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海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贺舒琪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战略部（秘书处）助理研究员

郭辰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战略部（秘书处）助理研究员

目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冲突、经济下行与治理赤字交织叠加，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遭遇严重冲击。在新一轮科技革命重塑全球能源产业格局的背景下，绿色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上，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将更加凸显，必须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定不移做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引领者，以更强行动力夯实绿色转型基础，以更大塑造力参与国际规则构建，以更高引领力凝聚全球合作共识，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更强确定性、稳定性。

全球气候治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加速重构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处在深刻调整与加速重构的关键阶段。地缘政治冲突、经济风险与产业竞争加剧，全球气候议程运行逻辑深受影响。尽管第三十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0）通过了《全球动员团结协作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总体协议，并就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气候融资、国际合作等多项气候议题达成共识，但在复杂国际形势下，全球气候治理仍然充满分歧挑战，甚至面临部分国家“退居次席”的现实风险。

地缘政治与传统安全问题面临双重挤压。持续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成为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2026年初，美国政府宣布退出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在内的66个国际组织，这不仅直接加剧一些全球性和跨境温室气体的增长风险，更动摇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合作基础。欧洲这一长期引领全球气候议程的关键力量，在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的提交上明显滞后。多方缺位与制度信任的流失，使得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气候治理体系遭遇冲击。军事与贸易冲突正进一步分散国际社会在气候行动上的关注与资源投入。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各国对能源安全的诉求愈加强烈，迫使气候政策可能出现压减甚至倒退。围绕战略资源的博弈与竞争冲击现有能源市场，破坏能源供需平衡，影响全球能源供应。政治冲突引发的军事活动可能带来大量化石燃料消耗，直接或间接推高碳排放。未来的气候治理不仅需要应对环境挑战本身，更必须在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寻找新的合作空间与治理韧性。

全球气候治理底层逻辑深刻转变。全球气候治理下的绿色产业和规则体系的竞争正加速演变。气候问题不仅仅是环境问题，而演变为驱动“气候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深层动力。在此背景下，气候议题的工具化与阵营化趋势日益凸显。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单边贸易工具与气候治理深度交织，正对全球气候治理框架的公平性与包容性产生影响。围绕新能源、储能、电动汽车、氢能等关键领域，全球主要经济体竞相布局，出台产业政策争夺技术制高点。绿色技术和关键矿产已成为产业博弈的前沿阵地。这种由绿色转型引发的产业竞争，客观上加剧了全球经济要素的跨区域流动阻力。在这一过程中，气候治理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它既是推动技术革命与产业升级的新引擎，也正成为重塑全球治理格局与规则体系的关键变量。

全球气候治理处在新老问题交织的关键十字路口。全球气候治理既需要新的规则制定，更需要务实的履约行动。COP30开幕前夕，共有64个缔约方宣布或提交了新一轮NDC报告（缔约方总数178个），其所覆盖的排放量仅占2019年全球总排放量的30%。更为严峻的是，根据《2025年排放差距报告》，即便各国最新承诺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全部兑现，本世纪末全球升温幅度仍将达到2.3-2.5℃,远超《巴黎协定》设定的1.5℃的理想目标。这一“履约赤字”凸显了当前行动力度与气候治理需求之间的巨大落差。南北阵营的分歧不仅进一步加剧了履约困境，也使新规则的制定变得更加迫切。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与能力建设支持等方面长期迟滞，削弱了全球互信；而发展中国家在资源有限、发展需求紧迫的双重压力下，履约立场亦出现摇摆，影响了政策连续性与执行力度。全球气候治理既需要制定适应领域的明确规则以指导具体行动，也需要构建有效的约束机制，以增强减缓领域的履约动力。

位于山东省东营市的国华 HG14 海上光伏项目（周广学 摄）

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与行动

在全球气候治理格局深刻演变的进程中，中国始终是坚定的行动派、务实的实干家，以一以贯之的战略定力与扎实行动，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中国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不会放缓，促进国际合作的努力不会减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不会停歇。从积极参与全球气候谈判，推动多边进程，到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不断深化国内绿色低碳转型实践，中国已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稳定器和关键引领者。

以大国担当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强大确定性。中国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近年来绿色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向全球提供了60%的风电设备、70%的光伏组件设备，推动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分别下降超过60%和80%。“十四五”期间，中国出口风电和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坚定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推动历次缔约方大会达成积极成果，“力争做得更好”的政策导向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引领。深化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累计与43个发展中国家签署55份气候变化谅解备忘录，实施300多期能力建设项目，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7000余人次培训，十年来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并动员项目资金总额超过1770亿元，有力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不是外部压力下的被动选择，而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建设美丽中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认识逻辑看，随着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绿色低碳转型正成为推动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的必由之路。从价值逻辑看，绿色发展不是发展约束，而是发展增量；不是成本负担，而是竞争优势。从战略逻辑看，通过推动能源结构与产业体系的深度重构，不仅能有效对冲全球气候风险，更有利于摆脱高碳路径锁定，提升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这一系统性转型，正在重塑增长动能、优化供给体系、提升国际竞争力，为高质量发展开辟新空间。

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把绿色发展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系统作出顶层设计与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大明确将“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部署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美丽中国建设，强调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并将绿色转型要求贯穿“十五五”规划编制实施全过程。绿色发展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战略地位前所未有地凸显，绿色发展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高质量发展的“底座”。“十五五”时期是落实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衔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关键阶段，必须坚定不移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把绿色低碳产业作为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方向，把建设美丽中国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以绿色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坚定不移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

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中国应在巩固行动力优势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引领力和协同力，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发力，增强多边体系韧性，拓展合作共赢空间，积极引领全球治理进程。

夯实治理根基，以更高水平绿色发展增强战略主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底气源于国内绿色发展的底色。要进一步健全“双碳”工作制度体系。加快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全面实施，协同推进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等政策制度。完善全国碳市场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以市场化机制牵引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和碳核算标准体系。要统筹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传统能源，统筹推进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分布式能源发展、储能布局、电网升级和需求侧响应，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和系统调节能力，增强能源安全保障和绿色转型协同水平。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能源、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负排放技术等未来产业，加快形成以绿色低碳为鲜明特征的新质生产力。要完善配套支持政策。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健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产品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提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转型金融等工具的精准支持能力，引导更多长期资本投向绿色低碳领域。推动绿色金融与碳市场、产业政策、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形成支持绿色转型的政策合力。

坚持多边主义，以更大力度增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韧性。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面临体系弱化、规则碎片化和合作阵营化的风险。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气候治理主渠道。充分用好缔约方大会及其配套机制，推动各方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凝聚最大公约数，维护《巴黎协定》的稳定性与连续性。要积极参与并引领新一轮国际规则塑造。随着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实施深化阶段，围绕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适应目标框架、公正转型安排等领域的规则博弈愈发激烈。中国既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捍卫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也要提升议题设置能力和方案供给能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透明包容的全球气候规则体系。要妥善应对贸易和气候规则的交叉博弈。针对绿色贸易壁垒、碳关税等新兴议题，加强国际规则协调，反对以气候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依托我国绿色产业的领先优势，加快将技术先发优势转化为国际标准话语权，防止气候规则沦为遏制发展的工具。要构建多层次、高韧性的治理网络。在坚持多边主渠道的前提下，支持在重点领域构建务实合作网络，推动构建更加灵活、包容、务实的多层次合作架构，使全球气候治理在外部环境剧烈波动中仍能保持基本稳定和持续推进。

坚持开放合作，以更实举措拓展全球绿色发展伙伴关系。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要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推动形成覆盖更广的全球气候合作网络。要持续深化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既是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主要承受者，也是全球气候行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继续深化与南方国家的气候合作伙伴关系，通过“绿色丝绸之路”等输出中国成熟的绿色技术与管理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与能力建设支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更加公平合理。要积极推动公正转型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共识。关注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转型成本，推动国际社会把公正转型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原则和政策方向，在资金、技术、能力建设、产业支持、就业转移等方面形成更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确保绿色转型不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为代价，共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

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挑战，也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重要变量。越是在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外部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况下，越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定不移维护多边主义，坚定不移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在世界绿色发展大潮中赢得战略主动、开辟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