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生态环境部就《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修订GB 3095—2012）及其配套技术规范等3项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公开征求意见。本次标准修订主要收严了颗粒物以及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等的浓度限值。这意味着，我国有望迎来更加严格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以进一步发挥标准对改善空气质量的引领作用，更好保障公众健康。为什么要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有关负责人介绍，现行标准实施以来，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显著改善。2015年至2024年，我国PM2.5年均浓度下降36%，重污染天数减少68%，PM2.5年均浓度达标城市达到252个，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位负责人表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随着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为了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蓝天获得感和幸福感，有必要对标准进行修订。一是进一步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最新研究成果，PM2.5仍然是对人体健康影响最大的大气污染物。我国有关研究也显示，长期和短期PM2.5污染暴露均对人体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因此，需要通过加严浓度限值更好保护公众健康。二是支撑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如期实现。美丽中国建设要求到2035年全国PM2.5平均浓度降至25微克/立方米以下，而目前近半数（124个）的达标城市PM2.5年均浓度还高于25微克/立方米，与美丽中国建设目标还有差距，需要修订标准以进一步发挥其对空气质量改善的引领和导向作用。三是逐步接轨空气质量标准国际先进水平。近年来，美国、欧盟、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并收严了PM2.5年均浓度限值。与之相比，我国的PM2.5年均浓度二级限值仍偏宽松。“有必要对标准进行修订，进一步发挥其引领和导向作用，更好保障公众健康，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位负责人说。此次修订主要涉及哪些内容？据介绍，综合考虑国内外大气环境基准研究成果、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等因素，本次标准修订主要收严了颗粒物以及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主要前体物的浓度限值。本次修订聚焦公众健康，重点关注对健康影响最大的PM2.5污染。将PM2.5年均和日均浓度二级限值分别收严至25微克/立方米和50微克/立方米；将PM2.5日均浓度一级限值收严至25微克/立方米。同时，将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均和日均浓度二级限值同步收严至50微克/立方米和100微克/立方米。本次修订还考虑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气态前体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以及对PM2.5生成的贡献，收严其浓度限值。不修订臭氧和一氧化碳浓度限值。这位负责人介绍，此次修订还充分总结过去实践经验并借鉴国际做法，对空气质量信息发布方式和评价方法进行优化调整。细化了不同空气污染物的敏感人群，引导公众在污染天气时采取针对性预防和保护措施。在空气质量评价考核方面，借鉴国际做法，引入了例外事件等方法，以客观评价自然因素特别是特殊自然事件的影响，进一步提升了评价结果的科学性。标准修订后如何实施？修订后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按照两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为2026年至2030年，执行颗粒物浓度过渡限值：即PM2.5年均和日均浓度二级限值分别为30微克/立方米和60微克/立方米，PM10年均和日均浓度二级限值分别为60微克/立方米和120微克/立方米。其他污染物浓度维持现行限值不变。第二阶段自2031年起，全面执行修订后的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等污染物的浓度限值。这位负责人表示，在“十五五”期间设置过渡限值，能够在全面实施前继续发挥标准的引领作用；同时，能为各地稳妥有序实施新标准留出准备期，降低标准修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期压力，实现平稳过渡。记者注意到，标准修订后，部分城市和地区空气质量评价结果会与修订前发生变化，比如由达标变为不达标、优良天数比例下降等。对此，这位负责人解释，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城市和地区空气质量变差了，反而体现了在更高标准要求下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决心。他表示，生态环境部将加快推动标准修订工作，并以此为引领，指导各地谋划空气质量改善路径，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蓝天获得感和幸福感，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记者高敬）

近日，由生态环境部主办的2025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讨会在福建厦门举行。研讨会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奋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为主题，通过开展研讨交流，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推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光明日报今日摘登孙金龙书记讲话。深刻感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 孙金龙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必须深刻感悟这一重要思想蕴含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始终做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和忠实实践者。要深刻感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的理论引领力。这一重要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全党全国推动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要深刻感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的价值感召力。这一重要思想充分彰显了强烈的宗旨观念、深厚的为民情怀、坚定的人民立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决向污染宣战，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要深刻感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的改革推动力。这一重要思想以其鲜明的改革导向、系统的改革思路、科学的改革方法，指引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现系统性重塑，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要深刻感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的国际影响力。这一重要思想开辟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赞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生态文明首次成为联合国全球性会议主题，进一步印证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价值、世界意义。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奋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节能降碳工作作出重要部署，强调节能降碳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关键抓手。会议指出，要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加大统筹力度，锚定总体目标，因地制宜推进，在经济发展中促进绿色转型、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更好发展。要切实增强节能降碳内生动力，充分发挥政策效应，不断完善市场机制，有效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当前，我国节能降碳工作已进入系统推进、重点突破的新阶段。2024年，国务院印发《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全面部署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十大重点领域任务。今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旨在通过加快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效激励全社会减排行动。“十四五”以来，我国节能降碳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24年，全国能耗强度同比下降3.8%，“十四五”前四年累计降低11.6%，在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节约化石能源约3.4亿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9亿吨。更令人鼓舞的是，绿色产业正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国家节能中心综合业务处处长时希杰指出，节能是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降碳途径。他认为，碳减排的前提在于准确识别降碳机会，这离不开持续、定期开展的企业节能降碳诊断。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应组织对重点企业进行诊断，并将诊断成果转化为具体项目。这一过程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机遇：既包括高能效设备产品等“硬”商机，也涵盖咨询、诊断、融资及整体解决方案等“软”服务。这些需求将催生庞大的节能服务市场，成为绿色服务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节能降碳，关键在于激发内生动力。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蓓蓓指出，当前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内生动力仍需加强，依靠市场主体推动转型的潜力尚未完全释放。她建议，在生产端应进一步优化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绿色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机制，推动更多行业纳入配额管理，通过市场力量倒逼高耗能、高排放产能有序退出，为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创造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值得注意的是，绿色转型必须坚持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区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差异显著。东部发达地区可聚焦碳市场机制创新和绿色技术产业引领；中西部地区则可依托生态优势，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有效路径。”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政策所所长董战峰建议，应通过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健全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等制度安排，确保绿色转型过程公平有序，让不同地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绿色发展道路。

近日，《中国生态保护红线蓝皮书（2025）》（以下简称《蓝皮书》）在2025年全国国土空间规划年会现场正式发布。《蓝皮书》显示，我国陆海生态保护红线内部空间结构保持稳定，局部优化成效持续显现。2022年，我国首次全面完成陆海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蓝皮书》显示，此后红线内林地面积增加3344平方千米，水域面积增加320平方千米。红线内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减少6.5平方千米，采矿用地面积减少5.6平方千米。保障民生需求、不可避让的交通运输和水工建筑等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面积增加。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内，用海强度明显下降，用海面积较2022年减少873平方千米，减幅超35%。部分渔业用海、交通运输用海逐步恢复为自然海域，海洋生态空间得到切实保护和修复。我国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合计约319万平方公里，其中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04万平方公里，占我国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把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完整保护起来，实现了对重要自然资源、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和栖息地大规模、整体性保护，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自然资产和山清水秀的美丽家园。《蓝皮书》显示，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系统质量持续改善。红线内植被覆盖度平均提升1.29%。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实现双增长，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中向好，湿地水源保障状况总体良好。海洋水体环境质量稳定，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盐沼等典型生态系统质量均有所改善。各典型生态系统监测区域内，红树林面积增加22%，活珊瑚覆盖率平均增加5.5%，海草植被盖度平均增加9.4%。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负责人表示，我国已经初步构建起央地联动、部门协同、刚弹结合的生态管控机制，大大提升了管理效能；逐步打造了“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持续提升对红线的动态精准感知能力，积极开展生态保护修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方面的实践。该负责人表示，当前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仍面临非生态用地有所增加、生态系统质量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尚不稳定等挑战，需要积极应对。为此，需构建多维度、更精准、重协同的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制度，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与用途管制，推进精准生态保护修复与生态质量提升、系统优化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方式和机制，进一步平衡生态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吴攀 贵州大学副校长罗军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龙德国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青岩镇龙井村党支部书记主持人：王庆（贵州日报报刊社高级记者、《生态文明新时代》杂志社总编辑）近年来，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始终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步改善提升，绿色经济占据地方经济半壁江山，先后于2019年和2022年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第六批国家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这无异于花溪的“金字招牌”。廿载躬行，青山作证。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破土萌芽，到今日华夏大地遍开生态之花，花溪二十年转型之路，恰似一部浓缩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篇章。昔日，花溪亦曾困于“要温饱还是要环保”的桎梏，而今，这里已蜕变为“推窗见绿、漫步听溪”的绿色高地，成为诠释“两山”辩证法的鲜活注脚。这一场深刻变革，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黔中大地的生动实践。从“草木植成，国之富也”的古老智慧到“生态本身就是经济”的时代强音，花溪以行动印证：保护与发展从非对立，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值“两山”理念提出二十周年之际，我们特邀学者、地方领导与躬耕者共聚一堂，既见学者纵论生态文明范式转型的全球意义，专家剖析山地特色的“花溪方案”，也听区有关领导讲述顶层设计的破立之道及感知基层工作者脚下泥土的温度。主持人：二十年前，花溪面临“竭泽而渔”还是“养山育水”的抉择。如今，“两山”理念在此结出硕果，从“求生”到“共生”，花溪实践何以成为普适性样板？“两山”理念在花溪实践的本质是什么？吴攀：二十年前的花溪，与中国许多后发地区一样，站在了一个经典的“资源诅咒”十字路口。所谓“竭泽而渔”与“养山育水”的抉择，本质是短期资本原始积累与长期生态资本培育之间的抉择。花溪并非拥有得天独厚的巨额矿产资源或先天区位优势，它的起点是典型的中国中西部生态敏感区、经济后发区。今天，花溪的实践结出了硕果，并能成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样板。我认为，不在于具体产业模式的简单复制，而在于其内核逻辑的可迁移性。第一，是生态资本的精准识别与价值重估。花溪的成功，始于对自身最宝贵资产——喀斯特山水生态系统的科学认知与价值重估。其样板意义在于，任何地区都必须首先科学厘清自身的生态家底，通过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等核算体系，将无形的生态服务功能转化为可衡量、可比较的资本，这是所有转型的逻辑起点。第二，是“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路径创新。花溪的探索并非停留在口号，也没有停留在单纯的保护，而是探索了多元化的价值实现路径。例如，“生态+旅游”（全域旅游）、“生态+文化”（民族文化与古镇文化）、“生态+农业”（绿色、有机农产品）、“生态+健康”（康养产业）等，其样板意义在于通过找到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的具体产业载体，形成市场认可的产品和服务。第三，就是坚守底线与主动作为的辩证统一。“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不是被动的束缚，而是主动的战略选择。花溪通过划定生态红线、提高产业准入门槛，淘汰落后产能，为绿色新兴产业腾挪空间，为高质量发展划定赛道、设置门槛，这充分证明了严格的环保标准非但不是发展的障碍，反而是驱动产业升级、吸引优质资本的过滤器和催化剂。花溪通过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两山”基地，形成一套完整创新制度可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的“政策工具箱”。“两山”理念在花溪实践的本质是什么？在我看来，本质是完成了一场深刻的“生态资本”运营革命。通过科技赋能和制度创新，成功地将花溪的“绿水青山”所蕴含的调节服务（如水源涵养、气候调节）、文化服务（如美学价值、休闲旅游）等“隐性资产”，转化为可以进入市场交易、产生经济效益的“显性资本”。我是一名地球化学专业的研究者，这个转化过程，类似于我们专业中的“地球化学元素的活化与富集”过程：我们将分散的、低品位的“生态元素”（如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美丽的风景），通过“技术”和“制度”这两种“催化剂”，活化并富集成高经济价值的“矿产资源”（如生态旅游产品、有机农产品、碳汇交易品）。其本质，就是实现了生态价值的市场化和资本化，找到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可持续路径。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十里河滩（杨念 摄）罗军：近年来，花溪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下，发展经历了转型的阵痛，走过了“索取消耗自然资产—恢复补充自然资产—保值增值自然资产”的艰难历程。在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同时，花溪区坚决扛起生态保护责任，将绿水青山生态资源，高效转化为金山银山生活财富，全力推动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旅游产业化，围绕生产、生活、生态三个方面，通过创新思路、创新手段、创新途径，系统谋划城景、产城、城乡空间融合、要素共享、协同发展，探索出了一条具有花溪特色的“大生态、大花园、大旅游”的绿色发展之路。先后提炼总结了《煤山变茶山，产业转“黑化绿成金”》《全维度布局发展“136”全域旅游模式》《提升城市形象打造爽爽贵阳会客厅》《“五化”集成模式助力高寒山区脱贫兴民》“两山”转化典型案例，为我国山地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和谐共振探出了路径，全面展示花溪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为全国各地践行“两山”理念提供了参考样本。龙德国：花溪实践之所以成为普适性样板，我们村里这样做的：一是坚持生态优先，守护绿水青山。我们始终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实施了一系列生态修复和保护工程，比如对矿山废弃地进行植被恢复，加强森林资源保护，严格执行森林采伐限额制度，让森林覆盖率不断提高。二是坚持绿色发展，推动产业转型。我们积极探索绿色产业发展模式，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一方面，推进工业“三化”转型，支持传统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和绿色升级。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特色农业等绿色产业。我们龙井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布依族文化底蕴，通过农房变客房、农艺变工艺、农俗变节俗、农园变田园、农民变网民“五变”举措，全力打造“百坊龙井”文旅IP。现在，村里有银坊、百越布依坊、蜡染坊、非遗酒坊、香坊等各类工坊67个，这些工坊不仅传承和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还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主持人：转型必伴阵痛。花溪曾遇产业空心化、村民就业难等挑战，却以“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困，闯出“柳暗花明又一村”新局。面对破题核心，花溪转型深水区靠什么“啃硬骨头”？从“环境之痛”到“生态饭碗”，在技术革新（如生态修复科技）、制度突破（如GEP核算）和干群共识上如何让“两山”理念在花溪的实践更具战略眼光且落到实处？吴攀：转型之路，从无坦途。花溪所遇的产业空心化、村民就业难，是所有资源依赖型地区转型的共同阵痛。从我的专业角度看，花溪能在深水区“啃下硬骨头”，靠的是三大支柱。其一，科学规划的“定盘星”：花溪的转型不是盲目的“一刀切”，而是基于对自身生态承载力和资源禀赋的科学评估。哪些区域是生态红线，必须严防死守；哪些区域可以适度开发，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都有明确的规划。有了这种“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才能更好地避免发展路径的摇摆和机会主义的短视。其二，科技创新的“金刚钻”：面对环境治理的难题，破题核心在于“精准诊断”与“原位手术”。产业空心化后遗留的矿山环境污染，不能简单地覆土了事，而需要进行深入的土壤和地下水地球化学调查，查明重金属等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和迁移转化规律，然后运用基于自然过程的生态修复技术进行“原位手术”，从源头上控制风险。科技不仅是治理污染的工具，更是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创造新价值的引擎。其三，制度创新的“压舱石”：制度是保障转型行稳致远的关键。对于决策者而言，修复一片重金属污染土地需要巨大投入，其价值何在？GEP核算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将修复后带来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如清洁水源、安全食物、优美景观）进行量化。当人们看到这片修复后的土地每年产生的生态服务价值远高于其开发价值时，保护的决心就会更加坚定。这也为绿色投资提供了科学依据。贵州省贵阳市花溪黄金大道（杨念 摄）那么，如何让“两山”理念在花溪的实践更具战略眼光且落到实处？我认为宗旨是以“两山”理念为罗盘，以技术革新为引擎，以制度突破为保障，以干群共识为根基来协同推进。具体来说，我的建议如下：第一，技术革新上，从“修复”走向“增值”：未来的技术重点，不应仅仅停留在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更要聚焦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提升和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挖掘。例如，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开发独特的生态农产品、康养产品，建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生态产品溯源体系，让花溪的“好生态”能卖出“好价钱”。第二，制度突破上，从“核算”走向“交易”：GEP核算只是第一步，关键是要推动GEP的应用，建立起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应积极探索排污权、碳汇、水权等环境权益交易市场，让保护生态的企业和个人能够从市场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形成“谁保护、谁受益”的良性循环。第三，干群共识上，从“要我做”走向“我要做”：战略的落地，最终要靠人。干部是关键，群众是基础。干部必须深刻理解“两山”理念的长期战略价值，具备“功成不必在我”的政绩观，才能顶住短期经济压力，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之路。必须建立更加完善的生态补偿和利益联结机制，让老百姓成为生态保护的直接参与者和最大受益者。当群众端稳了“生态饭碗”，保护生态就会成为内生于心的自觉行动。最后，我们作为花溪区的重点高校，同样也是花溪区的主人翁之一，我认为让“两山”理念在花溪的实践落到实处，其核心还在于深化合作，这也正是我们高校和科研机构能够发挥关键作用的地方。例如，共建“花溪‘两山’理论研究与创新实践中心”，由贵州大学等机构提供持续的智力支持。共同开展生态资产大数据平台建设、GEP核算标准化研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设计、干部培训、环保意识提升等具体工作，大家合力将最前沿的科技成果写在花溪的大地上。罗军：花溪区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的重要指示要求，把“生态立区”战略摆在发展首位，先后出台《关于全力推进大生态战略花溪十大行动实施意见》《关于坚定不移实施生态立区战略建设秀美花溪的若干措施》，通过全面布局生态城市、生态治理、生态保护、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制度“六个生态”建设，“两山”理念已深深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从城市到乡村、从机关到园区，始终坚持一张蓝图抓到底、上下同心一盘棋，把“大生态”底色牢牢厚植在花溪的大地上。青黔高“爽爽贵阳·旅居生活”示范带率先全市精彩亮相，百庄黔陶成为全省乡村旅居样板。2024年花溪区地区生产总值完成980.09亿元、稳居全省第4，连续3年上榜中国西部地区综合竞争力百强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163元、位居全省第4，绿色经济占比达50%以上，全区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7300万元，村均收入实现59.88万元。主持人：衡量生态成果，不仅看数据报表，更需听民心回响。元代王祯言：“顺天之时，因地之宜”，秉承“两山”理念下的“金字招牌”,花溪如何才能让“两山”理念的种子结出更多惠民生、利长远的硕果？龙德国：龙井村作为花溪区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之一，我们根据自身实际，想要让“两山”理念的种子结出更多惠民生、利长远的硕果，我认为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发力：一是持续强化生态保护与治理。污染防治工作不能松懈，持续推进蓝天、碧水、净土、固废、乡村环境五大保卫战。就拿龙井村污水治理来说，我们将继续以两清两改两治理、农村“五治”为抓手，加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完善污水管网，提高污水处理能力，确保污水达标排放。二是持续创新绿色产业发展模式。在现有绿色产业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以龙井村的乡村旅游为例，我们将聚焦“百坊龙井”旅IP，进一步挖掘布依族文化内涵，开发更多具有本土特色的旅游产品和项目。比如，除了现有的蜡染、银饰制作等体验项目，我们还将开发布依族传统礼仪、民俗节庆等深度体验游项目，让游客更好地了解和感受布依族文化。同时，加强与周边景区联动，整合旅游资源，实现客源共享、优势互补，不断打响龙井旅游品牌。罗军：花溪区将围绕生态城市、生态治理、生态保护、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制度“六个生态”示范性建设，把“绿色+”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算好“绿色账”、打好“生态牌”、走好“绿色路”。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固废治理、人居环境污染防治五大行动。持续推进工业“三化”转型，支持传统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和绿色升级，积极招引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制造等新兴产业落地发展，构建以电子信息制造产业为主，生态特色食品产业为特色的“一主一特”产业发展路径。全力推广久安乡“煤山”变“茶山”、“茶山”变“金山”生动实践，大力实施绿色农产品“泉涌”工程，持续打造“花小莓”引领的“花”字号全产业链产品方阵，提升“花”字号品牌价值。同时把旅游业作为“两山”理念的先行产业，构建以观光、避暑、休闲、度假、康养、科研、文化体验和环境保护为内涵支撑的生态旅游新格局。大力发展林菌、林药、林蜂等林下种养殖产业，挖掘森林景观价值，鼓励、引导森林民宿、森林餐饮、森林游憩的发展。通过强化“含绿量”提升“含金量”，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花溪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主持人：草木植成，国之富也。回望花溪践行“两山”理念的二十载历程，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到“推窗见绿”的蜕变。这场跨越二十年的绿色革命，不仅是一部生态修复的实践史，更是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赞歌。感谢贵州大学副校长吴攀以深邃的理念视野，为我们解构了花溪模式的制度创新与科学路径，揭示了“两山”转化的密码；感谢花溪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罗军讲述顶层设计的破立之道与花溪区青岩镇龙井村党支部书记龙德国的真情分享。站在二十周年的新起点，“金字招牌”里的花溪“两山”之变告诉我们：生态文明建设既是“国之大者”，也是“民之小事”；既需要顶层设计的“诗与远方”，更需要脚踏实地的“锱铢积累”。愿这场对话能化作星火，激励更多地区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坚定前行。王纯亮/张警（记录）

黄勇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科学判断，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内核，为贵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和“十五五”时期，就是要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 , 乘“新”风，向“绿”行，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两山”双向转化体系、绿色创新体系和绿色低碳政策体系建设，将生态“含绿量”转化为发展“含金量”，更加把良好生态环境这个贵州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塑造为贵州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最耀眼的标签，打造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新典范、新名片。瞄准绿色发展新赛道，加快构建具有鲜明绿色特质的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的“绿色”鲜明特点就体现在持续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逐步用新的生产力取代和改造原有的传统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协同共进。一是不断推进以大数据、新能源动力电池材料、航天航空、新能源为重点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向“新”崛起。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更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阵地。自2009年国家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来，贵州快速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布局，推动新兴产业呈现快速发展态势。2019年贵阳市信息技术服务产业集群、铜仁市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集群获批国家第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示范带动作用凸显。2024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比达到21%，数字经济占比超过45%、增速连续9年居全国前列、智算占比超90%，贵阳贵安已成为全球超大型数据中心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正全力打造全国算力高地。全省新能源电池产能达38GWh，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0万辆，实现从新能源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到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发展，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新三样”出口增长85.8%，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以航空航天为重点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航空产业城产业生态圈加速培育，全力打造全国重要的产业备份基地。加快建设新型综合能源基地，2024年并网风电和并网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共达到2377万千瓦、占到全省发电装机容量的25.7%，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已突破56%、实现了水、火、风、光、储“多能互补”。此外，以人工智能、新型储能为代表的未来产业正在加速起步，未来产业应用场景不断丰富。二是不断推进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为方向的传统优势产业向“绿”转型。立足传统产业种类多、体量大、市场广的实际，围绕“六大产业基地”建设，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是传统优势产业激发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逐步形成原料—材料—元器件—部件—系统—最终产品的全产业链格局，使传统优势产业在绿色转型中焕发出新活力。广泛推广产品溯源、智能灌溉、智能温室、精准施肥等智慧农业新模式，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推动以磷及磷化工、煤及煤化工、铝及铝加工等为主体的资源精深加工产业加快延链强链、耦合发展、向“新”升级，在重点行业领域打造一批大模型典型应用场景。要使生态利用型、循环高效型、低碳清洁型、环境治理型“四型”产业进不断引领催生形成新动能新优势，使绿色低碳相关产业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外贸发展的新动能。星空下的“世界第一高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拓展“两山”转换新路径，走出一条具有生态价值取向的绿色低碳循环之路绿色生产力既要遵循生产力发展规律，又要遵循自然规律，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追求。近年来，贵州充分发挥生态文明先行区建设的引领、优化和倒逼作用，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发展绿色底色愈发靓丽。2025年上半年，全省23个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持续保持100%，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持续保持100%，森林覆盖率达63%以上，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居全国第一，绿色经济占比达48.8%。发展绿色生产力，就是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之以恒建立健全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为优化生产力布局提供绿色标尺。一是加快推进产业生态化。把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传统产业工艺、技术、装备升级，积极建设以绿色产品、绿色供应链、绿色工厂等为核心的绿色制造体系，释放绿色效益。推动落实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探索建立碳排放预算管理制度，大力推动白酒、化工、电力、有色等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快产业集聚区绿色建设。二是促进绿色环保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废弃物综合利用行动，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建设一批固废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试点示范工程，延伸再生资源产业链条。大力推行循环型生产方式，探索建设低碳零碳工业园区、“无废工厂”“无废城市”“无废景区”等，推动实现绿色生产生活全域“无废”。三是培育壮大生态产业。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总结提升“梵净生态账户”、赤水市生态产业发展机制等“两山”转化实践经验，持续围绕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补偿机制、核算体系、交易制度等关键环节探索多元化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探索林业碳汇、碳排放权、用水权等交易模式，丰富碳市场交易品种、交易主体和交易方式，不断增强森林、岩溶生态系统碳汇、固碳能力，开展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试点。探索生态产业化开发模式，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等生态产业。围绕城市内涵式发展，推动研发适用于“好房子”的绿色建材、绿色建造、绿色建筑，推进建筑业工业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积极研发架桥机、山地升降机、造楼机等一批标志性成果，培育山地特色的绿色经济增长点。加强资源再生产品和再制造产品推广应用，有序推进动力电池等产品设备及关键部件梯次利用，培育一批绿色供应链主导企业。加强与长江、珠江沿江各省份跨区域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合作交流，推动与发达地区互动协作建设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富民廊道”，进一步筑牢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的贵州炉碧经济开发区内玻璃“智”造场面热火朝天（杨念 摄）增强绿色竞争新动力，加快构建具有绿色科技含量的创新体系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近年来，贵州大力实施以大数据为引领实施区域科技创新战略，“从0到1”的源头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2024年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首次突破50%，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70多家。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构建与绿色生产力相适应的科技支撑体系。一是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入实施六大重大科技战略行动，在建好绿色农药、特种化学电源等全国重点实验室和生物与新医疗、资源与环境、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行业领域的一批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的同时，布局建设一批生态环境领域的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政产学研”协同深度融合持续推进磷石膏、赤泥、粉煤灰、锰渣、煤矸石等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和技术攻关，提高绿色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能力。二是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绿色科技等领域成果加速“从1到N”转变，建设一批在集聚人才、科技攻关、新产品研制、科技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方面的产教融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加强数字赋能，加快建立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深入实施市场主体培育壮大行动，培育扶持一批“专精特新”企业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主体。开展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打造一批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三是稳步扩大高层次人才规模。依托重大绿色科技项目培养选拔创新人才团队，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制度，建立长期稳定的绿色科技经费支持机制，不断凝聚绿色科技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工作人员在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大坡茶场筛选茶青（王纯亮 摄）夯实绿色发展新支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政策保障体系近年来，贵州用好国家赋予贵州更大改革自主权的机遇，按照2023年国务院的批复推动《贵州开展西部大开发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和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政策落地见效，为各类先进生产要素的集聚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发展绿色生产力，必须坚定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走向系统集成、全面深化，以高水平政策体系服务绿色生产力供给。一是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强政策协同和部门联动，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完善环保标准引领倒逼作用机制，加强项目环评服务保障，积极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推进现代化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在可再生能源、重点行业设备更新改造、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等重点领域推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二是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深入推进建设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的系统性改革，推动生态环境领域的数据资源化、资产化先行先试。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统筹协调信贷、债券、股票、基金、保险等不同绿色金融产品供给，把有限资源聚焦在传统优势产业升级、“风口”产业和大生态产业。推进电力现货市场建设，稳步扩大绿电交易电量规模，努力实现100%绿电生产，持续使绿色电能成为保障能源稳定供应、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和推动工业转型升级的破题“密码”。坚持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统筹，建立从原水到供水再到排水的全链条水价政策体系，努力构建覆盖成本并合理盈利的污水和垃圾收费机制。三是持续优化促进投资便利化的营商环境。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政务服务”模式，纵深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和“跨省通办”对接试点建设，努力使要素环境和法治环境保持在全国第一方阵，持续擦亮“贵人服务”品牌。本文系贵州省2024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重大课题《推动珠江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研究》（24GZZB19）阶段性研究成果。

近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中国角”首场“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实践”主题边会在巴西贝伦举办。今年恰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20周年。会后，中国环境报记者专访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胡军。中国环境报：当前，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关键阶段，为何“中国角”首场边会选择以“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实践”为主题？胡军：首场边会活动以“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实践”为主题，是中国理念、中国实践、中国承诺的集中体现。这一主题契合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时代命题，旨在展示中国推动绿色转型、共建清洁美丽可持续世界的坚定意愿和务实行动。系统阐释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核心内涵。今年恰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20周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在致辞时表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蕴含着深刻的发展智慧，在这一理念引领下，中国在多个关键领域展现出全球引领力。首场活动通过嘉宾致辞、主旨演讲、圆桌对话、报告发布等形式，向国际社会系统阐释了这一植根于中华文明、源于中国实践的创新理论，展现其对于破解发展与保护世界性难题的重大原创性贡献，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立体呈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成就。边会聚焦“美丽中国实践”，生动呈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边会发布《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创新与世界意义》智库报告，多位与会嘉宾围绕绿色转型、环境治理、生态保护修复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全方位展现中国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创新路径，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借鉴的中国路径、中国模式。充分展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大国担当。在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阶段，在《巴黎协定》达成十周年的关键节点，边会正式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25年度报告》英文版，全面介绍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进展与实施路径，彰显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坚定决心、支持多边主义的一贯立场和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扎实行动。联合国秘书长气候行动和公正转型特别顾问、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赛尔温·哈特就认为：“我们可以继续依靠中国的领导力，不仅是在未来两周的工作中，更在未来几十年。”边会向国际社会释放了中国坚定不移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信心，中国将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南南合作、绿色“一带一路”等平台，与各国分享经验、共迎挑战，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确定性，为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环境报：“生态文明”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根本理念，而“美丽中国”则是这一理念的目标体现。您如何理解二者的关系？胡军：“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是内在统一、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二者是理论与实践、目标与路径、价值导向与成果体现的辩证统一关系，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核心范式。“生态文明”是思想武装，为“美丽中国”提供根本遵循。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美丽中国”是实践纲领，将“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行动蓝图。我们锚定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以鲜活的中国实践为全球环境治理作出中国贡献。二者关系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新时代以来，中国正是在这种良性互动中，成功走出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不仅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了兼具东方智慧与实践效力的中国方案。中国环境报：生态文明理念如何促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胡军：生态文明理念不仅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遵循，也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系统的思想引领和实践方案。首先，在理念层面，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思想根基。这一理念根植于“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融合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深刻回答了“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在实践上指明了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道路，为全球凝聚气候治理共识、破解气候危机提供了重要的价值遵循。其次，在实践层面，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中国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坚持减缓与适应并重，着力构建气候适应型社会，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构建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建成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近十年推动风电、光伏发电成本分别下降超过60%和80%，全球一半以上的新能源汽车行驶在中国大地上，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形成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正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所说，“中国的气候行动正在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最后，在国际层面，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复杂形势下，全球气候治理正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为核心的国际气候治理体系。中国宣布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这是我国首次提出覆盖全经济范围、包括所有温室气体的绝对量减排目标，展现了我国与其他各国携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责任担当，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巨大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在巴西贝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0次缔约方大会（COP30）期间，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于11月10日在“中国角”“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实践”边会上发表致辞，强调面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诸多挑战，国际社会应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务实行动、公正转型与科技创新四大方向，推动COP30凝聚共识、兑现承诺，为全球气候进程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他指出，应对气候变化不能以牺牲发展和民生为代价，尤其要重视发展中国家在脱贫与能源安全方面的现实需求。当地时间11月10日，COP30在巴西贝伦开幕。本届大会被视为推动全球气候行动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会议期间，各国代表围绕温控目标落实、能源转型、资金支持等议题展开密集磋商。刘振民在致辞时强调，尽管地缘冲突、单边主义及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等挑战叠加，全球气候治理仍应坚定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他强调，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清洁能源产业链，风电、太阳能装机容量提前6年实现国际承诺目标，彰显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与行动力。围绕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刘振民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绿色低碳转型不动摇。他指出，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是解决气候危机的明确路径。虽然国际形势动荡不安，但绿色转型大势已不可逆转。近年来，中国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成全球最大、最完整和最具竞争力的清洁能源产业链，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三新”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18%，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尽管各国资源能源禀赋不同，绿色低碳转型的基础、面临的困难不同，但我们应该坚定转型信心不动摇、行动不停止、力度不减弱，共同迈向更加绿色低碳的未来。第二，坚持务实行动不动摇。他呼吁各国将国家自主贡献转化为具体政策与技术路径，敦促发达国家切实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与技术支援义务。第三，坚持公正转型路径不动摇。刘振民强调，应对气候变化不能以牺牲发展和民生为代价，尤其要重视发展中国家在脱贫与能源安全方面的现实需求。一些国家可再生能源大规模部署应用面临巨大挑战，在一段时间内还离不开传统化石能源的灵活调节和保障支撑作用。尽管“脱离化石能源转型”是大方向，但这一进程应当是公正、有序、公平的。全球气候治理新格局必须包容不同国家的起点、国情和发展路径，消除单边措施，营造公平贸易环境，确保优质绿色产品自由流通。第四，坚持科技创新不动摇。他表示，中国在风电、光伏等领域推动全球度电成本大幅下降，呼吁国际社会共建开放合作的技术生态，将气候挑战转化为增长机遇。刘振民最后表示，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秉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COP30取得实质成果，共同塑造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未来。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10日在巴西北部城市贝伦开幕。本届大会聚焦多项重要气候议题，呼吁全球携手为应对气候危机寻找共同解决方案，加速减少排放，增强气候韧性，推动包容、公正的转型。这是11月10日在巴西北部城市贝伦拍摄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开幕式现场。新华社发（卢西奥·塔沃拉 摄）当天上午，上届大会（COP29）主席穆赫塔尔·巴巴耶夫宣布大会开幕，并根据议程宣布巴西资深外交官安德烈·科雷亚·多拉戈担任COP30主席。多拉戈表示，多边主义无疑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正确道路，希望本次大会能够推动气候行动融入经济活动、创造就业，成为一场真正落实行动的大会。11月10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在巴西北部城市贝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新华社发（卢西奥·塔沃拉 摄）本届大会重点之一是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按照《巴黎协定》，各国需在今年提交新一轮、更具雄心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此外，本届大会将致力于推动战略转型，与会代表将推进实现气候融资目标，采取新措施支持各国适应气候变化，并加快实现公正转型。《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在开幕式讲话中指出，应对气候危机仍然征途漫漫，在减少排放和增强韧性这两方面，全球必须以更快速度奋力前进。他同时强调，各方必须就落实包容、公正转型的具体步骤达成共识，将愿景转化为行动。11月10日，巴西总统卢拉在巴西北部城市贝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新华社发（卢西奥·塔沃拉 摄）巴西总统卢拉在开幕式上呼吁各国兑现气候承诺、加快气候行动，并推动以人为本的气候议程。11月10日，在巴西北部城市贝伦，与会代表进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会场。新华社发（克劳迪娅·马尔提尼摄）主办方早前指出，本届大会将主要关注三个优先事项：加强多边主义和《公约》下的气候机制；将气候机制与人们的实际生活和实体经济联系起来；加快落实《巴黎协定》。据主办方介绍，本届大会将持续至21日，吸引来自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国际组织代表、科学家、企业家、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代表等参会。

茂兰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姚先顿 摄影 本文刊载于《中国科学院院刊》2025年第9期“塑造人与自然可持续的未来——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专刊”——栏目“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中国实践”张颖 1冉景丞2 余登利31 四川美术学院2 贵州省林业科学研究院3 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强调，生物圈保护区是“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场所”，生态保护不应孤立于人的生活世界之外，而应与社区发展、文化延续和教育提升并行不悖。在这一理念指引下，贵州茂兰生物圈保护区坚持以地方多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为基础，将生态伦理、美感经验转化为生态共识与管理机制创新，进而形成一条融合自然保护、文化认同与生计改善的生态文明实践路径。在全球生态危机与发展困境交织的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共识与实践诉求。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提出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将生态系统的修复、生计方式的转型和文化多样性的尊重视为相互嵌套的整体议题。然而，如何应对全球共识在地化的挑战，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落地为具体制度与实践，已成为亟待回应的核心问题。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话语的重要推动者，不仅在政策层面持续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战略，也在基层实践中不断探索文化嵌入式的生态转型路径。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MAB）成员单位的贵州茂兰生物圈保护区，长期围绕MAB将保护区定义为“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场所”的核心理念，坚持在保护自然区域及其蕴藏的遗传种质资源的同时，深入探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底层逻辑，形成了一套具有地方文化根基与制度创新能力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不仅为生态美学、地方知识与社会制度的融合提供了独特的实验平台，也可能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具有实践启发意义的中国方案。茂兰奇迹：“生生不息”的生命本体论喀斯特生态系统的特点是土层浅薄、植被稀疏、结构脆弱，因此对环境干扰高度敏感，生态恢复能力有限。这使得全球喀斯特地区普遍面临生态退化与恢复困难并存的双重挑战，成为生态治理中的重点与难点区域。但在世界喀斯特面临极度石漠化的今天，贵州茂兰生物圈保护区却保存有世界上最大的原生性强、分布集中、生态稳定的喀斯特森林，其森林覆盖率高达89%，被誉为“北纬25°的绿色奇迹”。据不完全统计，保护区内现有3384种高等植物、424种大型真菌、588种脊椎动物、1962种昆虫，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97种，占贵州省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种数的39%，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茂兰喀斯特秘境森林奇迹般的存续，并不完全归功于自然演化的恩赐，亦非因为这片区域是远离人类活动的“荒野”。千百年来，布依族、水族、汉族、壮族、瑶族、苗族等22个世居民族与喀斯特脆弱的生态系统相伴相居，繁衍生息。他们不仅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步形成了对土地、水源与生物多样性高度敏感的认知体系，还发展出一套强调资源共享与空间互利的“生生不息”的多物种、多民族协同共生模式。共生：从“物我一致”到“物我同情”茂兰喀斯特秘境是多民族共居的生态空间，各世居族群将生态伦理融入宇宙观、世界观与审美观中，进而形成根植于文化传统的地方生态意识。在“共生”文化无处不在的地方性本体论中，自然与文化之间并无界限，精神与物质也不再是对立的范畴，而是共同参与生成的过程网络。生物多样性（包括种子、遗传基因等）是自然和文化缠绕的行动点，所有“存在”都是关系性的，所有行动者都在与他者的互动中持续地被生成与再定义。世居于峰丛洼地之间的茂兰各族人民，在与复杂地形和多样生态环境的长期共处中，逐渐形成了以“万物有灵”为核心的生态宇宙观，普遍承认自然万物皆拥有自身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这一强调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生态观念认为，人与自然并非彼此隔绝的存在，而是在持续互动中实现共生与同构的存在体。它不仅体现为一种实践理性，更是一种融合身体、情感、感官与环境的审美方式，并深深嵌入各族群世代相传的创世神话之中。例如，苗族古歌中，妹榜妹留从枫木中诞生，产下12个蛋，经神鸟孵化出雷公、龙、姜央（人类始祖）等生灵，生命多样性皆源于自然母体；水族传说牙仙与风神结合，诞生12个仙蛋，化为人类与动物；布依族亦有“龙生水、水养田、田养人”的生态循环神话，其中神树、雷神、地母并非统御自然的神祇，而是自然生命的化身，昭示出人、神、物三者共存的秩序理念。茂兰地区流传的创世神话从不塑造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神圣权威，却总是在反复讲述中确认：人类并非生存于一个与自身截然对立的物质世界中，生命总是叠加嵌合于万物之中、与其他生命共同栖居。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神话叙事中所蕴含的“物我一致”的生命哲理，以及随感而应、心物融通的“物我同情”的审美直觉与情感体验，共同构建起了茂兰地方生态实践的伦理原型。互惠：“文化—生计—生态”的耦合机制由于神话作用于前理性与情感层次，它所承载的意义与功能效力并非来自个体主观意愿的“想象”或“创造”，而是必须通过仪式所激活的集体记忆才能得以维持与传递。在茂兰地区，这类仪式性实践不仅维系了神话的生命力，也使“人与自然同源共感”的生命本体论得以持续生成，并具体化为地方社会的感知方式与价值秩序。通过与生计系统的交织，仪式进一步渗入日常生活，构筑出文化、生态与经济高度耦合的地方性生态秩序。茂兰地区的地方性生态秩序，通过多民族文化体系中的实践差异，呈现出多样化的族群表达。在仪式风俗层面，布依族傩戏中的“祭神树”“祭泉井”仪式，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精灵的敬畏依赖；水族“水书”以节气、物候与禁忌，构建出一套地方生态知识体系；瑶族“种树婚”、苗族“药植祭”则将植物神圣性嵌入婚姻伦理与社会秩序中，强化人与自然的情感联系。在多民族共居的喀斯特生态空间中，地方仪式不仅承载文化象征意义，更作为一种柔性制度嵌入日常生活，通过集体行为规范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协同治理。在生计实践层面，不同族群依据资源差异，发展出错峰协作、资源互补的生态经济体系：布依族精于稻作，水族长于渔养，苗族擅于药植。不同生态专长的空间协同，体现出对自然承载能力的高度适应性。同时，沿山带河的族群聚落格局，不仅顺应了喀斯特地区地貌结构，也有效分散了对生态系统的集中干扰，提升了系统弹性与恢复力。这种多元生计结构与空间布局模式，体现了茂兰地区对环境承载力的高度适应与生态智慧，构成文化持续性与生态稳定性的双重支点。文化嵌入生态、生态支撑生计、生计反哺文化的三元耦合结构，构成茂兰地区人地互动的基本逻辑，也充分体现出人与自然之间的“互惠”机制。这一机制根植于“生生不息”的生命观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赋予自然以平等的生命地位，也为地方生态治理提供了情感认同与行为规范的文化基础，展现出人类与自然共感共生的存在方式。正是在这种基于生命本体论的地方实践中，茂兰呈现出文化与生态协同生成的独特“奇迹”。茂兰模式：建构“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场所”茂兰保护区自1986年设立以来，历经多重身份跃升——从省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到生物圈保护区与世界遗产地，逐步纳入国家与全球生态治理网络。然而，在自然保护区治理初期，由于“围栏式”“堡垒式”管理逻辑占主导，生态保护多以物理隔离为手段，致使地方社会特有的文化基因与生态智慧被边缘化，保护区也陷入了“发展失语”与“文化空心化”的困境。在“人与生物圈计划”理念引导下，茂兰保护区的治理实践开始呈现出范式转型的趋势：由早期封闭的生态隔离模式，转向更具包容性的系统嵌入路径。范式演变的重要转折体现为2007年《荔波共识》和2011年《荔波宣言》的相继发布，它们明确提出“文化多样性促进生物多样性”的治理理念，并将其确立为生态协同治理的核心原则，推动保护策略由单一管控转向多元参与。在该理念的持续嵌入下，茂兰保护区逐步探索出一种以内生知识为基础、社区参与为核心、协商共治为支撑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这一地方经验不仅拓展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技术逻辑，也重构了“地方知识—文化实践—生态过程”之间的互动机制，为建设具有地方性特征的生态治理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基础。制度转型：从“生态隔离”到“协同共生”茂兰生物圈保护区覆盖4个乡镇、14个行政村和88个自然寨，居住着逾万人的世居族群。根据功能区划分，核心区无常住人口，缓冲区包括2个行政村、4个自然寨，实验区则涵盖了3个行政村、35个自然寨，涉及1177户、4509人。族群聚落嵌入保护地空间的高度交织结构，决定了生态治理无法脱离社区的深度参与，其治理成效也与住民行为高度相关。如前所述，在世居族群社会中广义的“保护”理念，通常都被概括为“尊重自然”“照顾事物”或者“做正确的事情”。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是融为一体的，“保护”也是谋生的一部分。然而，由于保护区的早期治理，以“生态隔离”为核心，采用外源性“技术控制”逻辑，视社区为潜在威胁，全面限制其传统资源使用行为；社区住民为了守护政府扶助发展的种养殖业，避免作物和家禽等受到野生动物的破坏，还存在不少用自制的猎枪、铁（竹）铗、绳索、毒药、网具等工具捕杀野生动物的现象，进一步激化了人地矛盾。以“管制—服从”为特征的垂直治理模式，削弱了社区的主体性参与，导致政策实施面临结构性阻滞。直至1996年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后，茂兰引入“人与自然共生”的理念，推动治理范式向协同路径转型，通过实施“牌子共护、资源共管、基础共建、利益共享”的参与式改革，原本作为治理客体的世居住民逐步转变为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力量。机制改革首先要将地方性知识制度化，纳入生态管理流程，实现从行政命令向协商共识的治理转变；其次是通过鼓励社区参与林地巡护、生态旅游与文化节事，将保护行动嵌入日常生活逻辑，同时在建设项目中重视保障社区收益，从而增强制度的可持续性与居民的归属感。这一制度转型不仅重新确立了文化的治理地位，更将其视为制度构建的核心前提。茂兰实践表明，真正可持续的发展路径需从地方社会的知识体系、文化逻辑与生活实践中生成。“文化不是发展的对象，而是发展的主体”。地方文化由此不再是治理的附属维度，而成为驱动生态制度转型的内在力量，是茂兰从“生态隔离”迈向“协同共生”的关键支点。系统跃升：“保护-支撑-发展”的协同路径在“人与生物圈计划”理念的持续引导下，茂兰保护区的生态治理逐步摆脱以物理隔离与技术控制为主的单一逻辑，转向结构嵌套、多元协同的综合路径。通过确立“保护-支撑-发展”三位一体的协同策略，实践行动不断突破“保护-开发”的二元对立，实现生态系统原真性维系、社区能力的制度性支撑与绿色生计的结构性跃迁，呈现出系统重塑、机制更新与价值转化同步推进的复合治理格局。保护：夯实生态本底，构筑共生根基作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与自然遗产地，茂兰始终履行国际承诺，坚持生态优先，持续开展生态系统、生态过程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推进多样化珍稀物种保护，有效稳定了区域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同时，依托美国史密斯热带森林科学中心（CTFS）标准建设的大样地监测系统，建立起涵盖森林、植被、水文、气候等多维科研数据库。茂兰保护区逐步由“生态孤岛”，转型为全球喀斯特生态系统保护的典型示范区和“中国样本”。支撑：搭建知识平台，转化治理机制茂兰以科研监测、知识转译与公众传播为支点，构建生态治理的支撑系统，推动制度改进与多元主体参与。在知识传播层面，保护区通过生态科普活动强化公众认知，同时引入“生态美育”理念，将生态景观转化为可感知的学习场景，推动价值观内化与行为模式重塑，构建起以文化驱动、教育为通道、生态为核心的绿色消费体系。保护区组织“森林探秘”“非遗体验”等低干扰生态旅游项目，在传播生态理念的同时缓解环境压力；通过“保护区+企业+学校+社区”多元协作机制，深化生态文明传播，激活地方经济。2017—2024年，茂兰自然教育参与人数从180人增长至5300人，相关收入扩大逾40倍（图1），显著带动周边村寨旅游和生态文化产业的发展。图1 2017—2024年茂兰保护区自然教育人次及收益情况发展：激活绿色生计，实现系统跃迁生态治理的关键在于构建生态友好型生计体系，回应世居住民现实需求。在传统农业、采集与狩猎活动日渐受限的背景下，茂兰引导社区发展生态兼容产业。1.推动“林间养蜂+林上石斛+林下南板蓝根”等复合种养，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拓展多元增收渠道（表1）。2.推进生态旅游与地方产业融合发展，制定科学规划、明确发展目标、空间布局和重点项目，开发具有地方特色和生态价值的喀斯特观光、珍稀动植物观赏等旅游产品，强化地方价值识别与外部市场联结。目前，旅游业已成为必左、拉桥、尧古等村寨的重要支柱，社区由“砍树烧炭”转为“护林看山”，实现了生态价值的公平共享与可持续转化。为保障世居住民获得实质性收益，保护区同步建立了“保护区+企业+社区”共赢机制，并通过明确收益分配条款，确保社区收入占总收益的50%以上（图2）。3.推动“生态+文化+旅游”的融合路径，将非遗技艺转化为生态文创资源，构建“生态体验—文化传承—产业转型”的闭环链条。随着生态资源逐步从直接开发向间接转化升级，社区角色也由生态压力源转变为生态守护者与共益方，走出一条融合环境伦理、文化记忆与经济动力的系统跃迁之路。表1　2021—2023年茂兰保护区林下种植与林下养殖具体调查数据图2 2008—2023年茂兰保护区游客人数、收入数据统计茂兰的生态治理实践突破了以技术控制为核心的工具理性范式，构建起“保护—支撑—发展”一体化协同路径。通过“生态美育—文化体验—知识转译—制度共建”机制链条，生态保护不仅融入社区日常，也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在此结构中，“保护”夯实生态根基，“支撑”强化制度韧性，“发展”推动绿色转型，三者相互嵌套、协同演化，形成文化嵌入、制度支持与价值转化并进的治理结构，展现出兼具文化根性、地方适应性与系统跃升潜能的生态治理模式。茂兰启示：从“生生之美”走向中国式可持续发展路径茂兰经验并非可直接复制的治理范式，而是对生态文明建构方式的重新理解与本土激发，展现出富有中国智慧的治理思路。它不依赖自上而下的强制机制，却在“地方知识—文化实践—制度设计”的协同过程中，逐步形成兼具文化根性与制度适应性的生态转型路径。面对全球生态危机与治理困境，茂兰展现了以文化认同和生态伦理为内在驱动的可持续变革动能，为“如何在地化推进生态文明”这一关键命题提供了深刻回应。俯身向下：地方经验的治理动能茂兰模式的独特价值不止体现在生态修复成效，更在于提供了反思主流发展路径的认识框架。在生态危机持续加剧的当下，民族生态学强调从地方出发理解人类与自然的共生关系。生态转型的有效实现，需依赖地方社会的知识系统，以生态审美经验为媒介，整合文化认同、制度设计与生计逻辑，构建协同治理框架。在茂兰，文化嵌入的治理逻辑得以充分体现。地方性知识与生态智慧，凝结着对自然节律与环境感知的长期积累，是制度变革的重要文化基因。“俯身向下”的知识立场，通过深入乡野的感知与实践，重申“知行合一”与“格物致知”的中国传统认知路径。这种“美”“用”相融的整体思维，为生态治理的价值建构与制度生成提供了方法论支撑。美美与共：从地方走向未来生态文明不是静态终点，而是动态生成的文化过程。茂兰实践表明，地方知识不仅构成治理伦理的基础，也激发了制度创新的内生动力。“生生不息”的生态观念，通过仪式、禁忌与文化活动，构建起一种嵌入日常生活的生态哲学，实现对资源与环境的柔性规制。“美美与共”并非价值同质，而是在文化差异中寻求制度共识。这一过程充分回应了后发展理论关于“多元世界”（pluriverse）与“在地现代性”（place-based modernity）的思想，主张发展应立足本土文化逻辑，生成多元协同的治理结构。从茂兰出发，我们看到：生态治理的未来路径，必须从地方出发，并在地方生成制度与实践的生命力。以文化为根基、制度为桥梁、伦理为牵引，推动可持续发展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经验走向范式。作者简介张 颖 四川美术学院生态艺术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巴渝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文化遗产、生态艺术与可持续发展、乡土景观等。冉景丞 贵州省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生物多样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