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强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合作部主任雷洁琼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合作部助理研究员岳书旭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合作部助理研究员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进入全面落实《巴黎协定》的关键时期，中国积极稳妥推进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和重要贡献者。通过构建并实施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中国不仅以提前完成部分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彰显了大国担当与行动效能，更提出了碳达峰阶段后全经济范围、全温室气体净排放下降等一揽子应对气候变化目标，进行面向碳中和的全局性、系统性布局。这一历史性突破，标志着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更加坚实的步伐。提升目标：从二氧化碳到全经济领域温室气体减排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初期，中国的政策和市场机制的建设重点主要集中在能源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随着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深入，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首次将甲烷、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纳入总量控制范围，历史性地实现了相对下降目标向绝对下降目标的转变，标志着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向全经济领域、全链条综合治理纵深推进。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2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不含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ULUCF)为125.27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不含LULUCF)为151.6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随着温室气体管控范围的扩大，中国将增加超过2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减排覆盖量，显示了更为积极进取的战略决心。到2035年，中国温室气体净排放较峰值下降绝对量预计将超过1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为碳排放控制增添明确指导和强有力的约束性目标。在碳中和愿景的引领下，中国正在逐渐完善加快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以及生活方式等全面转型的战略框架，涵盖了能源、工业、建筑、交通、农林业等部门。有序推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扩围，在原有发电行业的基础上，新增纳入钢铁、水泥、铝冶炼三个行业，纳入排放规模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比例从最初的40%扩展到60%，到2035年预计覆盖全国80%的碳排放。在全面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坚持减缓和适应并重，提出到2035年气候适应型社会基本建成的目标，并通过生态保护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推动碳汇能力提升。与此同时，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一方面，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法典与碳达峰碳中和相关专项法律法规的研究制定，强化标准、监测和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另一方面，推动建立由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型的新机制，明确了碳达峰后，实施以总量控制为主、强度控制为辅的碳排放双控制度，为精准控制碳排放、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乌蒙深处(袁德志 摄）优化路径：从双轮驱动到多领域协同发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仅需要市场“看不见的手”与政策“看得见的手”协同发力，更依赖于一套不断完善的政策框架、一个日益活跃的碳市场，以及为这场深刻转型提供持久动力的核心支撑。在政策层面，中国已构建起以《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为纲领的“1+N”政策体系，并正进入精细化落实与动态评估的新阶段。这一深化体现在制度构建的精准化——正加快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并着手制定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体系；也体现在持续的动态优化上，通过加强部门协调与数据共享，提升政策效能。同时，中国坚持减缓与适应并重，《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在系统提升气候韧性、全面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在市场层面，全国碳市场正通过“扩围”与“收紧”不断深化。将钢铁、水泥、铝冶炼等行业纳入市场，以及《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的发布，明确了从强度控制转向总量控制的中长期路径。通过引入碳质押、碳回购等金融工具，市场得以盘活企业碳资产，引导生产要素向绿色低碳领域流动。而强化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则为市场的健康运行守住了底线。这场转型遵循着清晰的阶段路径。当前至2030年(碳达峰前)，核心在于协同机制的初步建立与重点领域突破，如推动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和能源结构优化；2030年至2035年(达峰后稳中有降)，则进入体系化深化阶段，政策全面协同，并设立全经济范围的绝对量减排目标；2035年后(迈向碳中和)，将追求所有领域的深度脱碳与协同增效，完成制度全面转型。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气候政策重心正在实现一次关键性的跃迁。从聚焦2030年前的“碳达峰”加速向2060年“碳中和”进行前瞻性、系统性的布局。这一转变的核心特征，是从解决增量问题转向规划存量的彻底革命。在碳达峰阶段，其核心是“控增量”，政策主要着眼于遏制碳排放增长速度，实现能源结构优化和重点行业节能改造。而面向碳中和的布局，则要求对整个能源系统和工业体系进行深度、彻底的绿色重塑，其核心是“去存量”。这种前瞻性布局已在当前的政策工具与市场设计中清晰显现。一是碳市场的制度预设。当前全国碳市场从“强度控制”转向“总量控制”的明确路径，正是为碳中和时代的绝对减排铺平道路。配额分配从免费为主转向免费与有偿相结合，并逐步提高有偿比例，旨在向企业传递明确的长期碳成本信号，从而倒逼企业投资零碳甚至负碳技术。二是技术创新的赛道切换。政策激励正从支持提高能效等“减碳”技术，转向布局未来具有颠覆性的 “无碳”技术。例如，到2035年标志性产业目标(如新能源汽车成为主流)的设定，以及对氢能、新型储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前沿领域的大力投入，都是在为碳中和时代构建全新的技术供给体系。三是监管与考核的导向演变。建立产品碳足迹体系、研究探索碳关税政策、以及将协同效益纳入考核，这些举措不仅是为了当下的环境治理，更是在为未来可能形成的全球绿色贸易规则和碳边界机制做准备，确保中国产业在未来数十年内的国际竞争力。然而，政策和市场构成的驱动框架，其高效运转离不开三大根本支撑动力的赋能。首先，科技创新是核心引擎。碳市场本身通过价格信号激励低碳技术研发，自愿减排市场则为先进技术提供了价值实现的多元路径。其次，公正转型是平稳过渡的保障。必须在推进碳市场建设的同时，统筹好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民生保障，通过精准政策和区域差异化策略，确保转型过程公平、成果共享。最后，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是关键一环。中国正通过南南合作、在COP等国际场合积极发声，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者向贡献者与引领者转变，并通过国际交流合作，推动国内碳市场规则与国际标准衔接，为未来可能的跨境链接奠定基础。中国正通过政策与市场的“双轮驱动”和金融、科技、产业与国际协作的坚实支撑下，稳步迈向碳中和的未来。其政策体系已展现出清晰的战略纵深，不再局限于实现碳达峰的短期目标，而是以终为始，将碳中和的终极愿景转化为当前制度的改革动力与未来的产业布局，驱动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公园(李鹤 摄)务实行动：从局部试点到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应对气候变化摆在国家治理更加突出的位置，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作出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把“双碳”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采取积极行动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绿色转型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双碳目标下，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传统行业加速转型升级，积极探索绿色低碳的发展新模式，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发布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推广绿色技术和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等工作，中国煤炭消费比重由2020年的56.8%下降到2024年的53.2%，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由15.9%提高至19.8%。根据国家发改委数据，中国已培育66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6400多家国家级绿色工厂、490余个绿色工业园区。2024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20年下降11.6%，相当于减少11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是“双碳”目标提出五周年中国绿色转型取得的重要成果。二是清洁能源成为中国发展的新动能。通过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以太阳能、风电、水电、生物质能和核电为代表的清洁能源发展迅速，并逐步淘汰煤电等落后产能。“十四五”以来，中国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建成了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截至2025年6月底，非化石能源装机容量达22.2亿干瓦，占总装机容量比例达60.9%。三是多层次的碳市场逐步成为资源配置的新机制。自2010年开展碳市场试点以来，全国碳市场建设由小到大，从单一的发电行业拓展到了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覆盖了中国60%的排放量，形成了全国强制碳市场、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和地方碳普惠为主体的多层次市场交易机制。全国碳市场覆盖范围从发电行业扩围至钢铁、水泥、铝冶炼四大行业，覆盖碳排放量约80亿吨(占全国总量60%以上)，截止到2025年10月底，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额总成交量7.7亿吨，累计成交额518.19亿元。四是新质生产力逐步成为推进绿色转型的内生驱动力。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特征，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在双碳背景下，创新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到能源、工业、农业等各个领域，成为推动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氧化碳化学链矿化利用技术，以二氧化碳和电石渣为原料生产绿色微米级碳酸钙，成为二氧化碳的高值化利用“金钥匙”。近年来，电化学储能、抽水蓄能和源、网、荷、储协同互动的智能电网技术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工业物联网(IloT)、人工智能(AI)和大数据等数字技术，通过对生产过程中的能耗、物耗和污染物排放进行实时监控、精准分析和智能优化，实现了降碳节能减排协同管理。“十四五”以来，中国的双碳工作取得长足进展，但是也要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国内推进双碳工作还存在上热下冷的问题，基层工作中对于双碳工作的认识和力量还有待于加强。二是双碳的法规政策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备。目前双碳工作还没有一部上位法，同时随着“十五五”由能耗双控转向碳双控，随着碳达峰由二氧化碳达峰调整为全经济口径的温室气体达峰，原有的政策工具、标准也要进行同步调整。三是市场机制的作用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还不能覆盖主要排放行业，以配额总量控制为基础、免费和有偿分配相结合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全国碳市场与绿电、绿证的政策衔接还有待于加强。四是重塑新全球绿色产业链和价值链任重道远。但是随着国际产业博弈的加剧，国际社会利用绿色贸易壁垒限制中国在关键原材料和技术的做法短期内不会停止。因此，在国内实现产业升级的同时，推进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重构，仍然是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中国气候公报显示，2024年，全国平均气温10.9℃，为1951年以来历史最高。双碳作为破解全球气候变化的根本之策是功在当代利在干秋的国家大计。随着“十四五”趋近尾声，国内双碳工作平稳推进，为“十五五”和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奠定了基础。从系统变革的角度来看，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并非简单的线性延伸，而是一场涉及能源结构、产业体系、科学技术和全球治理的全方位、深层次变革。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实践，不仅关乎自身永续发展，也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切实贡献。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下，保持战略定力，重塑未来的国家竞争优势，积极发展清洁能源，减少对于国际传统能源的依赖，增强内生发展的动力，对于实现民族复兴百年梦想具有战略意义。

新华社联合国1月17日电（记者 潘云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以下简称《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17日正式生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发表声明，指出这是“一项历史性成就”。声明说，《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建立了首个法律框架，用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位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国际社会现在有了“具有约束力的”全球规则，公平分享海洋遗传资源带来的益处，建立并实施海洋保护区，开展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估，并向最需要的国家提供能力建设和技术支持。声明说，《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填补了关键的治理空白，以确保所有人都能拥有可迅速恢复并富有生产力的海洋。该协定的生效标志着海洋事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时刻，对人类和地球、对国际合作、对联合国而言，都是一项历史性成就。古特雷斯敦促所有国家加入该协定，并呼吁国际社会迅速行动起来，全面落实协定。《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谈判进程始于2004年，于2023年6月以协商一致方式获得通过，并于同年9月开放签署。中国于2025年12月向古特雷斯交存《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批准书。

202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关于国家公园的专门立法，是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走出的重要一步。国家公园法从布局和设立、保护和管理、参与和共享、保障和监督、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其颁布实施标志着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厚植发展的绿色底色，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深刻认识国家公园法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国家公园法颁布实施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依法加强国家公园保护和管理、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国家公园的建设和发展彰显了国家对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保障民生福祉的使命意识，展现了为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而谋划的责任担当，体现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的系统思维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自然观。近年来，我国坚持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实行了国家公园体制。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贺信中指出：“中国实行国家公园体制，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准确把握国家公园的理论内涵和核心要义国家公园法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了国家公园的内涵，即国家公园是指由国务院批准设立，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和海洋区域。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国家公园自然生态系统具有原真性和独特性。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保护地最重要的类型之一，具有生态价值最高、保护范围更大、生态系统更完整、原真性更强、管理层级最高等显著特征。国家公园旨在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以及承载的生物、地质地貌、景观多样性和特殊文化价值。目前已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5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国家公园自然生态系统具有完整性和多样性。一方面，国家公园法以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为原则，遵从保护面积不减少、保护强度不降低、保护性质不改变的总体要求，按照生态系统特性和内在规律，对国家公园实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实现自然资源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另一方面，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国家公园法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夯实生物多样性保护基础，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水平，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切实维护生态系统安全，提高生态系统质量。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具有统一性和规范性。一是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国家公园法第六条明确了国家公园的管理体制，即由国务院国家公园主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具体负责、地方政府协作的管理体制，旨在实现高效协同管理、统筹保护利用。二是规范国家公园设立程序。国家公园法第十三条规定，拟设立国家公园的，由国家公园候选区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做好前期工作；前期工作完成后，经国务院国家公园主管部门组织评估并征求部门意见；具备设立条件的，由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向国务院提出申请，经国务院批准后设立国家公园。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具有科学性和精准性。一是科学分区管控。国家公园法第十六条提出，根据自然生态系统特性、功能定位和管理目标，国家公园划分为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国家公园区域内自然生态系统保存完整、代表性强，核心资源集中分布，或者生态脆弱需要休养生息的区域划为核心保护区。核心保护区除应急救援、必要生产活动等特定情况外，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一般控制区可以开展科普宣传、生态旅游、教育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活动。二是建立统一确权登记制度。国家公园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对国家公园内自然资源进行统一确权登记。这有利于实现“底数清、权属实、边界清”，增强生态保护的系统性和精准性。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具有全民性和严肃性。一是注重公众参与和全民共享。国家公园法充分考虑原有居民改善生产生活的合理需要，在多个环节维护其合法权益，并鼓励其参与国家公园经营性服务。二是多元化资金保障。国家公园法明确，国家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的多元化国家公园资金保障制度，同时鼓励社会力量通过设立基金、捐赠、资助等方式为国家公园建设提供支持。三是严惩违法行为。国家公园法明确了公众在享受权益的同时也需承担守护责任。第五十四条规定，损毁、涂改、遮挡或者擅自拆除、移动国家公园界线标志的，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五条规定，在核心保护区违规活动，违法修筑设施或者进行工程建设等，最高可处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款。高质量推动国家公园建设的实践路径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主体。高质量推动国家公园建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统筹保护和发展，坚持国家代表性和全民公益性，努力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一要统筹好自然生态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特性和内在规律，把保持山水生态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保护和管理好国家公园区域内各类自然生态系统和野生生物及其遗传资源、自然遗迹、自然景观等特定保护对象，推动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态系统持续优化、整体功能持续提升。统筹国家公园区域内自然生态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守护好自然珍宝和文化瑰宝，让自然遗产和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二要加强数字赋能和服务保障。强化数字赋能国家公园建设，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监测数据集成分析、共享和综合应用，全面掌握生态系统构成、分布、动态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状况，及时评估和预警生态风险。强化国家公园支持保障体系，依法完善支持国家公园建设的政策措施，确保规划、财政、考核等各项工作的落实。完善国家公园公共服务体系，开展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宣传教育活动，培育国家公园文化，传播国家公园理念。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国家公园的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依法保障其合法权益。制定国家公园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做好国家公园防灾减灾、安全管理和应急保障相关工作，提升应急保障能力。三要加强考核评估和全程监管。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应建立日常巡护制度，合理配备巡护人员和巡护装备，加强巡护站点建设。加强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状况、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生态文明制度执行情况等方面的考核评价。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加强国家公园空间用途管制，建立举报制度和权益保障机制，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国家公园建设既是一场攻坚战，又是一场持久战。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1月14日至15日，生态环境部在京召开2026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系统总结2025年和“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深入分析面临的形势与挑战，研究谋划“十五五”工作，安排部署2026年重点任务。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孙金龙出席会议并讲话，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出席会议并作工作报告。会议指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今后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用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环境保护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全国生态环境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准确把握美丽中国建设的历史方位、主要目标、重大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会议强调，今后五年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以美丽中国建设为统领，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绘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美丽中国新画卷。要坚持环保为民，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全面落实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更加注重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绿色转型，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新期待。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突出问题导向，体系化推进各项改革任务，下大气力破除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增强美丽中国建设内生动力。要坚持法治思维，强化法治意识，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确保始终在法治轨道上保护生态环境。要坚持锤炼作风，提高政治能力、专业能力、履职能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的生态环境保护队伍。会议认为，过去一年，全国生态环境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要求，积极担当作为、奋力攻坚克难，圆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一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加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宣传阐释，深入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二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强化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三是着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促进重大战略区域绿色发展。四是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严密防控环境风险，严格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有效保障生态安全、核安全。五是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深化科技创新，提升执法监管效能，构建现代化监测体系，强化资金保障，深入实施全民行动，积极引领全球环境治理。六是强化政治机关建设，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锻造生态环境保护铁军。会议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污染防治攻坚战纵深推进、标志性战役成效卓著，减污降碳协同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持续深化、治理能力显著提升，美丽中国建设布局系统展开、美丽系列行动全面推进，全球环境治理引领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在各地区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生态环境质量在巩固拓展中持续提升，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绿水青山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绿色发展新动能更加强劲；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对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贡献更加彰显，助力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环境。要深刻感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的理论引领力、价值感召力、改革推动力、国际影响力，始终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忠实实践者。会议强调，要锚定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科学研判面临的形势和挑战，准确把握“十五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思路和原则，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聚焦重点发力，围绕难点攻坚。要把握一个要求，深刻理解美丽中国建设内涵。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更高标准，加快绿色转型、增强绿色动能，持续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加快形成美丽中国建设新格局。要聚焦一条主线，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更好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加快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从量变到质变的突破。要突出一个抓手，以碳达峰和绿色低碳转型推进源头治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强化降碳减污目标协同、政策协同、措施协同，从源头减少污染物和碳排放。要用好关键一招，向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动力。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向制度要效能、向科技要质效、向市场要活力，全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确定，2026年要抓好以下七个方面重点任务。一是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编制实施“十五五”生态环境领域规划，分级分类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行动。二是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强化新污染物治理，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三是着力增强绿色发展动能，促进绿色生产力发展，聚焦区域重大战略打造绿色发展高地，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四是着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加强生态环境智慧执法监管。五是加快推动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推进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六是切实守护美丽中国建设安全根基，强化生态安全风险防范，确保核与辐射安全。七是加快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完善法律法规政策，持续推进全民行动，深化国际交流合作，不断加强队伍建设。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美丽中国建设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胸怀“国之大者”，扎实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战略任务落地见效。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坚持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权，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依规依纪依法监督执纪问责。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化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形成廉荣贪耻、崇廉拒腐的良好氛围。会上，山西省、辽宁省、山东省、湖北省、重庆市、云南省、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局）作交流发言，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河南省、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局）作书面交流。生态环境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郭芳主持开幕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生态环境部纪检监察组组长、部党组成员廖西元，生态环境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董保同、李高出席会议。部分老领导、老干部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相关司局负责同志；各省（区、市）生态环境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局，各计划单列市生态环境局，军委后勤保障部军事设施建设局负责同志；驻部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机关各部门，各派出机构、直属单位及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部机关各部门其他司局级干部和处长列席会议。

黄承梁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秘书长、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在“双碳”目标提出五周年之际，更加深刻地认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逻辑,把握其实践伟力和全球贡献，对于持续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促进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变革、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体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在要求“双碳”目标深刻体现了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是彰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关键抓手之一，有必要准确把握其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统一性。一是理论创新与战略导向的统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哲学高度重新定义了人与自然、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双碳”目标并非单纯的技术性指标，而是这一理论体系在发展阶段、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上的战略延伸与具体表达。它既源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又为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清晰的战略方向和硬约束指标；既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化为可感知、可实践的具体路径,又通过实践反馈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思想的理论内涵，共同奠定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石。长江三峡景观(雷声摄)二是系统观念与全局变革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这深刻揭示了“双碳”目标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样具有整体性、复杂性。它并非单一的环保任务，而是涉及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技术水平、消费模式、空间格局、治理体系等全方位的转型升级，要求将绿色低碳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这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理念一脉相承。三是国家意志与全球责任的统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着眼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干年大计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双碳”目标既是中国基于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提出的阶段性任务，也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参与、引领全球环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它标志着中国更加注重转向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的新范式,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大动力。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系统性变革“双碳”目标重塑了产业结构、能源体系、技术路径与消费模式，深刻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新时代中国绿色发展的“新革命”“新范式”。一是以“产业革命”推动发展模式深刻转型。“双碳”目标系统性地重塑了我国产业格局，不仅倒逼钢铁、水泥、化工、交通等高排放行业开展深度脱碳和绿色化改造,更在培育壮大新能源、节能环保、发展循环经济等领域，形成新的产业集群和经济增长极，推动经济结构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和绿色可持续型根本转变。二是以“能源革命”夯实绿色转型根基。“双碳”目标有力推动我国能源体系发生结构性变革，规模化发展风电、光伏、核能等非化石能源，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这不仅为实现减排目标提供了关键支撑，更通过重塑能源供给结构和利用方式，为我国能源体系的独立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提供了战略保障,深刻影响到国家能源安全和长远竞争力。三是以“技术革命”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实现“双碳”目标归根到底要靠科技创新，这就催生了面向绿色发展的重大科技需求，为储能、氢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智能电网等低碳、零碳、负碳技术开辟了广阔市场，驱动跨领域技术融合与产业孵化，为中国在全球绿色科技竞争中赢得先机、建立新优势提供了战略契机。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娘娘山下的河流 (肖本归摄)四是以“消费革命”培育全社会绿色转型内生动力。“双碳”目标不仅是生产端的革命，也深刻改变了消费理念与行为。它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推动形成文明健康的社会风尚，从需求侧拉动绿色供给,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使绿色发展成为社会共识和自觉行动，为系统性变革奠定坚实的公众基础。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担当作为“双碳”目标彰显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决心，重塑了发展中国家的角色定位与责任担当。中国为全球气候议程注入了确定性，极大增强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包容性和有效性，有助于推动构建全球气候治理新秩序。一是极大提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和决心。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提出并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用实际行动有效遏制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退缩与机制碎片化风险。中国的庄严承诺与绿色实践，不仅提振了国际社会集体行动的信心，还通过提供实现经济增长与低碳转型的协同推进方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看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选择。二是以务实行动引领全球生态文明议程。中国将“双碳”目标纳入生态文明战略布局和国家现代化战略布局，体现了对可持续发展与全球生态安全的深度参与。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气候治理动力涣散的背景下，中国通过系统性的减排路径与产业转型，展现出对多边主义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坚定支持，并逐步实现从国际规则接受者向议程塑造者、引领者和主导者角色的转变，提升了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与软实力。三是以市场与技术赋能全球绿色转型。中国庞大的清洁能源市场规模与完整的绿色产业链优势，显著降低了可再生能源、储能、电动汽车等低碳技术的规模化成本，加速其全球扩散与应用。通过"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与南南气候援助等，中国积极推动适用性绿色技术在发展中国家落地，缓解其减排约束与增长诉求之间的张力，为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双碳”目标提出五周年来形成的丰硕理论和实践要求，是中国绿色低碳转型征程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充分证明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实践伟力。面向即将开启的“十五五”时期，这一目标将被赋予更深刻的内涵和更紧迫的任务，必须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减排和民生，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制度创新为保障，为建设美丽中国、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当六张崭新的国家级生态文明“金名片”在2025年岁末花落贵州，这片山川秀美的土地再次吸引了全国的目光。荔波、雷山、剑河、白云、关岭、播州——六个风格迥异、路径创新的区县，共同拼出了一幅贵州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的“战略拼图”。这不仅是荣誉的叠加，更标志着一场从“点状突破”到“系统集成”的深刻转型已然成熟。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贵州全省生态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2.3%，绿色经济占比提升至45%，较“十三五”末提高8个百分点。森林覆盖率突破62%，9个中心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率在98.0%以上，119个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在98.3%以上，主要河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生态旅游收入突破5000亿元，带动超120万人就业。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52%，单位GDP能耗下降18%。“两山”转化通道持续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成效显著，累计完成生态产品交易额超80亿元。这些数据彰显了贵州在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协同推进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贵州的生态文明建设，已超越单纯的环保范畴，演变为一场驱动全域高质量发展、惠及千万民众的“生态共富”系统实践。贵阳市观山湖（贵州省生态环境厅供图）六条路径：因地制宜的“生态转化”方法论“我们深知，生态优势的转化没有标准答案，关键在于精准把脉自身资源禀赋，找到那把独特的‘金钥匙’。”贵州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黄明杰介绍，新增的六个示范区，恰好提供了六种具有借鉴意义的解题思路。在黔南荔波，守护“世界自然遗产地”的使命，催生了极具前瞻性的“司法护航”模式。当地构建的“蓝丝绒”司法保护系统，让法庭的判决书不仅惩治破坏行为，更直接指导生态修复。从发布溶洞保护令到建立珍稀植物修复基地，司法成为确保顶级生态资源在保护中永续利用的刚性保障。毗邻的黔东南雷山县，走的是一条“文化赋能”的浪漫主义路线。这里将千年苗族侗族文化的灵魂，注入青山绿水与特色物产。西江千户苗寨创造的“景区社区一体化”发展模式，让村民成为股东和主人，共享旅游红利；一枚“银球茶”，因承载着雷公山的云雾与民族的故事，身价倍增。文化，成为点绿成金的“魔法”。同在黔东南的剑河县，则展现了制度创新的理性力量。面对高达72.42%的森林覆盖率，剑河首创“司法+碳汇”机制，让破坏生态环境者自愿认购林业碳汇以履行责任，并将收益反哺林农。森林的呼吸，从此可测量、可交易、可致富，为“绿水青山”的定价提供了精准的市场化方案。转向黔中腹地的贵阳白云区，一场老工业基地的“生态逆袭”震撼人心。这里以流域治理为核心，对历史欠账进行“外科手术式”的系统修复。其精髓更在于构建了“治理投入－环境改善－土地增值－收益反哺”的市场化闭环，让生态修复从财政负担，转变为驱动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的宝贵投资。在关岭，人类与“地球癌症”石漠化的抗争，谱写出一曲“点石成金”的壮歌。通过分区分类、差异化治理，关岭创造了“多元治理，选优取适”的“抗癌”奇迹，将能源生产、生态修复与农业发展巧妙融合，让不毛之地迸发出绿色财富。而以遵义播州区花茂村为缩影的实践，则回答了城乡如何共享生态红利的问题。通过“规划共绘、设施共建、产业共融、社会共治”，播州构建了一个城乡融合的生态治理共同体，让城市的资本与消费下乡，乡村的生态与文化进城，实现了发展成果的公平共享。雷公山上采茶忙（雷山县供图）一个系统：从“盆景”到“风景”的战略演进“这六条路径并非孤立存在。它们与贵州此前获评的赤水、仁怀、江口等示范区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内在关联的‘贵州生态文明实践谱系’。”黄明杰说，这标志着贵州的探索，完成了从打造单个“盆景”到培育整体“风景”的战略性演进。这个谱系覆盖了几乎所有典型地域类型，从世界遗产地到民族文化区，从重点林区到工业城市，从生态脆弱带到城乡接合部。这意味着，无论一个地方的基础条件如何，都能在贵州的实践中找到对应的参考范式，证明了“两山”理念的普适性。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清晰的发展阶段纵深。如果说早期示范区更侧重于“守底线”和污染防治，那么新增的这批则集体进入了“谋发展”和“价值转化”的深水区。它们的共同特征是，都找到了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资产、将生态投入转化为发展资本的创新通道。保护与发展，在这里不再是选择题，而是互为因果的融合题。其背后的驱动逻辑，也升级为“制度、市场、科技、文化”的多轮协同驱动。剑河的碳汇交易是制度与市场的结合，雷山的旅游是文化与生态的共鸣，全省推广的“大数据+生态”监管则是科技赋能治理的体现。这种复合驱动力，使得绿色发展动能更为持久和强劲。如画乌江（贵州省生态环境厅供图）一套经验：可供复制的“生态共富”智慧贵州的系统性探索，为相似地区提供了超越具体技术的、可资借鉴的治理智慧。首要经验是“精准转化，各美其美”。贵州的实践没有盲目复制一个模式，而是极度尊重地域特殊性。贵州省政府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王礼全认为：“学习贵州，关键不是照搬某个县的产业，而是学习其如何深度剖析自身‘家底’，将最独特的劣势或优势，转化为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核心关键在于“制度设计激活市场”。强有力的规划、法规与司法保障是“护栏”，而灵活的市场机制则是“引擎”。王礼全说：“贵州的经验表明，必须勇于在生态产权界定、价值核算、交易机制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才能让社会资本和民众力量主动涌入生态保护与绿色产业，形成自我造血功能。”根本保障在于“共建共享，凝聚共识”。从西江苗寨的分红到剑河的碳汇红利，成功的核心都是建立了让老百姓切实受益的利益联结机制。生态文明建设如果不能转化为民生福祉，就难以获得持续的内生动力。构建政府、企业、社区、民众权责清晰、利益共享的治理共同体，是成败的关键。最终，这一切都需要“战略定力，久久为功”的耐心。生态系统的修复和价值转化周期漫长。贵州从“十三五”到“十四五”一以贯之的“大生态”战略定力，以及将治山、治水、治气与兴业、富民统筹推进的系统思维，启示我们绿色转型是一场需要长远规划和持续投入的深刻变革。秀美赤水河（贵州省生态环境厅供图）从实践到启示：贵州经验的意义六张“金名片”，是贵州交给“十四五”的一份亮眼答卷，更是迈向“十五五”新征程的坚实路基。它向世界证明，在中国西部，那些曾经被视为发展障碍的群山、森林、喀斯特地貌，完全可以在科学的理念和创新的制度下，转化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最大本钱和宝贵财富。“多彩贵州的生态共富路”，是一条将自然密码、人文基因、制度创新和市场逻辑精密耦合的系统工程。它提供的不仅是一系列成功案例，更是一种充满希望的发展哲学：只要方向正确、方法科学、人民参与，绿水青山就一定能创造出源源不断的金山银山，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这条贵州探索出的道路，正为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贡献着独特的中国智慧。

李 政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2025年11月7日，与会嘉宾在巴西贝伦气候峰会上合影新华社发(卢西奥 ·塔沃拉摄)经过为期两周的密集磋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 COP30 )于2025年11月22日在巴西贝伦闭幕，艰难达成“全球穆提饶：全人类团结起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GlobalMutirao：United Action Against Climate Challenge )的关键政治文件，汇集了减缓、适应、资金、公正转型等一系列议题，形成贝伦一揽子政治成果。这份“政治总文件”兼具号召性与框架性，为未来提供了方向，但把最具争议的化石燃料和森林具体路线图留到了会后进程。全球治理困境下的艰难共识：贝伦“真相”之问COP30 主席 André Correa do Lago 在大会召开在即时表示，COP30 应当被人们铭记为一次聚焦执行与适应、并直面现实真相的缔约方会议。时逢《公约》框架中最为重要的制度设计——《巴黎协定》签署十周年，按早已确立的机制，各方必须在年内提交覆盖2035年的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 NDCs )。然而全球气候治理形势的真相却极为复杂和严峻。美国再度退出《巴黎协定》,最大历史排放国甚至未派官方高级代表团，直接缺席高级别谈判，多边框架受到挑战；俄乌、中东多线地缘冲突和北极开发外溢至能源贸易，碳边境措施被当作贸易武器，减排与能源版图遭受重塑；气候资金长期缺位，发展中国家偿债压力创历史新高，气候资金需求与可得资金之间的缺口不断扩大，“能否先拿到钱”成为南方国家是否愿意提高减排力度的前置条件。与此同时，气候窗口期正快速收窄：联合国报告指出，若按现有国家自主贡献，本世纪末升温仍将达2.7-3.1℃,1.5℃碳预算将在2030年代初基本耗尽， COP30 因而被联合国秘书长称为“把承诺变成施工图的最后一次集体机会”。全球气候治理如何在“高温警报”与大国博弈交织中走出困局，成为国际社会各界在亚马孙这—“地球之肺”现场对共同“真相”的追问，维护多边信任、凝聚共识、推动落实是摆在所有参会者面前的核心议题，关乎下一个十年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努力，甚至关乎 COP 机制的存续根基。“真相之钟”搬进了雨林。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首次在亚马孙地区举行，本意是让代表们置身热带雨林，直观感受气候危机的迫近。尽管承载能力有限，主席国巴西意志坚决，临时迁都大会举办城市贝伦，总统卢拉发声希望世界能真正了解亚马孙地区，去寻找解决方案，“并非要把亚马孙地区变成人类的‘禁区’,而是要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能够依靠森林谋得生计，将生物多样性的财富转化为能够走向世界的商品。”巴西主席国也将本次大会定位为全球性的“mutirao”(源自土著语言的葡语词汇，意为“集体协力”)。会议在一系列议题上都表现出这种精神，尽管关于实质性问题的谈判存在激烈争议，但热带雨林并没有制造分歧，而是在角逐过程中真实检验了全球关于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共识的分歧有多大。最终，194个缔约方在经历暴雨、火灾和激烈又疲惫的争论之后，达成了“Global Mutirao”的决议，以“mutirao”精神为核心，强调多边主义与南北合作，重申“将1.5℃温控目标保持在可及范围内”写入“全球绿色转型不可逆转”的共同认知，首次把“单边贸易措施”纳入正式对话议题，要求避免以气候为名设置歧视性贸易壁垒。在适应资金上，明确到2035年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适应资金总量至少提升至3倍(即“三倍适应资金”目标),并启动为期两年的“气候资金工作方案”以细化落实路径。首次通过《全球适应目标》下《贝伦适应指标》,包括59项指标，涵盖水安全、粮食、生态系统、基础设施、早期预警等关键领域，并设立两年期细化工作方案；指标使用完全自愿、不侵犯主权、无法律约束力。会前启动的“热带森林永续基金(TFFF)”首轮筹资55亿美元，并呼吁更多伙伴加入。在公正转型方面，《公正转型工作方案》( Just Transition Work Programme, JTWP )决定设立具有执行力的“公正转型机制”,以促进合作和跟踪其进展，包括通过技术援助、能力建设和知识共享，但该机制的模式细节将留待2026年COP31完成。发布《气候行动路径2025》,汇总117项加速解决方案计划，提出能源转型等六大主题30项关键目标，为后续落实提供可操作路径。《全球气候行动议程》年度成果报告收录700余项非国家主体案例、更新 Climate Solutions Portal 至570项解决方案，凸显地方政府与社会力量的作用。大会同时完成《华沙国际损失与损害机制》第三次审查，进一步细化其资金、技术与流程指引，并明确与新设立的损失与损害基金衔接，但未新增机构或法律义务。透过这系列成果，我们可以看到，持续几年在政治上停滞不前的一些重要领域获得了推进。然而，关于雄心、金融和脱离化石燃料等关键问题的共识仍然相差甚远。文件未纳入“化石燃料逐步淘汰路线图”等具体能源转型时限。在 COP30 的最终文本中，明确地停止新化石燃料投资或按时间表逐步淘汰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承诺并没有出现，而至少约30个国家原本将此设为核心诉求。文件虽然强调到2030年停止并扭转森林砍伐与退化，但未通过具体的“森林与气候路线图”。其他关键问题如全球统一碳市场机制、明确提升减排目标等并未在文本中获得强制性承诺。发达国家对“三倍适应资金”的出资结构与数字锁定上分歧明显，最终达成限定性表述；化石燃料出口国或能源依赖型国家担心退出化石燃料会削弱其经济或国家利益，因此不愿接受强制退出机制。面对“三倍适应资金”等争议条款约6小时的闭室拉锯，中国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在闭幕式上直言，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反智主义(否定科学共识的民粹倾向，作者注)和贸易保护主义等逆流，强调单边措施损害合作，多边主义才是唯一出路。COP30 最终协议远未达到IPCC要求，在多边频频受挫的背景下，正是这些“不完美”构成了另一层真实：各方仍能守住谈判桌并完成多项程序性成果并锁定下一阶段工作清单，其象征意义已超出文本本身。也许贝伦真相不是让所有人对危机达成共识，而是让所有人看清对如何一起应对危机的共识，原来比想象中脆弱得多。而这份清醒，正是后续谈判必须直面的起点。瓦努阿图首都维拉港风光(新华社记者郭磊摄)全球低碳转型大势下的气候治理新动向与中国角色和担当尽管困难重重，然而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2024年新增装机3/4来自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贡献近七成；十年间光伏成本降2.7倍，电动车销量占比由1%升至15%,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超4000GW并持续扩张。正如美国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在 COP30 前夕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言：“我仍然坚信能源转型会继续，不是因为某一个政府，而是因为经济学……这种势头很难逆转。”在美国民间社会、城市、公司以及州一级的政策仍在继续推进，往往不受联邦政府逆转的影响。事实是：决定能源转型赢家的不是舆论场，而是资本市场。而清洁能源的经济性从未如此具有吸引力。在转型已成定局的背景下，当多边机制因各国分歧而陷入困境，全球气候治理出现治理机制碎片化，多个治理中心、多种制度和多元主体各自运作、重叠甚至冲突。与此同时，气候治理格局呈现了多层级治理的新动向。美国联邦政府缺席高级别谈判，但加州与新墨西哥州两位民主党州长出席会议时公开批评特朗普政府的气候政策。加州与巴西Pará州签署气候合作备忘录，约定在森林火灾预警、绿色港口、低碳燃料及学术交流等领域协作，呼应了大会“多层级合作”倡议。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地方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等非国家主体活跃在 COP30 ,多元参与方的数量和影响力成为大会亮点，也是僵局中继续向前的动力，增强了治理的弹性和制度的可执行性。美国“开倒车”令全球气候领导权出现真空，这一局面使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碳排放国——中国在 COP30 中备受瞩目。中国政府派出由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十几个部门和研究单位组成中国代表团(人数仅次于东道主巴西，成为第二多人数的高级别代表团)出席，涵盖政策制定、外交协调、财政支持、科技研究等多方面力量。在整个 COP30 期间，“中国角”是最受欢迎的国家馆之一，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中的作用高度期待，希望中国填补领导权真空。中国代表团全程全面参加贝伦大会近百项议题的谈判，积极支持巴西主席国工作，在谈判关键节点，中方积极提出“搭桥”方案和解决方案，有效化解分歧、凝聚共识，确保了多项重要协议的达成，展现了“建设性推动者”的专业能力和务实角色。中国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列举中方推动达成的重要成果：成功维护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巴黎协定》的制度框架，特别是国家自主贡献机制；在气候变化多边进程当中，首次纳入反对单边措施的相关表述，这是中方全力推动下取得的关键进展；在我们中方的推动下，建立了“公正转型”工作机制；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敦促发达国家切实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在适应资金等方面的支持。毫无疑问，中国是多边主义的坚定维护者、国际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全球转型的关键推动者和低碳技术的重要贡献者。对于中国务实稳健的表现，有外媒评价中国“低调”,未能填补气候领导权真空。每个国家在某些方面都显示出自身的领导力。中国实则以另一种形式的领导力回应国际社会的期许：中国不借气候议题制造声势，而以制度性、结构性和可复制的行动，填补气候治理真空，以行动体现对 COP30 最坚定的响应。中国的领导力展现在对多边主义公约和巴黎协定精神的捍卫，以身作则坚定地实施能源转型行动，在气候大会上采取建设性态度促进会议成功。中国行胜于言，不仅使“生态文明”已写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附属机构议程，并每两年由中方与 CBD 秘书处联合发布《昆明宣言》进展报告；还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为自然资本核算体系并输出至国际社会，为气候、生物多样性、荒漠化协同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东方工具箱。尤为重要的是，中国以身作则，集中展示了中国企业在太阳能、电池和电动汽车领域的一系列代表性创新成果，向全球展现了转型的巨大经济潜力，这正是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执行时代更宝贵、可复制、也最难以单边退出的领导力形态。实际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和原则是一以贯之的。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国际场合强调，中国“说了就要做到，绝不会开空头支票”,以此宣示中国气候政策的连续性与可兑现性。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主张发达国家应当落实率先减排义务，切实兑现出资承诺，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中国率先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覆盖全经济范围、包括所有温室气体，首次提出绝对量减排目标，体现了中国的坚定决心和最大努力。在 COP30 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丁薛祥提出把握正确方向、落实气候行动、深化开放合作三点建议，为 COP30 奠定积极基调。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面对不同声音时，始终坚持在多边框架下分享技术、经验和市场，不搞小圈子，并反对单边绿色壁垒。中国以积极稳妥的作为，给全球产业界发出强烈又清晰的信号，绿色转型前景确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不会阻碍各国发展，反而是推动增长方式升级、培育新产业动能和增强经济韧性的重要机遇。中国不仅是 COP30 大会成功的积极促进者，也为后 COP30 多边进程提供稳定性与方向感。COP30 后，全球气候议程进入加速实施期。面对部分大国政策摇摆、资金缺口扩大，中国以“不变”应“万变”：对内坚定“双碳”目标，对外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从全球气候治理的压舱石到绿色复苏的动力源。后COP30时代的中国从资金、技术、标准到理念、话语多效并举，正在把“双碳”故事讲成“全球公共产品”的新叙事。只要保持战略定力、持续扩大开放合作，中国有能力把“绿水青山”的本土经验转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实践，为1.5℃目标注入持续、共享的“中国动能”。

贵州省贵阳市百花湖(薛永江摄)当戈壁光伏板揽尽破晓晨光铺就大漠“蓝海”；当乌蒙风机旋卷青冥绿浪奏响山海欢歌；当城市充电桩织密低碳经纬串联市井烟火——中国正昂首立于碳达峰的峰峦之前，以五千年文明的生态智慧为根脉，以新时代大国的担当魄力为羽翼，踏上碳达峰、碳中和的壮阔远征。这是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人类命运与共的中国承诺，从国家战略的顶层擘画到寻常百姓的日常践行，“双碳”浪潮正以雷霆之势重塑发展肌理，以润物之力涵养时代新风。“双碳”目标的锚定，是新发展阶段的战略抉择，是大国胸怀的生动彰显。我国以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为坐标，构建“1+N”政策体系为纲领，立下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跃升、风光装机容量突破的铿锵誓言。十余载栉风沐雨，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节节攀高，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已然突破10亿千瓦——这亿万个绿色引擎，正以澎湃动能每年消弭超10亿吨碳排放，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从技术攻坚到产业蝶变，绿色发展的壮美图景正铺展万里江山。南网储能锂钠混合储能站，让清洁电力“持续在线”;莱州盐光互补项目，让盐碱荒地“涅槃重生”;氢燃气轮机技术突破，为零碳能源“插上翅膀”;分布式光伏走进千家万户，让寻常楼宇变身“低碳电站”。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向“绿”而行，以技术革新啃下减排“硬骨头”;零碳小屋、低碳园区星罗棋布，在城乡之间点亮绿色希望。每一项创新实践，都是“双碳”征程的坚实步履；每一处绿色蜕变，都涌动着生生不息的发展动能。行至峰前，蓄势中和，唯有硬核支撑方能行稳致远。科技创新是破局之钥，我国以“揭榜挂帅”的魄力集中攻关前沿技术——iSolarBPS电芯预诊断系统让光伏效能再攀高峰，氢能储运、碳捕捉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赛场，为“双碳”注入不竭智力支撑。制度保障是立根之基，全国碳市场平稳运行，让“碳价”成为绿色价值的硬核标尺；碳账户体系逐步完善，让碳排放有了清晰明细账。政府引导与市场发力同频共振，既倒逼高耗能行业腾笼换鸟转型升级，又催生绿色产业异军突起蓬勃生长，在破立之间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征程从非坦途，峰峦更显担当。我们当以系统观念平衡发展与减排的辩证之道，既要减碳不松劲，守住生态底线；也要发展不停步，筑牢民生根基。在全球气候治理的舞台上，中国始终秉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峰峦在前，使命在肩，这场“双碳”攻坚战与持久战，既是对战略定力的深刻考验，更是对大国担当的生动诠释。当绿色成为发展最鲜明的底色，当低碳成为社会最自觉的风尚，我们终将跨越转型的山峦，抵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境界。“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谋长远，“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抓落实，让戈壁光伏映照更多希望，让山海风机转动更多动能，让城市绿色脉络延伸更远方向。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为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让“双碳”之花绽放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之上，在人类文明长河中书写属于中国的绿色传奇。

春山可望，碧水逶迤2025年一幅幅生机盎然的生态画卷铺展在华夏大地上绿色，正在成为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底色生态兴则文明兴我们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加强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和依法治理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大力推动生态系统保护修复近年来，内蒙古贺兰山保护区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繁殖场所，保护区内野生动物数量不断增加。目前，保护区共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75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3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2种。这是2025年3月19日拍摄的贺兰山景色（无人机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