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届克莱尔蒙特生态文明国际论坛近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著名生态城克莱尔蒙特开幕。与会的美国专家学者积极评价中国生态保护成就和生态文明理念，呼吁美中两国和两国人民在生态保护和气候变化领域开展合作，携手推动构建生态文明。6月5日，学者们参加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克莱尔蒙特举办的第18届克莱尔蒙特生态文明国际论坛。新华社发（曾慧摄）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为时不晚：走向生态文明”。与会专家学者就生态文明的理论与实践，生态文明建设所需要的政治经济、企业转型、教育改革举措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等议题展开研讨。美国学者、《自觉全球主义》一书作者戴维·施韦林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他在2001年首次到访中国，在随后的20多年里，他9次访问中国，见证了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实现的巨大变化和非凡成就。施韦林表示，这些进步与中国所倡导和践行的生态文明理念紧密相连。美国过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安德鲁·施瓦茨说，无论是清洁能源、电动汽车还是绿色基础设施，中国已成为全球生态事业发展的重要引领者，他对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言必行、行必果的担当作为印象深刻。今年是“两山论”提出20周年，施瓦茨高度评价“两山论”的重要意义，并热切期望更多的美国民众能够了解并理解这一理念，呼吁美中两国携手构建生态文明。6月5日，学者们参加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克莱尔蒙特举办的第18届克莱尔蒙特生态文明国际论坛。新华社发（曾慧摄）美国著名可持续发展研究专家、《美国经济学与社会学杂志》前主编克利福德·柯布表示，中国通过生态文明的理念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激发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这一愿景旨在生态与文明相结合，克服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弊端。”与会专家学者在论坛上呼吁，包括中美在内的世界各国应深化在生态保护和气候变化领域合作，携手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类共同福祉。施瓦茨说，举办该论坛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促进美国和中国各界之间的交流，希望两国在生态文明领域展开更广泛的合作。美国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菲利普·克莱顿在谈及气候变化问题时表示，国际社会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将气候变化视为全人类面临的头号全球性挑战”。克莱顿说，美国和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开展合作至关重要，两国相关合作可进一步延伸到学术研究领域，下沉到地方合作层面。“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具有实质性意义。”来自美国、中国、加拿大、匈牙利、巴西、德国、意大利、英国等国的百余位生态文明专家学者和一线实践者参加此次论坛，其中包括20余名来自中国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克莱尔蒙特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创办于2006年。本届论坛由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美国过程研究中心、美国生态文明研究院、波莫纳大学、克莱尔蒙特市政府等机构联合举办。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为本届论坛指导单位。

近日，2025年首场气候周活动在巴拿马城圆满落幕，会议在关键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并分享了切实可行的气候解决方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副执行秘书长努拉·哈姆拉吉在闭幕致辞中表示："本届论坛不仅是讨论平台，更是气候行动解决方案的跳板。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化承诺为行动，确保每位与会者离开时都坚信真正的变革和更强劲的气候行动即将到来。"2025年重启的升级版气候周活动，旨在推动气候行动加速达成实体经济成果，确保实施过程以人为本，并建立在深度协作基础之上。新版气候周活动更紧密对接《巴黎协定》框架下的缔约方授权工作，多项授权活动推进了关键议题讨论，相关进展将在后续阶段及6月波恩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SB62）中持续呈现。哈姆拉吉强调："气候周证明，虽然缔约方大会是重要时间点，但真正艰巨的工作在于闭会期间的持续推进。贯穿所有会议的核心议题是：社会各界必须通力合作——来自政府、企业、投资者、城市与地方政府、原住民及民间社会的代表们以紧迫感和使命感齐聚一堂。""COP30（UNFCCC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必须开启气候行动与实施的新十年，"巴西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国家气候事务秘书、COP30首席执行官安娜·托尼表示，"我们有责任给后代一个交代，当他们回顾历史时，不应质问我们为何在明知气候危机严峻的情况下无所作为。唯有立即携手行动才是正确选择。"巴拿马环境部长胡安·卡洛斯·纳瓦罗呼吁采取紧急措施："我恳请各国立即采取切实行动遏制这场毁灭性危机，让贝伦大会成为全球气候共识的庆典，展现人类作为星球物种的无限潜能。这正是我们以共同福祉和地球家园为念时所能达成的伟业。"本届气候周核心创新在于推出首个"实施论坛"——这一突破性平台汇聚各方力量，着力破解"融资、技术与碳市场"三大支柱领域的实践难题。格陵兰的冰山，是北极地区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奇观。这些巨大的冰体并非海中冻结而成，而是源自格陵兰冰盖崩解入海的冰川。历经漫长岁月挤压形成的冰川冰，密度极高，在阳光照射下呈现出深邃的蓝色，如同漂浮在海面上的宝石，等待着人们的珍视和保护，也见证着地球气候的变迁。©摄影：王敏幹（John MK Wong）实验室金融实验室明确指出：唯有确保各国具备资金获取与管理能力，全球气候融资目标才能真正落地，因此金融创新与制度准备至关重要。核心成果包括创建一体化国家融资平台，与会者呼吁完善国家平台建设（如综合国家融资框架），将国家自主贡献（NDC）与国家适应计划（NAP）对接行业投资规划，并通过跨部门协作、私营部门参与及公共财政管理改革提供支持。该实验室还推动构建本地主导的气候融资生态，强调通过技术援助、直接融资渠道及地方金融对接工具赋能基层主体（如协会、非政府组织、原住民群体）。《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长西蒙·斯蒂尔表示："贯穿本周的核心议题是创新融资方案的迫切需求。令人欣喜的是，聚焦金融、科技与碳市场三大领域的'解决方案实验室'提出了突破性构想，我们将持续优化这一创新模式。"技术实验室技术实验室呼吁将创新作为核心要务，重点关注兼具前沿性、普惠性和本土适应性的新兴技术。例如，在合理规避就业影响等风险的前提下，人工智能展现出了助力气候目标实现的巨大潜力。尽管可再生能源部署已在推进，但完善监管框架、提升技术能力并深化私营部门协作仍至关重要。UNFCCC秘书处启动了"2025年人工智能助力气候行动奖"——这是一项全球开源竞赛，旨在负责任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实用型气候解决方案。《巴黎协定》第六条/碳市场实验室《巴黎协定》第六条与碳市场实验室彰显了碳机制作为实现气候目标战略杠杆的变革潜力。发言人强调应立足既有成功经验——通过真金白银投入实现切实减排。现已全面运作的《巴黎协定》碳抵消机制（PACM）准备将减排成效推向新高度。但要充分释放其潜力，必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专项技术援助，确保其公平获取资金流。国家自主贡献（NDC）本届气候周还举办了年度首场NDC实践研讨会——通过知识经验交流为参与国提供NDC实施能力建设支持。通过专题研讨与知识共享，研讨会强化了部际协调与关键利益相关方参与，提升了国家层面融资获取能力。研讨会助力参与者达成以下目标：• 深入理解NDC实施投资规划中的关键政策、金融与技术行动• 提升评估国家/地区投资规划进展、缺口与机遇的能力• 熟悉多边开发银行、金融机构及合作伙伴在投资规划领域的支持资源• 掌握吸引私人资本的策略，包括激励机制、风险缓释与混合融资适应专题适应专题活动帮助参与者深入理解新版国家适应计划（NAP）技术指南及其应用。活动详细解析更新后的NAP技术框架，包括文件架构、通过NAP实现全球适应目标、规模化实施与融资，以及资源动员策略，并根据各国进展提供差异化的指南应用路径。本届气候周吸引全球109个国家的超千名代表参与，其中约三分之二现场出席，三分之一通过线上方式加入。2025年第二场气候周活动拟于非洲举行，聚焦破解实施融资瓶颈，延续巴拿马会议势头推动资金流向最亟需领域。

万物共生 和美永续生态环境部部长 黄润秋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和根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生物多样性遭受物种灭绝、栖息地破坏等威胁，引发社会各界对环境和发展关系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新认识。在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下，《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缔结，开启了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事业新篇章。当前，生物多样性保护形势依旧严峻，需要珍惜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机会，停止和扭转生物多样性加速丧失趋势。作为最早签署和批准《公约》的缔约方之一，中国引领推动《公约》取得历史性成果，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中国方案，促进完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彰显了全球环境治理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责任担当。一、提出并引领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推动《公约》取得历史性成果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指出：“‘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既是明年昆明大会的主题，也是人类对未来的美好寄语。”总书记连续3年在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际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保护生物多样性、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大意义，呼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提出凝聚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共识、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进程、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绿色发展、维护公平合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秩序等4点倡议，郑重宣布中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务实举措，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台阶。自《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COP13）宣布中国将成为《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即昆明大会）主席国，至《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16）开幕式交接主席国职责，中国在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做了大量工作、作出显著贡献，并作为《公约》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主席国，以非凡的智慧和毅力，推动COP15召开并取得圆满成功。2021年10月的云南昆明，绿树荫荫、花香四溢，春城开启“美颜”模式，欢迎从世界各国前来参加COP15的朋友们。作为COP15主席国，中国始终以最高的政治意愿和最强有力的务实行动推动《公约》进程，呼吁各方同向而行，保持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良好势头。发布《昆明宣言》等高级别政治成果文件，推动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等一揽子决定，为至203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蓝图，被国际社会视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加速丧失趋势的历史性成果。在COP15第一阶段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政府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设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彰显了中国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事业的责任担当和坚定决心，有效提振了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信心。COP15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目标、明确路径，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和广泛赞誉，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进程中打下深深的中国烙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高度评价中国作为COP15主席国的领导力以及“昆蒙框架”的历史性里程碑意义，赞之为人类与自然带来了新的希望。2021年10月12日，《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在云南昆明举行。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为进一步凝聚政治共识、注入政治推动力，在2023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举办期间，中国牵头发起“昆蒙框架”实施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昆蒙框架”实施倡议旨在打造缔约方和利益攸关方自愿参与、体现政治意愿的合作平台，推动各方携手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环境挑战。此后，中国相继在第六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公约》缔约方大会等多个国际场合举办相关活动，持续推动“昆蒙框架”实施倡议走深走实，目前已有26个缔约方及相关国际组织响应。2024年10月，COP16期间，中国继续发挥领导力，针对《公约》资金机制提出分步走的渐进式改革方案，推动资金议题在南北方之间达成一致。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理事会审批通过了首批支持的9个项目，覆盖15个发展中国家。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为“昆蒙框架”长期目标以及行动目标的达成、发展中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称赞中国在生物多样性方面一直表现亮眼，与中国相关的众多项目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二、以中国实践为世界提供可行方案中国幅员辽阔，陆海兼备，地貌和气候复杂多样，孕育了丰富而又独特的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数千年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孕育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深厚文化底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实际和丰富实践出发，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观，吸收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持续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组织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全面深化齐抓共管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格局，为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提供了中国样本、作出了中国贡献。中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取得显著成效，为世界提供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图①为湖北神农架林区栖息的鸟类（中新社发 喻杰/摄）。图②为在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拍摄的滇金丝猴（新华社记者 胡超/摄）。图③为一群短肢领航鲸在海南岛东部海域畅游（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摄）。图④为在黑龙江东北虎林园拍摄的东北虎（新华社记者 张涛/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20年来，全国各地探索形成守绿换金、添绿增金、点绿成金、借绿生金等转化路径和生态市场、生态旅游等实践模式，让良好生态环境释放出无限经济价值。以示范创建为载体，建成7批共572个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240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积极推进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注重以自然承载力为基础，遵循自然规律，在生态保护补偿、生态权益交易、资源产权流转、生态产业开发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有特色、可借鉴、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和发展模式。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今天的中国大地，科尔沁沙地正重现往日草原景观，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系上阻沙防护带编织的“绿色围脖”，大熊猫等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中有升。我国重要生态空间、珍贵濒危物种和栖息地大规模、整体性保护的成功实践，在全球生态保护治理的长歌中谱写了精彩的中国乐章。中国于2023年全面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面积合计约319万平方公里，其中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04万平方公里，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90%以上的典型生态系统类型。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等第一批5个国家公园，建成首个国家植物园。扎实开展国土绿化行动，累计完成修复治理面积超过1亿亩，全国森林覆盖率超过25%，成为森林资源增长最多最快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生物多样性协同治理。通过采取“全政府、全社会”方式，中国推动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响应、全民参与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新格局。建立国务院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加强部门协作，分级压实责任，加大管理、投入和监督力度，为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印发《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方案（2025—2030年）》，为全面开展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方向和行动指引。建立工商业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机制，积极引导企业采取生物多样性友好型生产经营方式，深化绿色转型，构建绿色价值链，推动可持续发展。三、促进完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唯有携手并进、各尽所能、合作共赢，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维护公平合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秩序，坚定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形成保护地球家园的强大合力。”中国秉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推动绿色国际合作，促进世界各国携手应对全球环境危机，共同努力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生机盎然、和谐共生的家园。广阔的匈牙利大平原，匈塞铁路轨道不远处，一排排鸟巢错落有致地筑造在岩土壁上，这里是崖沙燕的栖息地，约有几百只崖沙燕在此栖息。匈塞铁路修建过程中，中国建设者们倾力保护崖沙燕家园的故事，成为当地的一段佳话，也是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的缩影。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者，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可持续发展，推动各国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会同31个国家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积极推广生态友好型技术和产业模式，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经验的交流与分享，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汇聚智慧、注入动力。此外，依托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澜湄国家绿色合作、中非环境合作等多维合作架构，中国推动构建新型南南环境合作关系。通过开展联合保护项目、建设跨境生态廊道、开拓环保产业和技术合作等多重行动，推动实施系统破解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难题的国际合作。通过打造各国政府主导、区域协同、民间参与的立体化合作框架，引领实现生物多样性治理从理念共识到机制创新的跨越。“我们都致力于同一个目标，即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11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了建设这样的世界，要支持发展中国家采取可持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妥善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等挑战，完善全球生态治理，建设生态友好型世界经济。中国是支持全球发展事业的行动派和实干家，将继续坚定不移践行多边主义，为达成务实可行的国际文书作出积极贡献，以开放的姿态、扎实的行动，推进有效、包容和可持续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兼收并蓄的宽广胸怀，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改革，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注入更多正能量。

最近的一项研究揭示，全球范围内雪旱现象呈加剧趋势，驱动因素是气候变化模式的改变。雪旱现象是指在特定季节雪量异常偏低的情况，分为“干性”（由冬季降水量低于正常水平导致）和“暖性”（由气温升高导致降雪转为降雨或即便降水量正常也会出现过早融雪）。由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李稚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利用 ERA5-Land 和多模式 CMIP6 气候数据集分析了未来雪旱的发展趋势，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地球物理研究通讯》期刊上，预测在不同的气候情景下雪旱的发生频率将显著增加。到2100年，与1981年水平相比，在SSP2-4.5（共享社会经济路径）情景下雪旱的发生频率预计会增加三倍，在更严峻的SSP5-8.5情景下则会增加四倍。暖性雪旱预计将成为主导类型，预计到2050年占比可达65%。研究还警告称，在高排放条件下，干暖复合雪旱现象的风险将不断上升。在SSP5-8.5情景下，这些复合型干旱的发生频率较过去可高出3.7倍，而仅由暖雪造成的干旱发生频率则可增加6.6倍。此外，雪旱正在从干雪型向暖雪型或干暖复合型转变。从空间分布来看，中高纬度地区预计将经历更频繁且强度更大的雪旱。这些研究成果可为全球范围内的水安全战略和气候适应努力提供重要的科学见解。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的意见（2025年5月14日）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推进碳排放权、用水权、排污权等市场化交易，是提升资源环境要素利用效率的关键举措。为深化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一、总体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坚持问题导向、分类施策，坚持目标导向、协同推进，坚持循序渐进、防范风险，建立健全资源环境要素配额分配、市场交易、监督管理等制度，完善资源环境要素交易市场，健全权责清晰、运行顺畅、协同高效的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促进资源环境要素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主要目标是：到2027年，碳排放权、用水权交易制度基本完善，排污权交易制度建立健全，节能市场化机制更加健全，资源环境要素交易市场更加活跃、价格形成机制更加健全，推动资源环境要素畅通流动、高效配置，充分释放市场潜力，对实现相关资源环境目标的支撑作用有效增强。二、完善资源环境要素配额分配制度（一）强化资源环境目标衔接。加强碳排放权交易与碳排放双控制度衔接，推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逐步由强度控制转向配额总量控制。严格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用水权交易、江河水量分配、水资源调度、取水许可管理、计划用水管理、取用水监管等制度衔接。加强排污权与排污许可等制度衔接，推动建立以排污许可证为确权凭证和监管载体的排污权交易制度。（二）健全配额分配和出让制度。统筹碳排放控制目标、行业发展阶段、历史排放情况等，优化碳排放配额分配方案，稳妥推行免费和有偿相结合的分配方式，有序提高有偿分配的比例。坚持以水而定、量水而行，突出节水导向，统筹生活、生产、生态用水需求，完善用水权初始分配制度，明晰区域水权、取水权、灌溉用水户水权。在水资源严重短缺和超载地区探索实行用水权有偿出让，新增工业用水原则上应当在用水权交易市场有偿取得。加强排污权核定量与许可排放量、排污权交易主体与排污单位分类管理名录等衔接，加快构建体现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导向、行业技术水平和污染物排放特征的排污权核定技术体系。推动实施大气、水等领域重点污染物初始排污权有偿分配。三、优化资源环境要素交易范围（三）完善碳市场覆盖范围。结合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需要、行业降碳潜力和碳排放核算基础等，稳步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行业覆盖范围，扩展交易主体，丰富交易品种、交易方式。完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逐步扩大支持领域。加强绿证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的衔接，避免交易主体从绿证交易与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中重复获益。立足国内市场自身建设，积极推动与相关国际机制衔接互认。（四）健全节能市场化机制。坚持节约优先方针，完善贯穿能源生产和消费全链条的节能管理制度，发展节能咨询、诊断、设计、融资、改造、托管等综合服务模式，不断壮大节能服务产业。加强用能权交易与碳排放权交易衔接协调，结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情况，推动各相关地区用能权交易试点有序退出，避免重复履约增加企业负担。（五）丰富用水权交易种类。积极探索和规范推进在黄河等重点流域跨省级行政区域开展用水权交易。推动工业企业、灌区加强节水改造，支持结余水量参与用水权市场交易。鼓励社会资本通过参与节水灌溉等节水工程建设运营并转让节约水量的用水权获得合理收益。因地制宜推进再生水、集蓄雨水、海水淡化水、矿坑（井）水、微咸水等非常规水交易，健全相关制度。（六）持续深化排污权交易。以省级行政区域为单位因地制宜建立健全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扩展交易主体，丰富交易品种、交易方式。支持各地区根据污染防治工作需要，有序扩大排污权交易品种和区域范围。深化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排污权交易。探索在同一流域内跨省级行政区域开展排污权交易。四、健全资源环境要素交易制度（七）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根据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进展，按照“成熟一个、纳入一个”原则，将碳排放权、用水权、排污权等交易有序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推动交易数据汇聚共享。加强试点经验总结，理顺地方市场与全国市场的关系，不再新建地方或区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加强对地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指导和监督管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用水权交易市场。（八）加强交易规则建设。健全资源环境要素确权、登记、抵押、流转等制度，按照规定清理与改革要求不符的政策，完善数据归集、产品交易、信息发布、监督管理等方面规则，健全业务流程、数据管理、风险防范等制度。（九）完善储备调节制度。建立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储备调节制度，通过预留初始配额、收回失效配额、回购结余配额、开发增量配额等方式，形成资源环境要素储备库。根据管理目标、发展需求、市场供需形势等，适时适量收储、出售、投放有关资源环境要素，加强市场调节和预期引导。（十）健全价格形成机制。坚持市场化原则，分类健全资源环境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生态产品价值，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资源环境要素高效合理配置。依托资源环境要素交易市场，建立健全价格监测和信息发布等相关制度。（十一）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强化对资源环境要素交易机构、交易主体、第三方服务机构等的监管，依法依规查处数据造假、违法违规交易、操纵市场等行为。强化用水权交易全过程监管，加强对用水权交易行为第三方影响和生态影响的监管。加快建设资源环境要素交易市场信用体系，依法依规披露信用信息、惩戒严重失信行为。加强交易系统信息网络安全建设，完善数据安全保护制度，防止敏感数据和信息外泄。五、加强资源环境要素交易基础能力建设（十二）完善法规标准。研究完善有关法律制度，进一步明晰资源环境要素的交易原则。科学制定修订碳排放核算、用水定额、污染物排放等标准，加快更新重点行业和重要设备节能标准。（十三）强化监测核算能力。加强碳排放、用水、污染物排放监测核算能力建设，完善有关核算技术规范，提高交易数据真实性、准确性、有效性。深入推进重点行业碳排放监测试点，完善碳排放监测技术路线和实施路径。强化取用水监测计量，全面提升水资源监测预警和管理能力。加快建设排污监测体系。（十四）健全金融支持体系。积极稳妥推进金融机构参与资源环境要素交易市场建设，引导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开发与资源环境要素相关的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等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动金融机构规范开展绿色金融相关信息披露。推动碳排放权、用水权、排污权相关担保业务统一登记公示。（十五）提升市场服务水平。培育发展第三方服务机构，提供资源环境要素核算核查、估值、咨询、培训等综合性服务。资源环境要素交易市场相关交易平台可根据实际需要，依法依规与金融机构、第三方服务机构开展合作，提供权属确权、流转交易、价值评估等服务。六、加强组织实施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按职责抓好工作落实，结合实际完善改革举措，开展创新探索。国家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工作进展评估，分析研究新形势新问题。重大事项及时按程序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行动方案（2025－2027年）》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行动方案（2025－2027年）》，研究进一步健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有关举措，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正草案）》。  会议指出，推进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是大势所趋，要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强化新型工业化绿色底色。要推进传统产业深度绿色转型，结合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政策实施，积极应用先进装备和工艺，加快重点行业绿色改造升级。要引领新兴产业高起点绿色发展，加大清洁能源、绿色产品推广，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要加强共性技术攻关，完善重点领域标准，优化相关政策，健全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更好支持和帮助企业转型升级。  会议指出，建立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对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区域间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推动建立覆盖更加全面、权责更加清晰、方式更加多元、治理更加高效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进一步细化重点任务和落实举措，实现生态产品供给地与受益地良性互动。要深入推进大江大河干流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稳步拓展补偿领域，积极探索森林、草原、大气等其他生态环境要素补偿方式。要健全奖罚分明的制度机制，坚持“谁污染、谁治理，谁保护、谁受益”，研究完善激励约束政策，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会议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正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食品安全关系生命健康，要按照急用先行的原则完善有关法律规定，构建更加科学严谨的食品安全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体系。要进一步推动食品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变，强化全链条监管，推进监管重心下沉，严格日常监督检查。要突出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治理，强化监督抽查结果处理，对发现的问题依法严惩、绝不姑息，持续完善食品安全体系。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当地时间5月18日至25日，应俄罗斯自然资源与生态部邀请，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孙金龙率团赴俄罗斯出席第十一届涅瓦国际生态大会（以下简称涅瓦大会），并与俄自然资源与生态部部长科兹洛夫，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生态理事会俄方主席杰里帕斯卡举行双边会谈；应阿联酋气候变化与环境部邀请，孙金龙率团访问阿联酋，与阿气候变化与环境部部长达哈克、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拉卡梅拉举行双边会谈。出席涅瓦大会高级别全体会议期间，孙金龙介绍，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同时，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孙金龙指出，各方应坚定践行多边主义，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坚持公平正义，共建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深化务实合作，共享绿色低碳发展机遇。　　出席涅瓦大会“金砖国家可持续发展”部长级会议期间，孙金龙表示，中国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孙金龙指出，要依托金砖国家自身优势，进一步强化绿色低碳发展合作，在新能源开发应用、工业节能减排、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加强技术交流与创新，助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　　在会见科兹洛夫时，双方围绕大气污染治理、固体废物处理等议题进行交流。孙金龙表示，近年来中国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在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在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环保合作分委会框架下，双方稳步推进跨界水体水质监测、环境应急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合作，中方愿与俄方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推动双方合作取得更多成果。科兹洛夫积极评价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希望进一步学习借鉴中方在环境治理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加强在废旧动力电池等固体废物处理、大气污染治理等领域的合作。　　在会见杰里帕斯卡时，孙金龙介绍了中国在推动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方面取得的积极进展，表示愿继续发挥中俄生态理事会作用，推动两国环保机构、企业深化在相关领域的交流合作。杰里帕斯卡高度评价中国在环境治理方面作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效，愿进一步加强与中方的交流探讨，推进贝加尔湖等水体保护、清洁生产、大气环境治理、固体废物处理等方面工作。　　孙金龙在会见达哈克时表示，中阿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中阿《环境保护合作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开展政策交流和人员培训，阿气候变化与环境部加入“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伙伴关系，为进一步深化两国环境领域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达哈克表示，中国在改善大气和水环境质量、荒漠化治理等领域取得重要成就，期待与中方进一步加强交流互访。阿方愿与各方一道，支持巴西成功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贝伦大会（COP30）。　　在会见拉卡梅拉时，孙金龙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进展，表示中方将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多边进程，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及其《巴黎协定》，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携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拉卡梅拉表示，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多年来与中国保持密切合作，对中国清洁能源发展充满信心，愿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与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务实合作，并期待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继续发挥领导力。　　访问期间，孙金龙还赴中阿“一带一路”合作马克图姆光伏太阳能电站项目和艾尔达芙拉太阳能电站项目现场调研，交流新能源产业发展及环保工作，并深入了解阿联酋当地红树林保护情况。

引言城市作为全球人口高度集中的地区，其景观特性使其具备支持生物多样性的独特潜力。将自然融入城市不仅是阻止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关键步骤，也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和污染等其他环境挑战。城市空间中的生态连通性可以减少人类环境足迹，提升气候适应力，同时为人类与自然建立新的联系路径，从而增进人类健康、福祉、社区韧性和社会凝聚力。从建筑物方面促进生物多样性，成为当前欧洲多个城市积极探索的方向。《促进建筑生物多样性：欧洲城市支持性举措综述》(Catalysing biodiversity on buildings: a review of supporting initiatives in European cities)旨在总结八个欧洲城市在这一领域的代表性实践，归纳其政策、技术和管理工具，以期为相关城市在制定和推进类似政策时提供启示。《促进建筑生物多样性：欧洲城市支持性举措综述》(Catalysing biodiversity on buildings: a review of supporting initiatives in European cities)一、建筑尺度（Building Scale）相关政策领域概述与整体城市绿化不同，建筑尺度的生态措施主要聚焦于单体建筑本身的绿色转型，包括绿化屋顶、垂直绿墙、野生动物栖息资源（如授粉昆虫庇护所、鸟巢箱等）以及应对建筑结构所带来的野生动物风险等方面。具体研究领域如下:生态建筑标准生态建筑标准是建筑尺度生态化的核心工具。通过推广绿屋顶与绿色立面，不仅能为城市中空间受限的区域引入生物栖息地，还可增强与周边地面生态网络的连接性，而采用本地植物种类更能增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适应性。激励机制激励机制被认为是推动建筑绿色化的重要驱动力。在一些城市，财政与技术支持与法律或审批程序相结合，为开发商提供了实质性的推动力。激励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税收减免、补贴、资金资助，以及专门的技术指导计划，尤其当这些激励与更高标准绑定时，能够推动开发商实施更具示范性的绿色建筑项目。3Wildlife-Friendly Buildings野生动物友好型建筑随着自然元素被整合进建筑中，对建筑结构潜在生态负面影响的管控也变得尤为重要。例如鸟类撞击玻璃建筑的问题，尽管欧盟已立法保护鸟巢，但此类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规范。在光污染与噪音污染方面，通过规范建筑照明设计、减少不必要噪音来减缓对野生动物的干扰是可行的方向。4Metrics & Tools衡量标准与工具衡量标准与工具的建立对推动绿色建筑政策的实施至关重要。通过设定量化指标，例如绿色补偿计算、生态价值评分，开发商可更明确自身责任与潜在利益。同时，城市也可开发可视化或在线工具，帮助计算节能减排、生物多样性提升等环境收益，以及财务节约效果，进而提升政策的透明度与操作性，助力绿色建筑从试点走向普及。二、对于全球性和地区性协议和倡议的回顾报告回顾了支持这一主题的全球性协议和倡议，并介绍了部分全球城市的领先实践，具体如下。1.《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The Kunming-Montreal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GBF）2022年通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全球应对生物多样性下降提供了承诺，其中第12项目标专门针对城市区域，强调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生物多样性价值。2.欧洲自然恢复法（the Nature Restoration Law, NRL）2024年通过的《自然恢复法》强调恢复城市生态系统，包括绿色屋顶和墙壁的创建，以增强生物多样性和气候适应性。该法律要求欧盟成员国在2026年前制定并图示城市生态系统区域，确保城市绿色空间的“零损失”。3.生物多样性净增益（Biodiversity Net Gain, BNG）英国自2024年起实施的BNG政策要求新建项目实现至少10%的生物多样性净增益，并提供标准化的度量工具，确保开发过程中保护现有绿地并补偿任何栖息地丧失。4.IUCN城市自然指数（Urban Nature Indexes, UNI）2023年IUCN发布的UNI框架帮助城市评估和监测其对自然的影响，涵盖消费驱动、人类压力、栖息地状态、物种状态等主题，为制定基于科学的改善目标提供支持。5.柏林城市自然协议(The Berlin Urban Nature Pact)柏林发起的城市自然协议鼓励各城市采取行动提高物种和栖息地多样性，并通过“共栖”目标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生物多样性的改善。6.全球影响报告框架(Global Impact Reporting Frameworks)私人倡议评估、披露和缓解企业活动带来的影响，可以补充政府的行动和政策。目前，多个披露框架正在开发中，并推动在建筑环境中恢复自然的关注。在此背景下，欧盟已经通过了《企业可持续性报告指令》及其相关的《欧洲可持续性报告标准》。这些披露框架促使公司更加关注建筑环境中自然恢复和生物多样性的改善，同时推动自然相关的风险管理。三、欧洲案例城市的选择与研究方法本报告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从八个欧洲城市的案例出发，分析关于建筑层面生物多样性的相关法规，包括选址规定、标准、激励机制以及评估指标等。首先，研究团队根据已有的国际倡议对一系列潜在的欧洲城市进行了筛选。初步名单随后被缩小为八个城市，这些城市具备大量文献资料，并且这些相关资源为研究团队所掌握的语言。在全面文献回顾的基础上，研究还辅以对所选城市技术人员的线上半结构式访谈。通过研究这八个城市，报告旨在展示各地已开展的多样化举措，并识别在现有法规框架和执行机制中可进一步补充和优化的潜力。借助全球最佳实践的审视，报告探讨了一些城市如何成功应对相关挑战，以为未来发展提供参考。四、欧洲城市在推进生物多样性过程中的挑战历史保护问题大量欧洲历史城区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受到法律保护，因此，在建筑尺度上引入生物多样性措施，必须在不破坏历史建筑资产和城市社会结构的前提下进行。此外，现有建筑的年代和结构稳定性也被认为是实施“绿色建筑”策略的障碍，因为其决定了是否能部署大规模或深度的绿色屋顶和其他活体建筑形式。住房需求与绿地空间的竞争许多欧洲城市正面临可负担住房危机，原因之一是可用空间有限。将土地用于绿地保护的努力，常被视为与为可负担住房留地之间存在竞争。而研究表明，在高密度城市中支持生物多样性不仅可行，甚至可能更有利。建筑尺度上的自然元素可以连接大型残存栖息地，为城市生物多样性网络提供急需的连通性。五、八个城市案例研究巴塞罗那巴塞罗那目前的绿色规划由《2030巴塞罗那自然计划》指导。该计划是在原有的《2020绿色与生物多样性计划》的基础上进行的延续与更新，设定了“在2015年至2030年间新增160公顷绿地，以实现2015年《气候承诺》中提出的‘每位居民新增1平方米绿地’”的目标。鉴于巴塞罗那城市密度高，该计划的一项战略是在建筑尺度上推动绿化，例如建设绿色屋顶和垂直绿化。2021年，市议会批准了《市政建筑绿色屋顶实施议定书》，旨在增加市政建筑上的绿色屋顶数量。该议定书对所有新建和大型翻新项目具有强制性，明确了必须满足的最低标准、所需项目文件，并规定预算中必须包括绿色屋顶的建设成本及维护与养护计划。此外，巴塞罗那设立了一个监督小组，所有完工的绿色屋顶将被纳入登记册，记录的信息包括：绿化面积、所营造的生物多样性栖息地、种植的植物种类、基质的平均厚度、绿色屋顶的简要说明以及所使用的建设系统等。在建筑尺度之外，巴塞罗那还推行了“超级街区计划”，通过限制机动车进入部分街区，推动绿化和公共空间的多功能利用。该计划旨在打造宜居的公共空间、可持续的出行方式和更加绿色的社区。柏林在过去二十年里，柏林在提升城市绿地面积和建筑行业可持续性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尽管柏林的绿化程度已经在许多城市标准中处于领先地位，其绿地与水体覆盖了约40%的城市面积，柏林仍在努力扩大这一比例，并通过规范标准，将其更好地融入城市建成环境中。为实现这一目标，柏林近期签署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柏林城市自然公约》。该公约聚焦于通过具体措施提升和连接物种及栖息地多样性与城市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这一公约提出了全面且雄心勃勃的目标，将为柏林未来的城市绿化战略定下基调。更为重要的是，公约强调共居理念，将推动在柏林的建筑上创建具生物多样性的栖息环境，设立新的发展目标。布鲁塞尔布鲁塞尔首都大区相对绿化良好，花园、公园和森林约占总面积的50%，而建筑仅占总面积的26%。然而，该地区最大的市政单位布鲁塞尔市，其绿化程度远低于区域平均水平，建筑面积约占总面积的60%。尽管如此，布鲁塞尔市在将绿化融入激励机制、公共项目以及多种社会宣传活动中，依然付出了坚定的努力，以实现其“未来之城”的愿景。作为这一战略的一部分，布鲁塞尔市推出了名为“让我们绿化城市”的新平台，旨在将私人居民与市绿化部门联系起来，以推动街道绿植坑和立面绿化的采用。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两项重要政策是《气候计划》和《可持续发展计划》。布鲁塞尔于2022年通过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气候计划》，该计划的目标之一是对所有绿色屋顶进行地图化，并将其纳入城市绿色网络中。此外，布鲁塞尔于2024年5月27日通过了新的《可持续发展规划》，这是一个明确空间维度的可持续发展蓝图，覆盖各个领域。该规划阐明了城市如何减少对本地及全球环境的影响，并组织其领土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例如能源成本上升、干旱期延长、城市热岛效应普遍化，以及强降雨和洪水相关风险的管理。在区域层面，布鲁塞尔环境局于2016年通过了《区域自然计划》，旨在改善绿色空间的可达性、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重要性的公众认知，并加强自然伙伴关系的建设。伦敦伦敦市将绿化置于其城市身份的核心，通过诸如《伦敦环境战略》《绿色新政》和“恢复绿色”等宣传与财政支持项目来推动相关工作。这些项目通过非正式的技术与信息支持，以及公私合作的宣传活动，成功地将城市与私人金融连接起来。然而，除了部分示范性屋顶、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外，这些项目通常并不直接资助新建或改造的绿色建筑。相反，伦敦的政策和激励措施更侧重于鼓励和支持私人开发商和公共机构在城市更新和改造过程中，自行投资建设绿色建筑。在近二十年的绿色屋顶战略中，伦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其灵活性，以及对人类健康、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更广泛议题的关注。自2008年以来，大伦敦政府就制定了绿色屋顶战略及配套规划政策。这一战略使得2010年至2017年间，伦敦的绿色屋顶面积实现翻倍，达到150万平方米，相当于大伦敦地区每位居民拥有0.17平方米的绿色屋顶。此增长趋势至今仍在持续。在法律标准方面，伦敦并没有对绿色建筑实施强制性绿化规定。然而，《伦敦规划》中的城市绿化政策要求各地方规划机构重点关注对本地区最重要的城市绿化方面。其中的核心绿化指标城市绿化因子只是市政府与各区在审批过程中考虑的诸多规划因素之一。伦敦绿化战略的核心，在于强调分权式的审批流程，而非实施全市统一的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过有一个显著的例外。那就是“生物多样性净增”（Biodiversity Net Gain, BNG）政策。该政策已于2024年2月12日在英格兰正式成为国家法律。它要求开发商不仅仅是避免对生物多样性造成负面影响，而是必须通过在项目现场创造新的栖息地，从而实现生物多样性的净增。然而，最终这一强制性规定是否能真正提升城市绿化与生物多样性，还是会导致生态补偿在城市外部实施，还需时间检验。马德里马德里制定了《生物多样性促进与管理计划》，以指导城市内部的生物多样性规划。该计划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在城市层面上建立一个由绿地构成的“生物多样性网络”。在已有绿地和林荫街道的基础上，城市建议采取一系列策略，将绿色网络扩展至建筑层面。该计划的建议涵盖新建项目以及对现有建筑和闲置地块的改造。建筑层面的主要建议包括：避免在建设过程中造成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创造共生空间，以鼓励亲自然设计；同时建议考虑建筑所在地的城市生态环境背景，例如与附近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建筑结构是否适合设置绿色屋顶和绿墙，或是否能利用内部闲置空间为无脊椎动物、鸟类、爬行动物或小型哺乳动物提供栖息地。为辅助该计划的有效实施，马德里市还制定了一本《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手册》。该手册为建筑及各类设施提供了多尺度的设计方案，以支持生物多样性干预措施的落实。此外，马德里还出台了与建筑和施工相关的《城市绿地可持续维护措施》，其中包括以下几点：避开鸟类筑巢和动物冬眠期进行建筑施工；保持野生动物进入建筑内部空间的通道；通过设置绿色屋顶和绿墙，对建筑外部进行“自然化”，以便动植物栖息；优先使用具有传粉潜力的本地植物种；安装鸟巢箱等设施。为推进这一过程，马德里市开发了“绿色因子工具”，以通过提供生态系统服务，提升城市热舒适性、生物气候适宜性及整体环境质量。该工具要求所有新建或翻新项目必须达到最低绿化标准，其中包括地面绿地与遮阴空间、绿色屋顶和立体绿化。对于达到甚至超过最低标准的项目，还可享受税收优惠。“绿色因子”优先考虑地面绿化，绿色屋顶和绿墙则作为补充措施。在建筑类型方面，该工具给予封闭式街区内的公共空间和商业区域较高的绿化系数，且旧建筑改造的系数高于新建项目。除规划建议和“绿色因子”要求外，马德里市还在城市公园和绿地中推进了多项生物多样性促进行动，其中包括生态复原、安装鸟巢箱，以及为传粉昆虫、其他昆虫和两栖动物提供栖息资源等举措。米兰在过去的15年中，米兰通过一系列政策，努力应对环境问题，增加绿地面积，减少城市热岛效应，并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2019年10月，米兰发布了《城市空间治理规划》，提出了“米兰2030”这一更具雄心的目标，其核心是在2030年前在大米兰地区种植300万棵树。该项目名为“ForestaMI”，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计划：在街道、广场、庭院、屋顶、建筑立面、公园以及农业用地上大幅增加植物种植数量；提高城市的树木覆盖率；将树冠覆盖率提升5%；通过绿色基础设施将绿地互相连接；促进公共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协作，并鼓励市民广泛参与。在政策制定方面，米兰部分受到了如柏林等先行城市所提出的法规与标准的启发，特别是将气候变化应对置于绿色建筑战略的核心位置。为此，米兰基于两个核心指标构建其绿色发展路径：气候变化影响减缓指数：设定了建筑项目在气候缓解方面所需达到的最低标准；最低环境标准：用于评估建筑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目前正处于试点推广阶段。巴黎巴黎正通过一系列新标准、技术支持和财政资助相结合的方式，致力于在建筑层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为在建筑用地内支持生物多样性，巴黎正在采纳一项重要的新标准。该标准为《生物气候本地城市规划方案》，在2024年底正式通过，并适用于2025年起的建筑项目。该规划将要求新建项目和大型翻修工程从一系列新设目标中采纳具体措施，以支持生物多样性，并同时推动社会项目、能源效率和出行方式等方面的改进。苏黎世尽管瑞士自2012年起已有生物多样性战略，但直到2017年，联邦政府才颁布了涵盖城市化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以推动和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然而，苏黎世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一直通过公共市政行动和对私人开发商的绿地标准，成为城市绿化的先驱。这一努力最终形成了“城市绿化计划”，旨在减少城市热岛效应、缓解气候影响并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该计划设有1.3亿瑞士法郎的资金，用于实施降温措施并加强对私人物业所有者在生物多样性措施上的指导。苏黎世绿化战略的核心是建筑绿化的强制要求与广泛的财政激励及支持体系相结合，以促成这些绿化空间的实现。作为一个相对较小的城市，苏黎世通常不将这些标准或财政激励计划限制在特定区块或区域，而是对全市范围实行统一政策。同时，苏黎世的城市开放空间部门负责对城市栖息地进行监测和绘制地图。两者结合，构建了一个涵盖法律规定、财政与技术支持，以及当前状况和变化评估的完整系统。对比表：生物多样性建筑标准六、结论与建议本报告考察了各城市为在建筑尺度上规范和激励支持生物多样性的措施所作出的努力，旨在为欧洲城市推进自身标准提供背景和指导。在这一尺度上，每一平方米都至关重要，因此报告特别关注了如何将自然融入城市的屋顶和立面中。通过本报告呈现的八个案例研究可以看出，尽管在城市空间中增加绿色空间的重要性方面总体上已达成共识，但欧洲城市在应对这一议题上的策略尚未统一。有些城市制定了强制性的最低标准，而另一些城市则通过多样化的选项来提高灵活性。许多城市认为财政激励措施是加快采纳速度的一种手段，然而，对于一些城市而言，建立此类基金在政治或财政上并不可行。尽管如此，正如报告中所讨论的，最成功的情况往往是多种方式的结合。法规可以确保最低限度的采纳；指标和工具可以明确目标并突出整合带来的益处，技术和财政激励措施则可以激发创新，使规模较小的开发者也能参与其中。正如柏林城市契约所强调的，随着城市空间在街道和屋顶上引入自然，城市需要从简单“绿化”转向与本地物种“共栖”的思维模式。面对日益严重的生物多样性危机，在城市中支持生物多样性的努力将要求采用对野生动物友好的建筑实践，并将栖息地的创造置于绿色空间建设的核心。通过优先考虑本地植物的种植和栖息地的构建，城市可以从简单的园艺进一步迈向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开发者若遵循对野生动物友好的设计，也能确保这些举措真正惠及野生动物。本报告还强调，在推动这些举措时，市政官员、开发商和环保组织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通过共同努力，城市不仅能实现“更紧凑、更绿色”的目标，还能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有力支持。国际生物多样性日2025年生物多样性国际日以“万物共生，和美永续”为主题，突出生物多样性计划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联，表明两者应相辅相成，协同共进。今年的生物多样性日还旨在唤醒人们的紧迫感。我们必须即刻行动起来。到2025年，距离实现生物多样性计划的近期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仅剩五年时间。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类文明意义与国际战略意义乔清举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摘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人类文明意义和国际战略意义。从环保入手，促发展转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把中国和世界提升到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其基本内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人类存在于世界的“根”上深化了文明的内涵，提升了文明的高度，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先进位置，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体基础。生态文明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反映了人类共同利益。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环境基础，使中华民族居于国际道义上的制高点，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坚定力量。基于新型能源的绿色技术集群(新质生产力)将是下一次技术革命的基础方向。生态文明建设以倒逼机制推动我国实现产业绿色化转型升级，走到世界生产力格局的中高端位置；突破低阶段文明形态的制约，进入人类文明的高阶段；降低受制于人的对外能源、资源依存度，打破外部势力的遏制；实现现代化路径的战略突围，掌握塑造世界格局的技术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良好的国际环境。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人类文明意义；世界生产力格局；国际战略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文明永续发展、人类文明持续进步的高度，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深刻洞察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融汇当代世界生态哲学与生态科学学说，汲取古今中外人与自然相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总结我们党领导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成就与理论成果，创立了系统深邃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2023年7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这一重要讲话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和国际战略视野的广度深化了生态文明的内涵。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类文明意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态文明作为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指明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呈现了这一思想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乎人类文明的“文明性”本质及其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前沿位置。(一)指明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习近平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这些认识从生产力维度指明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存在于世界最为基本的关系。在原始文明采集渔猎的简单生产方式下，人类完全匍匐于自然的威力之下，物质生活水平极为低下。在农业文明阶段，人类持续发明生产工具，智慧地利用土地的生命力亦即自然自身的生命力获得丰富的生活资料，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不过，自然的生命力既为生命力就不能不具有的天然的生态限制，从而成为农业文明时代生活水平提高和物质财富积累的生态天花板。工业文明则运用化石能源动力和机械工具力量替代自然本身的活力进行财富创造，打破了这一生态天花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推动人类文明取得巨大进步。然而，工业文明是与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资产阶级在进行殖民剥削的同时还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超限度地利用甚至侵害自然，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产生人与人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阶段激化的人与自然矛盾的扬弃；其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既非超越生态承载力不可持续地进行物质生产，亦非终止或放弃工业文明退回农业文明，而是把农业文明时代形成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呵护自然、敬畏生态的态度和工业文明形成的发展物质生产的理念辩证地统一起来，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生活水平提高和环境质量改善、生态容量增加同步并进，达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天人合一境界。(二)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位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原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则是这一原则在现代化模式上的反映或对于现代化模式的规定，是生态性要求和现代化建设的辩证统一。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生态文明”概念具有微观、中观、宏观辩证统一的三层含义，人类文明新阶段是其宏观意义。在微观层面上，生态文明指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着手处、发力处和路径，也是具体的工作部署。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题是“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体措施包括“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又进一步提出“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以上六条构成了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部署。在中观层面上，生态文明不仅是“五位一体”之一，而且还有机地融合在“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的全过程之中，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本身。现代化进程和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两个孤立的过程，而是同一个社会进程的两个不同侧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在绿色转型中推动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等一系列部署中都内在地包含着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从环保入手，促发展转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把中国和世界提升到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内涵。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相互融合，构成一个统一的现代化进程。生态文明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是经济社会的全方位变革与转型，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中华文明现代赓续的环境支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路径。由此可见，生态文明不单是生态环境部门的工作，而是事关全局的工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从生态维度构成并巩固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础，具有人类文明的高度，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先进位置。(三)占据国际道义的制高点“文明”具有“实体”和“价值”两层内涵。“文明”作为实体标识人类社会发展所达到的历史阶段、所形成的社会形态以及所获得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作为价值则超越具体历史阶段，反映人类对公正仁爱的道义性的共同追求。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新阶段之所以能够表明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就在于它体现了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具有超越阶级、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差别的特点。中国式现代化将“和谐”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把“文明”内涵的向度从人与人的关系进一步推进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人类存在的本体、本根上深化了文明的内涵，提升了文明的高度。文明的价值含义更具有本质性，所谓“文明”，归根结底是合乎道义本质。道义性的具体内涵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而道义性本身则具有一定独立性。文明的物质成果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更新，文明的道义性本质则一以贯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论述从人类历史进步维度表明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民族使命、人类使命、文明使命，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由此站到世界历史的最前端，人类文明的制高点，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坚定力量。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积极贡献，体现了中国对大国责任的有力担当。当今世界仍被资本主义制度所主导，资本不会放弃利润最大化的生产方式而主动地承担生态责任，全球环保事业举步维艰。美国为一己之利反复无常地加入和退出各类国际气候公约，欧盟近期也要推迟2035年停售燃油轿车的规划，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世界性难题。相比之下，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习近平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在这方面，中国责无旁贷，将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将继续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成果分享，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中国幅员辽阔，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本身就是对于世界生态改善的贡献。2000年至2017年间，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的25%是中国贡献的。2023年，中国清洁能源使用量已上升至能源总消费量的26.4%(国家统计局，2024)，是世界上使用绿色能源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提出绿色发展理念，把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列入“十三五”“十四五”发展规划。中国“要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推动和引导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彰显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推动达成了《巴黎协定》，推动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向世界做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与此同时，中国还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和尤为可贵的思想引领，提出了“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等理念。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方面来看，中国都实现了从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为建设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建设清洁美丽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迫切需要做的是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把这些经验升华为人类生态文明理论，建立“生态文明学”学科，创造人类文明的中国话语体系。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战略意义“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战略思维能力，就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能力。”战略思维的核心是对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方向节奏进行准确把握，做出正确应对。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事物具有生命力，因而也具有战略性。“文明”作为价值观在发展模式上是绿色的，唯有绿色发展才具有人类性、未来性和生命力。生态文明作为超越工业时代的新阶段，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本身即具有战略意义，“文明性”即战略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辩证扬弃；其中包含的实现自然的价值从而真正地实现人的价值、实现自然史和人类史相统一的绿色发展观，具有引领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战略意义。绿色能源以及基于绿色能源的新质生产力，是进入新文明阶段的能源基础和技术基础。生态文明建设改变现代化的能源依赖，有助于我们降低受制于人的资源能源的对外依存度，提高我们在世界生产力格局中的地位，成为我们塑造国际格局的技术力量，是一条具有战略意义的现代化道路。不走生态文明的道路，不实现一次性能源替代就难以实现现代化，也无法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一)“双碳”战略有助于降低受制于人的能源对外依存度油气等能源、资源是现代化的基础性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而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又处于缺油少气、诸多矿产资源储量偏低的基本状态。2023年我国一次性能源结构中煤炭消费量达到55.3%(国家统计局，2024)，造成碳排放量居高不下，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短板。着眼于2030碳达峰和2060碳中和目标，尤其是在欧盟即将推行碳关税的背景下，碳排放强度和总量双控制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2022年我国一次性资源对外依存度，石油为71.2%，天然气为40.2%；2023年我国石油进口量为5.64亿吨(王一冰等，2023)。工业基本资源中镍、钴、铜等矿产对外依存度均超过90%，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超过80%(国家统计局，2024；顾阳等，2022)，2023年我国进口铁矿石11.79亿吨。(5)各类资源、尤其是能源资源短缺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短板。生态文明建设为我们破解能源资源困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战略选择。能源动力和制造方式双变革是历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迄今为止，人类已经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目前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之中。18世纪出现的蒸汽机等重大发明，成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历程，人类从此进入工业文明阶段。从技术角度看，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根本区别在于动力来源和制造方式上。农业文明直接使用人力、畜力以及对局部地区存在的风能、水能的简单利用，动力源具有时间、空间、气候以及数量的天然限度。工业文明则以燃烧煤炭产生的蒸汽为动力，突破了动力源的诸种限制，使利用机器连续生产成为可能，连续生产奠定了工厂化的基础。此后内燃机的发明使天然气、石油成为动力能量源，进一步拓宽了机械的种类。可以说，能源革命以及由此而来的机器制造奠定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基础。19世纪60至70年代后期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能源的出现和基于此种能源的新型机器电动机所带动的制造业系列变革为基础。电力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人类进入“电气化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为标志，出现了制造业的扩展，产生了信息加工处理的技术设备、作为生产工具的各类电子计算机，以及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的数字化产业。第四次工业革命是目前正在深入开展的智能化时代，出现了以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虚拟现实、量子信息技术等为突破口的技术变革。深入分析四次工业革命会发现，前两次革命中能源动力革命的特点明显，后两次革命中广义的制造业变革的特点则更加明显，但总体上，能源革命与制造方式变革构成了工业革命的基础逻辑。不同的能源基础支撑不同的文明时代，绿色能源以及基于绿色能源的新质生产力是进入生态文明阶段的能源和技术基础。蒸汽和电力都不是初始能源或一次性能源，而是次生的或二次性能源。蒸汽来源于煤炭，内燃机动力来源于石油，电力主要来源于煤炭、天然气或河流水坝产生的水力。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主要是建立在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的基础上，工业革命以来，这一底层逻辑没有发生改变。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产生了严重的二氧化碳排放。据统计，“美国累积排放0.41万亿吨，占全球累积排放的25%；EU-27累积排放0.28万亿吨，占全球累积排放的17.4%；中国累积排放0.22万亿吨，占全球累积排放的13%”。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超量积累，造成地球变暖、海平面上升以及全球性的极端气候等生态危机。基于化石能源的工业文明不能再持续下去了，人类面临文明形态的转型升级。工业革命的历史表明，能源革命是文明升级的基础。目前，人类文明总体上以化石能源为基础，故仍处于工业文明阶段。未来文明形态升级也应从能源革命开始，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采用与之不同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又零碳排放的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绿色清洁能源。围绕绿色化能源利用所形成的新技术、新产业或绿色技术体系、新质生产力，是未来生态文明时代的技术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在绿色能源开发以及基于绿色能源的生产生活方式变革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2022年，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绿色清洁能源消费占能源总消费量的25.9%，居于世界前列(国家统计局，2023)。基于风能、太阳能的风电设备、光伏设备的技术与产品处于世界第一方阵位置，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奠定了基础。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2)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的内在联系。基于绿色能源的新质生产力以倒逼机制进一步巩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方向，推动实现现代化道路的战略突围，使我国发展进入不受低阶段文明形态制约和突破外部势力遏制的新阶段。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应当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生态文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机遇和动力，进一步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以绿色发展的新成效不断激发新质生产力。(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在世界生产力格局中的位置新中国成立70余年、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成功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项工业大类、207项工业中类、666项工业小类的国家。新时代以来，我国制造业从2012年的16.98万亿元、占全球制造业比重的22.5%上升到2021年的31.4万亿元、占全球制造业比重的30%(工信部，2022)。2010年以来，我国GDP长期居于世界第二位，2023年我国GDP总量达17.89万亿美元，人均1.27万美元，综合实力得到巨大提升。我国工业结构中传统产业比例较大，达到80%以上，其中重化工业占据主要份额。这一现状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部分，重化工业又是工业化的基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现代化基本上是在西方二百余年现代化之后展开的。由于受东西方世界的孤立，我们面临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迫切任务，因此在投资政策上把资源集中于重工业，实施了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改革开放后，由于我国工业基础依然薄弱，借助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产业转移的态势，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延续了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重工业比重显著增长，形成了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工业产品如钢铁、水泥、汽车、船舶、手机、计算机、彩电等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事实上，重化工业既是产业和社会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第二产业乃至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是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没有这些工业门类的发展，我们也很难达到现在的发展水平。但是，也要看到我国工业结构存在的问题：一是由于工业门类多而不优，故企业大而不强；二是由于处于国际生产力布局和产业利益链条中下游位置，高精尖技术及其产业偏少；三是发展依赖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甚至环境代价的特点突出。因此，我们必须向国际生产力布局的上游移动，依靠技术创新获得发展动力，否则也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战略性是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洞察与把握，“要增强战略的前瞻性，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敏锐洞悉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机遇和挑战，以科学的战略预见未来、引领未来”。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我国工业体系提质升级、提高我们在世界生产力格局中的地位的战略路径。能源问题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能源革命更是工业革命的基础逻辑。当前，在世界碳排放结构中，能源发电与供热占比为43%。这表明，整个人类的能源结构还停留在第一、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未来进入生态文明阶段，必须进行全球性的能源结构革命。能源结构的绿色化以及基于绿色能源的绿色技术集群、产业形态变革、新质生产力，是人类生态文明时代的技术基础。就整个世界而言，无论哪个国家，如果在能源革命与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走到前列，就会发生系列性的工业结构和经济社会的变革，占据世界生产力格局的高端位置，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权。包括新能源产业在内的能源技术及其关联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支撑，也是带动我国产业升级，向世界生产力格局中高端位置移动的新增长点。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取得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较为清晰地形成了绿色能源如风电、光伏发电和基于绿色能源的技术集群，以及以风电、光电技术与产业、储能技术与产业和电动汽车技术与产业等为主线的产业变革。2023年，我国风电设备、光伏组件以及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产品的出口量均居世界第一位置，呈现出向世界生产力格局中高端位置移动的雏形。我国产业结构中传统产业体量较大既有一定的不利因素，也有相当大的有利之处。传统工业是我国保持产业链完整，巩固制造业第一大国地位，化解脱钩断链风险，稳定就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战略韧性的基本支撑。新质生产力的“新”本质上在绿色，在生态文明的方向，而不在产业类型。一个产业是否具有生命力，往往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用什么方式生产。没有低端产业，只有低端生产方式。许多产业非但不是夕阳产业，甚至还可能是日不落产业。对传统产业进行绿色低碳循环改造，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面。2023年9月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把能源产业作为战略突破口，坚定走能源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为支撑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可靠的能源基础，把能源技术及其关联产业培育成带动我国产业升级的新增长点，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在2024年1月31日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而是“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习近平的这些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指明了通过绿色发展向世界生产力格局上游位移的基本路径，说明了生态文明建设对于生产力水平整体上移的战略意义。(三)生态文明建设是国际博弈的筹码，是塑造国际格局的技术力量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技术是塑造世界格局的力量。18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塑造了世界市场、世界历史，也形成了殖民掠夺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世界格局。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德国相继发明了发电机、内燃机。电力能源逐步代替蒸汽动力，以电力能源为基础的系列电动机械开始代替蒸汽动力机器；内燃机的广泛使用推动石油开采业和石化工业的生产，人类进入“电气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德国超越英法一跃成为世界强国。生态文明建设所形成的技术优势可以成为我们塑造世界格局的力量，以及进行国际博弈的筹码。所谓“博弈”，不是像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利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优势把世界塑造成为一个由帝国主义支配的殖民体系，利用技术支配世界；也不是像西方一些国家一样，通过发动战争给世界带来灾难；而是通过技术优势把中华文化万邦和谐的和平理念传递给世界，增加世界的和平力量，维护人类的公平正义。中国所塑造的国际格局不是军事格局，而是从技术开始影响世界经济、政治直到文化，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文明型大国的责任。在生态文明相关的技术方面，“我国多项新能源技术和装备制造水平已全球领先，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例如，在光伏行业方面，我国企业拥有世界60%到70%的光伏产业链资源，是全球唯一一个具备从上游材料到中游制造再到下游进行电站建设与投资能力的国家。2019年，在全球光伏企业的营业收入前十名中，我国企业占七席；全球风机制造商前15强中我国占8家。2020年，我国PERC (Passivated Emitter and Rear Cell，“发射极和背面钝化电池”)黑硅多晶电池片平均转换效率达到20.6%，PERC单晶电池片平均转换效率为22.4%至22.5%，最高效率接近23%，居于全球领先水平。2021年，中国锂电池设备市场规模全球占比66.6%。风电行业方面，我国具有全球40%的产业链资源，在大容量机组研发、长叶片、高塔架应用等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新时代十余年来，光伏、风能行业的很多核心技术都是由我国率先推出或大规模投入使用的，我国已成为全球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量。绿色能源以及基于绿色能源的技术与产业代表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我国的领先地位已经在国际上得到展现。光伏、风电已经走出国门，为我们塑造国际格局提供了技术支撑。一是绿色产业走出国门。如中国远景能源公司在墨西哥投资了二个风电项目并已经并网发电；上海电气新能源公司与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签约联手成为迪拜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太阳能公园五期900MW独立发电项目的总承包方，该项目是阿联酋已生效的装机容量最大的光伏发电工程(6)。我国拥有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铁路网络，高铁运营在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里程最长、气候与地理条件最为复杂，成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我国承建的土耳其高铁、印尼雅万高铁已经开始运营。二是绿色标准成为国际标准。技术标准输出比项目承建更进一步，具有塑造技术格局的更大力量。我国特高压输电技术先进、安全、高效、绿色，是领先世界的重大自主创新成果。我国在世界上率先形成特高压交流输电技术标准体系，在国际上抢到了标准制定的话语权。国家电网中标巴西首个特高压输电项目，中国标准走向世界。三是以绿色为依托的新商业模式走出国门。我国光伏企业天合光能与另类资产管理公司TPG集团旗下的睿思基金签署了总交易金额约7亿美元的项目合同，其中包含分布在欧洲和拉美地区的35个海外光伏电站项目。(1)这一项目率先实现了项目包整体批量出售的突破，迈出光伏企业海外项目开发新商业模式的重要一步。国机集团子公司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投资—建设—运营模式”开发孟加拉国垃圾发电项目(王文博，2021)。总之，绿色技术从出口产品到出口标准、出口商业模式，均增强了我国的国际力量，生态文明越来越成为我国在当今世界实现战略突围的技术路径。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民族复兴、人类进步的主线，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得到显著提升。2017年1月，习近平在瑞士“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上提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这一主张继“美丽中国”愿景目标之后，再次从全球视野出发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生态文明的重要表征，表明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具有的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线的开放包容的全球意义。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和人民事业是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世界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特别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鲜明地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贡献与世界意义。(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全球观的逻辑起点1. 顺应全球化趋势，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合作，具有合作共赢的逻辑近年来，西方社会弥漫着一股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与之相反，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走全球化合作共赢的道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着眼于全球化发展规律，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理念，不断开拓合作，促进各国全球生态环境建设，倡导各国齐心协力构筑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极力推动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领导人气候峰会等会议上，反复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续如一呼吁加快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彰显了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对于世界的引领。2. 通过变革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来平衡全球环境治理话语权，具有公正的逻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担当全球环境治理的大国责任，呼吁各国平等参与为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争取话语权。习近平多次强调坚持公平公正惠益分享，照顾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关切；恪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国家提供更多帮助。对发展中国家制定过高的减排目标，既影响其发展权，也影响联合国2030年整体目标的实现。发达国家应首先展现更大雄心和行动，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和韧性，不设置绿色贸易壁垒，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3. 通过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谋全球生态安全，具有共享的逻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以人类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倡导全球生态利益相连，把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永续发展的生态安全和绿色发展空间。习近平多次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维护国际正义，具有超越资本的逻辑习近平提出的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打造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等理念，把握了生态环境问题超越国界、超越制度、超越阶级、超越发展水平的共性本质，是维护全球生态正义的根本出发点。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污染对外转移、使用新科技手段强化对全球自然资源的掠夺和世界经济的垄断等生态非正义行为，中国敢于公开抨击西方国家对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不负责任，敢于为发展中国家争取话语权利，同时也运用中国智慧，不断弥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治理上的分歧。5. 通过绿色发展理念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具有发展样本的逻辑“绿色”作为中国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创新、协调、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相辅相成，是达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统一的有效路径，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成为关系我国和世界百年发展之大变局的战略选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历史和未来的视野，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色发展和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它打开了发展的新通道，也打开了应对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全球挑战的突破口，为人类发展树立了绿色典范。中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发展战略，规定的时间只有30年，这表明了中国将用发展手段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努力打开发展的新通道，并将发展红利惠及全球的坚定决心。(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世界性的理论贡献1. 为人类共享的21世纪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辩证法学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对立与统一。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新理念，其数量之多、信息量之大、理论之深邃、体系之系统、视野之开阔、思想之辩证、感情之真挚，无不深刻体现出习近平同志以强烈的哲学思辩、炽热深沉的人与自然情怀所形成的21世纪的自然辩证法。如：“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山区要画好‘山水画’，做好山水田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你善待环境，环境是友好的；你污染环境，环境总有一天会翻脸，会毫不留情地报复你。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这些科学论断将“人与自然”视为整体，阐明了人与自然之间双向的整体性关系，彰显的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整体发展的目标追求，是人类社会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财富。这些重大的科学理念与科学论断，以及对于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万物和谐共生与和谐包容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铸牢了中国生态文化、生态文明自信的根基，以中国强大的生态文化、生态价值力量表明中国力争在国际生态竞争中走在前列，引领国际生态文化主流方向的生态文明立场，有力回击了西方国家所鼓吹的“中国环境威胁论”。2. 拓展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边界，实现全球环境治理规模收益递增近年来，美国强调“美国优先”、美国利益至上，不愿意继续无偿提供公共产品，国际生态公共产品面临着断供的风险。中国充分履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责任，承诺坚定不移做好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维护者和推动者，为国际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金融、绿色贸易等提供金融支持，把绿色“一带一路”打造成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开创了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可以由非霸权国家担当的先例，开创了各个国家相互信任、相互合作、互利互惠的非霸权供给新时代。从长远来看，发达国家以自我为中心的环境治理方式一定会受到规模的约束，不仅不具有边际效益递增的可持续性，反而可能会因受到临近地区环境污染扩散的影响而降低治理的成效。我国在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改革中，始终坚持双赢、多赢、共赢的原则，而不是单赢，同时不断寻求最大公约数，扩大合作面，形成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把全球治理由少数国家治理转变为多个国家参与。一方面积极开展环境技术创新合作；另一方面也通过合作破除国家之间的交流往来壁垒，不断拓展全球环境治理要素投入作用发挥的空间，充分发挥边际收益递增和规模经济效益，寻求全球环境质量改善的最大利益。3.“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大战略理念越来越成为统筹发展和保护、生态与经济、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大实践范式曾经有一个时期，全社会没有树立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概念，流行唯GDP论，把发展和保护对立起来，认为抓环境保护就会影响经济发展，其结果就是，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甚至只污染不治理，这条老路越来越无法持续了。当前中国，全党全国上下普遍凝聚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辩证统一的共识，认识到好的经济质量也是好的环境质量，好的环境质量促进和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水平，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破解了工业文明体系下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关于发展和保护的“二元悖论”，走出了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实现了更高质量、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作为14亿人口的大国，领土面积约占亚洲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中国致力于解决自身环境质量问题，本身就是对世界生态环境问题做出了或直接或间接的贡献，就是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三)发扬光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生态智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系列理论观念和实践指引，皆是对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探索和生动实践。这一思想不仅指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还用海纳百川的胸怀关心全球、关怀人类，以自己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解决人类问题带来启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大国担当，积极主动地为全球环境治理、生态保护搭建平台。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的设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联盟的成立，以及“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等都是中国致力构建的合作共赢的绿色平台，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在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中国金融机构发行的绿色债券挂牌交易，募集资金支持相关国家的绿色项目建设；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期在浙江推动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被联合国授予2018年度“地球卫士奖”，在推动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同时，也为其他国家做了示范与引领，等等。总之，中国在世界范围高举生态文明建设伟大旗帜，致力构建起广泛的人类命运和利益共同体。人类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不论是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还是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都需要用生态文明加以改造和提升工业文明下的伦理价值认知、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世界潮流，人心所向，浩浩荡荡，大势所趋。中国既是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又是充满发展活力的东方大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曾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是最具世界影响、最为全球所认同、最能凝聚全球共识的标识性范畴。工业文明既取得了人类文明最高的物质成就，同时也造成全球性的生态、资源和环境危机，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紧张。数十年来，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必须扬弃工业文明，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不过，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生态”要素散见于生态伦理、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被肢解、碎片化，没有形成独立的、成体系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是基于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绿色变革及价值观念、制度机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全方位绿色转型的一整套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科学体系，对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范式转型凝聚了中华文明传统智慧，体现了人类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共有价值和普遍愿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化了人类文明的内涵，具有深刻的文明意义；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文明型政党对国家民族、人类文明的责任与担当；说明了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界意义。生态环境危机是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生态文明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为中国，也是为世界；是为人民，也是为人类。中国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形成倒逼机制促进国内产业绿色化转型升级，形成绿色技术优势，提升产业水平，逐步进入生态文明阶段，向世界生产力格局中高端位移，重新塑造世界格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国际环境基础，为全人类共同福祉作出中国贡献。

关键生物多样性区（Key Biodiversity Areas, KBAs）是对生物多样性存续至关重要的区域。为应对全球环境危机，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有必要集中力量优先保护这些重要区域。KBAs计划致力于支持关键生物多样性区域的识别、划界、监测与保护工作，已被用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标中。研究报告：改进空间规划，保护生物多样性Improving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最近的一项研究提出了加强国家空间规划方法的途径，这是"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框架”）的关键组成部分。近期发表的论文Strengths and complementarity of systematic conservation planning and Key Biodiversity Area approaches for spatial planning提出了改进各国现行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方式的建议。该研究强调了将生物多样性纳入空间规划的迫切需求，这是“框架” 目标1的核心内容之一。作者探讨了规划通常采用的两种方法：基于标准的方法，如KBAs计划，该计划识别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地；以及系统保护规划（SCP），该方法优化了保护应发生的地点，对国家希望保护的物种和生态系统应用定量目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2020_081号决议呼吁各国政府将KBAs纳入国家空间规划。本文通过整合SCP与KBAs识别方法，证实这种协同作用能够显著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论文指出，目前许多现有的SCP方法存在不足，例如超过75%的SCP计划采用统一的百分比目标（如每个物种或生态系统的20%），这往往倾向于保护更广泛和常见的物种，而忽视了濒危或具有全球重要性的物种。此外，许多现有计划未将KBAs作为核心规划目标，导致保护资源未能集中于最重要的区域。为解决这些问题，作者主张结合KBAs和SCP方法的优势。KBAs提供关于全球重要物种种群和生态系统的具体数据，确保保护工作高效且有意义；而SCP则提供了一个结构化的规划框架，优化保护地点的选择。通过整合这两种方法，可以制定更强大和有效的空间规划，从而实现GBF的目标，即阻止灭绝和逆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研究还指出，空间规划是实施“框架”和在政府各部门主流化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工具。因此，规划必须精准针对正确的地点，以确保保护工作能够真正有效。这种结合KBAs和SCP的方法不仅有助于提高保护效率，还能更好地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和经济可行性。识别技术：动物追踪数据识别南大洋KBAsOpportunities to identity Key Biodiversity Areas in the Southern Ocean through animal tracking data.借助尖端的卫星追踪技术和最新开发的多物种数据分析方法，研究人员在南大洋成功锁定了海鸟、海豹等海洋动物的关键栖息地。这些新发现的生态热点为识别公海KBAs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随着新通过的《公海条约》允许在国际水域识别和运用海洋保护区等区域管理工具，以及“框架”承诺到2030年保护30%的海洋，这项新研究为促进全球海洋保护提供了指导。灰头信天翁 © Oscar Thomas国家经验：加蓬成功识别了35个KBAsThe identification of 35 KBAs has led to a major step forward in conservation in Gabon.两个创新工作组的成立加蓬首次在国家层面成立了一个由约20名专家参与的工作组，这些专家包括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和真菌学家，涵盖了九个生物分类群（植物、陆栖哺乳动物、海洋哺乳动物、海洋鱼类、淡水鱼类、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及真菌）。他们共同合作，识别了加蓬最重要的保护区域及其面临的威胁因素。尽管加蓬在2000年代初建立了13个陆地国家公园，但此前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跨学科合作。这一技术工作组的成立标志着迈向建立国家红色名录工作组的重要一步。此外，还成立了KBAs国家协调组，汇集了来自政府、科学、学术、保护和民间社会的16个机构，共有60多人参与了KBAs的识别工作。这一协调组成功将KBAs直接纳入国家土地分配计划。科学家、民间社会和政治决策者之间的讨论展现了该协调组在推进国家保护需求方面的价值。2024年3月，加蓬KBA国家协调组在利伯维尔展示了为期两年的KBA识别工作的结果。植物在KBAs识别中的重要性加蓬拥有丰富的植物多样性，记录了超过5,000种植物物种，其85%的国土被热带雨林覆盖，其中只有部分区域被轻度开发用于木材采伐，这使其在热带非洲独树一帜。尽管如此，在现有的陆地保护区的设计中，受威胁植物物种以及独特或受威胁生态系统并没有受到重视。加蓬在KBAs识别过程中首次将这些方面纳入考量。专家组针对稀有或受威胁植物物种，制定并应用了一套特定方法，用于评估KBAs标准A、B1、B2和B3a。由于缺乏生态系统地图或生态系统红色名录评估，尚未使用基于生态系统的KBAs标准。在188个触发KBAs的物种中，126个（67%）是植物；在31个具有陆地组成部分的KBAs中，23个（74%）由植物物种触发，其中包括2个仅由植物触发的区域。此外，根据标准A1e（完全包含极危（CR）或濒危（EN）物种全球种群的区域），12个物种触发了5个KBAs，其中包括11个植物物种。188个触发KBAs的物种按分类群的分布情况加蓬迈向“3030”目标的重要一步在“框架”设计过程，加蓬是提出 “到2030年之前有效保护全球30%的陆地和30%的海洋”（“3030”目标）的国家之一。目前，加蓬约27%的海洋面积和14%的陆地面积已达到这一目标。因此，识别国家的KBAs为了解该国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及确定需要优先保护的新区域，提供了机会。在为期两年的评估期间，根据KBAs标准评估了该国的35个自然保护区、8个原有KBAs以及保护区网络外17个被不同分类群确定为稀有和受威胁物种集中地的陆地区域。总共识别了35个KBAs，覆盖110,432平方千米（占加蓬国土面积的24%）（其中13个包括原有KBAs和/或由同一管理员管理的多个保护区）。在这些区域中，16个陆地KBAs位于保护区网络之外，占29,779平方千米，即加蓬陆地面积的11%。其中一些区域目前正在被政府考虑作为新的保护区或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OECMs），以助力实现“3030”目标。目前已确认的 35 个 KBAs 占加蓬国土面积的 24%5.16 国际濒危物种日每年五月的第三个星期五，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都会参加濒危物种日活动，庆祝、了解并采取行动保护受威胁和濒危物种。这个全球性的行动和庆祝日由大卫-罗宾逊（David Robinson）和濒危物种联盟于 2006 年创立，并一直延续至今。根据IUCN红色名录评估的物种濒危数据，全球至少有40%的动物、昆虫和植物正面临灭绝的风险。如果不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它们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消失。国际濒危动物日的初衷，是帮助大家了解地球目前面临的环境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共同思考，找到创造性、互利共赢的方法，来解决环境挑战、守护我们的自然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