的基础上，总结出支撑价值实现的五大核心要素，即目标、主体、制度、机制与保障，并进一步梳理其内在传导链条，揭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运行逻辑，以期为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探索提供借鉴与参考。

张建军,仲甜甜,刘子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核心要素与运行逻辑[J].中国土地,2026(2):49-52.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已成为破解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制约、推动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开展了大量实践并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些成功案例背后是否存在共通的内在结构与运行逻辑，仍是亟待探讨的核心问题。基于此，本文系统分析了自然资源部已公布的五批共53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旨在从实践层面提炼支撑价值实现的关键要素，揭示不同案例间的共性基础，并深入剖析其内在运行逻辑，以期为地方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可操作的分析框架与路径参考。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要素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结合现有典型案例的实践特征，大致可以划分为目标、主体、制度、机制和保障五大要素。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目标要素。目标要素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出发点，旨在通过平衡生态保护与发展，科学设定发展目标，从而实现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这一目标需具备三大特征：服从国家战略的导向性、多目标集成的综合性及支撑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性。结合当前实践案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目标可划分为生态保护优先型、经济发展协同型和社会福祉提升型三类。它们虽各有侧重，但在实际运行中往往交叉叠加、协同推进。

一是生态保护优先型，以保护修复生态系统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为目标。如，江苏徐州通过系统治理潘安湖采煤塌陷区，实现区域生态功能的整体恢复与提升。

二是经济发展协同型，在坚守生态保护底线的基础上，强调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致力于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如，宁夏银川贺兰依托“稻渔空间”模式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促进生态与经济双向增益。

三是社会福祉提升型，聚焦民生改善与社会公共利益，以促进共同富裕为目标。如，云南元阳阿者科村借助生态旅游发展，提升社区福祉。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体要素。主体要素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体系中的核心力量，其包括在过程中发挥主导或参与作用的各类行为主体。其多样性直接决定了价值实现的组织方式、运行效率以及制度机制的落地效果。实践中，相关主体通常涉及政府、企业、社区等。依据其主导程度与参与方式的不同，笔者认为，可将典型案例划分为政府主导型、企业市场型、社区共治型和多元合作型四种模式。

一是政府主导型，强调政府作为核心主体，通过规划、投资和监管统筹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如，云南玉溪通过政府统筹规划，推进抚仙湖山水林田湖草的综合治理。

二是企业市场化型，由企业作为投资和运营主体，通过市场化竞争实现生态产品的经营开发与价值增值。如，山东威海引入华夏集团作为区域修复治理的主体，持续推进矿坑生态修复。

三是社会共治型，以社区、村集体或基层组织为主导，强调居民的广泛参与和共同决策。如，元阳阿者科村依托社区自主参与，发展生态旅游。

四是多元合作型，由政府、企业、社区及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协同，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是实践中最普遍且最具可持续性的模式。如，福建南平按照“政府主导、农户参与、市场运作、企业主体”的原则运行“森林生态银行”，实现森林资源的集约化经营。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要素。制度要素是为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而建立的规则体系，是支撑其全过程的基础保障。结合典型地区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可将其概括为规划引领型、产权明晰型和补偿激励型三类。

一是规划引领型，通过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顶层设计，引导生态产品的空间格局优化与生态功能布局调整。如，河北雄安新区以绿色空间专项规划统筹绿化空间布局，并推进“千年秀林”建设。

二是产权明晰型，通过确权登记、流转交易等制度安排，清晰界定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如，江西九江通过清查确权和设权赋能，推进自然资源资产权属明晰与规范流转。

三是补偿激励型，通过生态补偿、财政补贴等制度，实现“保护者受益”。如，南平光泽县通过“绿水”补偿，激励当地保护水源和生态环境。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要素。机制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要素，决定了价值转化的具体路径。基于典型案例分析，各地结合生态本底、发展目标与治理能力的差异，逐步形成了生态保护修复型、生态资源市场化型、生态产品产业化型和生态效益公平化型等差异化转化机制。

一是生态保护与修复型，以恢复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为导向，通过政府主导实施生态修复、植被恢复、水土保持及湿地保护等项目，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如，福建厦门五缘湾片区通过系统化修复与综合整治，重建了滨海生态格局，提升了生态服务功能。

二是生态资源市场化型，运用市场与金融手段挖掘生态资源潜在价值，通过构建碳汇、水权、林权等交易平台，以及发展绿色信贷、债券和基金等多元化金融工具，推动生态资源的市场化运作。如，广东深圳福田区通过建立红树林碳汇全链条交易机制，有效促进了生态资源价值的转化。

三是生态产品产业化型，通过将生态资源与多元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工业及“生态+”等新业态，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提升生态产品附加值。如，广东南澳县实施“生态立岛”战略，推动生态资源与各类产业深度融合。

四是生态效益公平化型，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双方的公平性原则，通过资金补偿、园区共建、产业扶持等方式，建立“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受益”的生态补偿机制，向生态保护地区支付补偿资金。如，湖北鄂州通过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提升了区域生态效益分配的公平性与激励性。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保障要素。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往往需要多维度的保障体系，通常可划分为技术、资金和人才三大要素，共同支撑价值转化机制的可持续运行。

一是技术保障，涵盖自然资源调查、生态监测、价值核算与修复工程技术等领域，旨在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筑牢科学根基与技术底座。

二是资金保障，通过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和金融创新，构建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为机制运行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

三是人才保障，汇聚生态保护修复、产品开发运营及价值核算等领域的专业人才，为价值实现机制的高效运转提供智力支持。

在具体实践中，这三类保障要素通常协同发力。以北京城市副中心为例，其依托碳汇监测与核算技术体系、政府主导与企业参与的多元资金投入机制，以及绿心公司专业运营团队，成功实现了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生态价值转化。

综上所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成功，关键在于目标、主体、制度、机制与保障五大要素的有机协同。这五大要素共同构成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框架，为各地区探索差异化实践路径奠定了坚实基础。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运行逻辑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有效推进，依赖于从顶层设计到实践层面的系统性衔接。其运行逻辑通常为：以明确的目标精准定位，通过多元主体的协同协作，在制度安排下构建可执行的行动框架；继而依托核心机制的有效驱动，实现生态价值的转化、流通与变现；最终在资金、技术、人才等配套保障的支撑下，确保价值实现过程的持续深化。

在五大要素的协同作用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落地集中体现为“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货币化—收益可持续化”这四步链条的运作（见图1）。这四个环节环环相扣、依次递进，共同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全过程。

图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运行逻辑

资源资产化。资源向资产的转化在于解决资源权属不清的问题，这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础。首先，通过明确资源权属，摸清资源的数量、质量及分布底数；其次，运用科学的核算方法，量化其经济、社会和生态价值；最终，将分散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可确权、可交易的资产，破解生态产品“度量难”的问题，为后续市场交易奠定基础。如，江苏宿迁在建设“生态大公园”过程中，通过编制生态产品目录清单，并对特定区域开展价值核算，实现了这一转化。

资产资本化。资产向资本的转化在于解决生态产品“抵押难、交易难”的问题。其核心在于通过建立交易与定价机制，使生态资产具备资本的属性，从而进入市场实现价值增值。在实践中，各地探索出多种路径：一是通过金融创新，将生态资产转化为可融资、可交易的资本要素；二是推动生态资产与产业深度融合，培育具有生态溢价和市场竞争力的绿色产业体系；三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开展横向与纵向补偿。如，福建三明通过创设“林票”制度和发展林业碳汇质押贷款，有效实现了资产向资本的转化。

资本货币化。资本的货币化旨在解决生态产品“变现难”的问题，核心在于通过价格机制显化其价值。实践中，主要形成三类价格实现机制：一是市场交易定价，利用市场与金融工具推动生态产品及服务进入交易环节，形成市场价格；二是特许经营定价，通过产业开发与经营活动赋予生态产品价格；三是生态补偿定价，依托生态补偿制度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价值核定与货币化补偿。这三类机制协同发力，推动生态资本流动与经济回报，最终实现生态价值的货币化。如，湖北鄂州采用当量因子法进行生态价值核算，并建立横向补偿机制，实现了生态价值的精准定价。

收益可持续化。收益可持续化是生态价值转化能否长期维持的关键，决定了机制链条能否实现闭环。其核心在于构建“收益反哺”的循环机制，将生态转化的部分收益重新投入生态系统的长期管护、监测与修复中，从而实现自然资源的保值增值。这一机制不仅解决了生态保护长期投入的资金来源问题，更确保了生态资本的持续产出能力，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动态平衡。如，在重庆市森林覆盖率指标交易案例中，交易收益被用于森林资源的长期管护，从而有效保障了交易的可持续性。

实践启示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由目标引领、多元主体、制度安排、核心机制与保障体系等要素协同驱动的系统工程，贯穿于生态产品价值的识别、转化与分配全过程。其内在运行机制可概括为“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货币化—收益可持续化”的四步转化链条。尽管各地实践路径因地制宜、各具特色，但普遍遵循这一内在规律。基于此，为进一步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笔者认为，地方可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完善。

明确目标定位。笔者认为，由于不同区域生态功能和自然资源资产类型存在显著差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必须立足于区域实际，形成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目标体系，为后续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奠定基础。

强化多元主体协同。笔者认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具有多主体特征，涉及政府、企业、社区或社会组织等主体，应建立稳健的协作机制、利益联结机制和风险共担机制，为资产资本化与资本货币化提供强有力的组织基础。

完善制度供给。笔者认为，产权边界不清、核算标准不统一及交易规则不明等，都是制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因素。因此，要构建统一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并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制度，为机制的有效运行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

注重机制匹配。笔者认为，无论是生态补偿、市场交易还是生态产业培育，都需要与区域生态禀赋相适应，形成合理的机制组合，以确保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链条的畅通与闭环。

强化保障体系建设。笔者认为，资金支持与技术支撑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可持续推进的关键支撑，需要持续完善保障体系，提升政策执行的韧性与项目推进的可持续性，为生态产品供给和价值转化提供长效支撑。

随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不断完善与运行体系的日益健全，其内在逻辑将愈发清晰。这不仅将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注入持续动力，其积累的实践经验更将为全球生态文明治理贡献可资借鉴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本文支撑课题为自然资源部部门预算项目“自然资源重大战略问题研究与智库建设”

作者均供职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