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在国务院总理李强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共同见证下，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与意大利驻华大使安博思在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与意大利环境和能源安全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污染防治、废弃物管理、能力建设等领域开展合作。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新时代新征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如何看待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成效？下一步，怎样推动落实生态文明领域的一系列改革任务？新华社记者采访了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孙金龙。　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问：如何看待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成果？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统筹加强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推进了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形成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现系统性重塑，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得到全面压紧压实，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改革持续深化。这一系列改革举措的实施，有力推动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会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前进方向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的重大部署，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答：《决定》明确将聚焦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方面，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同时面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和碳达峰碳中和两大战略任务，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任务十分艰巨。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着力破解生态文明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利于推动构建与美丽中国建设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加快形成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为导向的美丽中国建设新格局。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任重道远。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坚决破除影响高水平保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有利于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以高水平保护培育绿色生产力、支撑高质量发展。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生态环境福祉的重要保障。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必须更加重视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强化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执行力，有利于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全面改善和根本好转，让美丽中国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参与引领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的迫切需要。面对世界性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有利于增强我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生态环境战略、国际和外交战略协同性，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持续提升我国在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共建清洁美丽世界。重点从4方面推进实施改革任务问：落实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生态环境部将重点从哪些方面推进？答：《决定》从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3个方面提出系列改革举措。我们将坚决推动生态环境领域改革任务举措落实落地，重点从4个方面推进实施。一是健全美丽中国建设责任体系。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入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健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常态长效机制。推动建立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健全美丽中国建设实施体系和推进落实机制，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推进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强化美丽中国建设法治保障。二是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我们将实施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建立新污染物协同治理和环境风险管控体系，推进多污染物协同减排。构建环境信用监管体系，激发企业内生动力。三是健全生态保护修复监管制度。我们将切实加强对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开发者乃至监管者的外部统一监管。持续推进“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破坏问题监督机制。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提升国家生态安全风险研判评估、监测预警、应急应对和处置能力。四是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我们将着力构建生态环境领域促进新质生产力“1+N”政策体系，全面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减污降碳协同创新，大力发展绿色环保产业。深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建设。进一步发展全国碳市场，完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推动绿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强。更好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要求问：《决定》要求完善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制度机制。下一步，如何更好地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要求？答：精准、科学、依法治污，不仅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方法论和根本方针，也是生态环境部门立足职能职责、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我们将全面准确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要求，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以更高标准谋划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坚持精准治污，要求我们强化精准思维，做到精准施策。要善于把握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明确主攻方向。根据环境质量改善目标任务和时序进度要求，结合气象条件、人为活动等因素，把握好平时治理和重点时段治理的关系，更多地把功夫下在平时，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争取主动、留有余地。同时，注重用数字说话和决策，尽可能精细测算每项治污措施的预期减排量和环境质量实际改善成效，把每项措施、每个步骤、每个环节搞扎实、搞精细，以求实现最佳治理效果。坚持科学治污，要求我们尊重自然规律，自觉按照规律办事。要科学分析生态环境问题背后的深层次根源，有针对性地采取治标和治本相结合的措施。加强环境监测和溯源结果分析，结合地区环境污染、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因素对症施治，提升治污成效。同时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容量，合理设定治理评价标准，采用不同治理方式，利用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坚持依法治污，要求我们必须依法行政，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统筹推进生态环境、资源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法律法规制定修订，及时将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进一步强化美丽中国建设法治保障。深入落实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任务，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联动，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执法效能。加强生态环境领域司法保护，不断完善公益诉讼，统筹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UNEP）和国际科学理事会（ISC）发布的一份新报告称，在环境、技术和社会变化相互叠加，破坏人类和地球健康之际，全世界必须更好地追踪和应对一系列新兴挑战。《探索新视野——关于地球健康和人类福祉的全球前瞻报告》明确了正在加速气候变化、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污染和废物这三重地球危机的八大关键全球转变。这些转变包括人类造成的自然界退化、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自然资源竞争、不平等的扩大以及对于机构的信任下降。这些转变正在造成多重危机：多种全球危机正在放大、加速和同步发生，对人类和地球的福祉产生巨大影响。随之而来的18个变化信号——由数百名全球专家通过有青年参与的地区磋商和利益攸关方磋商确定——让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有哪些积极消极的扰乱可能发生，世界必须做好相应准备。“随着多重危机的影响加剧，现在是时候趁早采取行动，保护我们自己免受新兴挑战的伤害，”环境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说，“在地缘政治动荡的背景下，我们正在目睹的快速变化、不确定性和技术发展意味着任何国家都可能更容易、更频繁地偏离轨道。“通过监测变化的信号，并使用本报告概述的前瞻性方法——包括监测传统环境空间以外的信号——世界就可以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并专注于制定解决方案，抵御未来发生的扰乱。”变化的信号报告概述的主要转变和变化信号包括：到2040年，对关键稀土元素、矿物和金属的需求预计将增加四倍，从而增加深海采矿甚至太空采矿的需求。这对自然和生物多样性构成潜在威胁，可能增加污染和废物，引发更多冲突。随着地球气候变暖，永久冻土正在融化，可能致病的远古微生物也许会被释放出来，对环境、动物和人类造成重大影响。这一现象已导致西伯利亚炭疽热的爆发。尽管人工智能和数字化转型可以带来好处，但同时也会影响环境——例如，为满足数据中心的需求，对关键矿物、稀土元素以及水资源的需求会增加。人工智能在武器系统和军事应用中的使用，以及合成生物学的发展，都需要从环境视角仔细评估。武装冲突和暴力正在增多和演变。这些冲突导致生态系统退化和污染，对弱势群体产生影响。被迫流离失所的现象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的影响日益增多。现在，每69人中就有一人被迫流离失所——这一数字几乎是十年前的两倍。冲突和气候变化是这一现象的关键驱动因素。采用前瞻性方法然而，该报告发现，使用前瞻工具有助于世界预测下一批新兴挑战和未来发生的扰乱，并为此做好准备。ISC主席彼得·格鲁克曼（Peter Gluckman）说：“前瞻提供了一套有用的工具，可以超越短期思维，帮助我们识别未来的机遇和风险。但前提在于，必须以真正多元化的方式去前瞻，超越阻碍我们摸清问题、制定解决方案的狭隘的机构使命、部门和其他人为分歧。”报告建议采用一项全新的社会契约，让包括原住民在内的各利益攸关方参与进来；给予年轻人更多发言权；并重新思考GDP以外的进步衡量指标。政府和社会也可以引入短期目标和指标，使其在治理方面更加灵活。本报告中谈到的一个积极的变化信号是：引入工具和行动来重构金融体系，改变资本流向，这有助于减少不平等，消除极端贫困，解决环境危机。要支持敏捷的适应性治理，就需要更好地监控和评估干预措施。其中包括整合和改进环境变化监测，并使数据和知识易于获取等。正如多重危机的影响相互叠加，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更大危害一样，解决方案已经在望，应对报告所述的全球转变和变化信号的行动正在进行。前瞻有助于加速这些行动，并激发更多行动。关于国际科学理事会（ISC）国际科学理事会（ISC）针对具有重大科学和社会意义的问题，汇集科学专业知识、建议和影响力，在全球层面努力推动变革。ISC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成员构成独特，汇集了250个国际科学联盟和协会、国家和区域科学组织，包括学术机构和研究理事会、国际联合会和协会以及青年学术机构和协会。复制以下链接https://www.unep.org/zh-hans/resources/global-foresight-report获取报告《关键信息》及《执行摘要》

　　7月29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 摄　　7月29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意大利分处古丝绸之路两端，两国历史悠久的友好交往曾为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和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作出重要贡献，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是中意两国的共同财富。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相通、团结则共进，封闭、分裂则各退。中意两国要秉持和弘扬丝路精神，从历史维度、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双边关系，推动中意关系行稳致远。　　习近平强调，中意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尽管当前国际形势持续深刻演变，中方重视和发展好中意关系的意愿没有改变，中意关系合作共赢的本质没有改变，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没有改变。双方要赓续友好交往传统，继续相互理解和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意两国产业优势互补，互为机遇，双方应该坚持相互开放合作。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中方将不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也为同意大利等各国扩大合作带来新的机遇。中方愿同意方推动经贸投资、工业制造、科技创新、第三方市场等传统合作优化升级，探讨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欢迎意大利企业来华投资，愿进口更多意大利优质产品，希望意方同样为中国企业赴意发展提供公平、透明、安全、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双方要珍视文明互鉴成果，推动文化传承和创新双向互促，促进两国民心相亲。中方支持意方举办2026年冬奥会，希望意方为中国公民赴意提供签证便利措施。　　习近平强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唯有坚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才会带来共赢发展。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从不追求霸权，愿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希望意方理解和支持中国发展理念，为推动中欧加强对话合作、促进中欧关系积极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梅洛尼表示，很高兴在2022年11月巴厘岛会面后应约来华访问。今年恰逢意中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和马可·波罗逝世700周年。意中两国作为文明古国，一直彼此欣赏、相互借鉴。当前国际形势深刻演变，中国作为重要大国，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作用不可替代。意方高度重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愿意传承源远流长的丝路精神，同中方发展更为紧密、更高水平的伙伴关系，开辟意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篇章，为世界和平与进步作出新贡献。意方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挖掘更多潜力，深化两国经贸投资、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更多意大利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意方反对“脱钩断链”和保护主义，愿为推动欧盟同中国关系走深走实发挥积极作用。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意大利共和国关于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2024—2027年）》。　　王毅参加会见。

　　7月25日，《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主席、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以视频形式主持召开《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围绕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DSI）利用与惠益分享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第二次会议筹备情况、《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16）和执行附属机构（SBI）第五次会议筹备情况等议题展开讨论。《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新任执行秘书阿斯特丽德·肖梅克参加会议并致辞，COP16候任主席、哥伦比亚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部部长穆罕默德介绍了COP16筹备情况，《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副执行秘书大卫·库珀、COP15主席团成员及秘书处有关人员，执行附属机构主席，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主席参加会议。　　黄润秋对肖梅克女士担任《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表示祝贺，同时感谢哥伦比亚为COP16所作的筹备工作，介绍了今年以来中方作为COP15主席国开展的相关工作进展，特别是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启动情况，并对推动全面有效落实“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提出希望。指出中国作为COP15主席国，将继续发挥引领协调作用和在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影响力，与各方一道推动凝聚共识，共同支持COP16大会成功举办，取得预期成果。希望主席团成员能继续发挥在各区域的领导力，积极传递信息、协调立场，调动各方为推进《生物多样性公约》进程共同努力，助力“昆蒙框架”全面落实落地。

7月21日，2024年“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在湖北武汉召开。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出席会议、致辞并作主题发言。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主持会议。南非森林、渔业与环境部部长乔治，巴西环境和气候变化部副部长托尼出席会议，印度环境、森林和气候变化部联合秘书尼莱什线上出席会议。黄润秋表示，“基础四国”是应对气候危机、推动气候治理多边进程和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是推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落实的中流砥柱，为凝聚各方共识、深化务实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黄润秋强调，气候变化已经演变为现实而紧迫的危机，给全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唯有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团结合作，才能有效应对。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中方将继续采取积极的气候政策和行动，持续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更大贡献。中方高度重视“基础四国”机制，愿与印度、巴西、南非一道，加强团结和协调，深化对话与合作，继续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地球家园。黄润秋指出，《公约》和《巴黎协定》的目标、原则及制度安排是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最大确定性，应继续坚持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与各自能力原则，开展务实行动，稳住气候治理多边进程，在减缓、适应、资金等领域取得积极平衡成果。印、巴、南三方均积极呼应中方发言，表示支持“基础四国”机制在多边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维护发展中国家整体团结。会上，“基础四国”围绕环境与气候合作及《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等重点议题进行深入谈论，共同协商应对气候危机、推动气候治理多边进程的解决方案。会议原则通过《“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会后，黄润秋还与乔治举行了双边会谈，就中南气候变化领域合作进行交流。

7月21日，2024年中国碳市场大会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蒙徽，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出席大会并致辞。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忠林主持开幕式。黄润秋指出，我国持续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取得显著成效。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顺利完成两个履约周期建设运行，有效推动企业碳减排责任落实与行业技术进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我们将认真贯彻全会精神，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稳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逐步推行配额有偿分配，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方愿与各国继续携手，加强交流合作，深化互学互鉴，共同推动全球碳市场繁荣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力量。王蒙徽代表湖北省委、省政府向出席大会的各位来宾表示欢迎。他指出，建设全国碳市场是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重大改革举措。近年来，湖北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推进以流域综合治理为基础的四化同步发展，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以流域综合治理为基础统筹推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完善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功能，加快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碳市场和碳金融中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希望大家以此次大会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龚正指出，近年来，上海积极参与全国碳市场建设，实施碳达峰十大行动方案，有力推动了城市能源、产业、交通等绿色低碳转型。上海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推进高标准碳市场建设，做好绿色金融这篇大文章，为绿色投融资提供支撑。加快培育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打造绿色产业集群，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加快打造绿色低碳供应链，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上海愿与各方一道，加强交流、深化合作、携手共进，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共建人类美好家园作贡献。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上海市副市长刘多，湖北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郭元强，湖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邵新宇，湖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吴海涛，湖北省副省长张文彤，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张柏青，武汉市市长盛阅春，挪威气候与环境部国务秘书艾斯兰，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吉思德等出席大会。相关国家、国际机构代表，国务院有关部门代表，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国内外碳市场交易机构、企业、金融机构、行业协会代表，高校、科研院所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及媒体代表等390余人参会。会上还发布了《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4年）》。本次大会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和生态环境部联合举办。大会主论坛以“深化碳市场交流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主题，另设三个分论坛，围绕全国碳市场与绿色低碳转型、碳定价与气候投融资、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设等主题开展讨论。

7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白皮书。白皮书除前言和结束语外分为七个部分，分别是构建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环境、统筹推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系统治理海洋生态环境、科学开展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提升海洋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全方位开展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白皮书指出，中国是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坚定推动者和积极行动者，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关乎美丽中国和海洋强国建设。多年来，中国坚持生态优先、系统治理，统筹协调开发和保护的关系，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环境。白皮书介绍，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适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推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经过不懈努力，中国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局部海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显著提升，海洋资源有序开发利用，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健全，人民群众临海亲海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提升，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白皮书说，中国积极推进海洋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切实履行国际公约责任义务，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作为和担当。白皮书指出，新征程上，中国坚持新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继续构建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环境。中国坚守胸怀天下、合作共赢的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愿与世界各国一道，同筑海洋生态文明之基，同走海洋绿色发展之路，让海洋永远成为人类可以栖息、赖以发展的美好家园，共同建设更加清洁、美丽的世界。

2024年7月8日至12日，由生态环境部与“第三世界网络”共同主办的“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LMDC）研讨会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指出，应对气候变化关乎全人类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应坚持多边主义，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目标原则，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平衡处理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各要素，积极推动各国如期提出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并切实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LMDC作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发展中国家阵营的中流砥柱，在捍卫发展中国家合理诉求、推进全球气候治理多边进程和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方将与LMDC一道推动今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巴库大会（COP29）取得成功，发出全球南方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求公平、重落实、促合作的积极建设性声音。来自印度、巴基斯坦、越南、沙特、伊朗、埃及、阿尔及利亚、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古巴等15个成员国的气候大使和谈判代表以及中方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气象局等部门气候变化谈判代表出席本次研讨会。与会各方就《公约》进程内外重点问题、《巴黎协定》实施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协调发展中国家参加COP29立场策略。LMDC于2012年成立，系发展中国家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重要磋商机制。“第三世界网络”系气候多边进程中代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非政府智库，承担LMDC秘书处工作。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在202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上正式通过，开启了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征程。而今，距通过“昆蒙框架”已一年有余，落实“昆蒙框架”成为COP15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关注的重心，而资金投入是落实这一全球目标的支点与短板。巨大的资金缺口既是“爱知目标”在全球范围内执行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COP15之后国际社会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在不久前结束的《公约》执行问题附属机构第四次会议（SBI-4）上，关于资源调动与资金机制议题的谈判困难重重，缔约方立场在关键问题上出现两极分化。与此同时，中国生态环境部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多边信托基金办公室共同签署有关合作协议，正式启动了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以下简称“昆明基金”）。在亟待弥补资金缺口的当下，昆明基金的正式启动无疑为因资金问题而陷入僵局的谈判注入了新动能，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注入了信心和力量。昆明基金有望撬动更多生物多样性领域国际资金生物多样性资金从来源上大体可划分为国际资金与国内资金、公共资金与私营部门资金。根据“昆蒙框架”行动目标19，需“根据《公约》第 20 条，以有效、及时和容易获得的方式逐步大幅增加所有来源的财务资源量，包括国内、国际、公共和私人资源”，同时也明确提出要“增加从发达国家和自愿承担发达国家缔约方义务的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的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国际资金总量，包括海外发展援助，到2025年每年至少达到200亿美元，到2030年每年至少达到300亿美元”。2025年这一时间截点已近在眼前，SBI-4期间众多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对于行动目标19的缓慢进展表示遗憾，敦促发达国家履行其出资承诺，弥补生物多样性资金缺口。与此相对，发达国家缔约方则强调需从包括国内和私营部门在内的所有来源调动资源，并寻找创新性方式来弥补资金缺口。尽管“昆蒙框架”要求从包括国内和私营部门在内的所有来源调动资源，但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仍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来支持将保护生物多样性价值的行为转化为收益，难以引导大规模私营部门资金流入，导致私营部门资金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大规模增长，加之许多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不具备调动国内资金的条件，国际公共资金仍是当前发展中国家获取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的主要形式。总体而言，当前发达国家的实际出资行动无法满足非洲、拉加集团等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对于充分、可预测、及时的国际资金的诉求。在此背景下，昆明基金以无偿援助方式为主的资助模式，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昆蒙框架”所需的信息交流、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中国政府的15亿元人民币资金承诺既是对发展中国家诉求的正面回应，也是“自愿承担发达国家缔约方义务”的表率，将对发达国家缔约方和其他有能力的缔约方增加国际资金投入起到带动作用。昆明基金旨在以全社会参与的方式促进“昆蒙框架”在区域、国家和地方等层面的成功实施，将带来全球各方对生物多样性事业更大的关注和更多的资金支持，有望成为推动各国、企业及机构投资生物多样性的催化剂。昆明基金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缔约方对于GEF之外资金机制的期待此次SBI-4的另一重大分歧在于是否应继续将全球环境基金（GEF）作为《公约》资金机制，以及是否有必要在缔约方大会下另建一新的基金。非洲集团、拉加集团等明确提出GEF属于《公约》生效之初暂定的临时资金机制，不符合《公约》第20、21条对长期资金机制的要求，敦促新建一个完全受缔约方大会领导的专门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基金（Global Biodiversity Fund）。发达国家缔约方则对此持相反观点，认为GEF及在其之下建立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GBFF）足以承担《公约》资金机制的职能。GEF在全球生物多样性资金链中一直占据主体地位，尽管GEF第八增资期（GEF-8）所承诺的生物多样性供资相比GEF-7增加了61.53%（达19.19亿美元），但因许多缔约方对GEF的时效性、公平性、透明度、支持力度、运作方式、项目选择标准等存有不满，并不认可其官方资金机制地位。就目前形势而言，尽管部分发展中国家要求新建资金机制的意愿十分强烈，但因缺少发达国家缔约方支持，新建全球生物多样性基金暂不具备可行性。当下更为切合实际的方案应是继续开展针对《公约》理想资金机制的研究与讨论，并根据缔约方诉求，为理想的资金机制制定可落地的具体标准。昆明基金的适时启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发展中国家对于现有资金机制的不满及因此带来的南北两极分化局面。相比GEF，昆明基金具有申请周期短、管理较为灵活的特点，并且昆明基金通过国家驱动的方法设计和选择项目，可确保项目符合并支持受援助国家优先事项，这些优势部分满足了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对于资金机制的期待。作为设立在联合国系统下的多边基金，昆明基金可与GEF、GBFF等《公约》现有资金机制密切配合、相互补充，在缔约方就资金机制达成一致之前发挥好调动国际资金的关键作用。与此同时，昆明基金的运行也将为缔约方对《公约》理想资金机制的讨论提供更多参考。“昆蒙框架”的达成由不懈的谈判所铺就，来之不易的成果更需要国际社会采取务实举措，将雄心转化为行动，昆明基金无疑是其中典范。今年10月，即将迎来“昆蒙框架”达成后首届缔约方大会，届时，将审查缔约方完成修订或更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NBSAP）和国家目标的情况，见证各缔约方为实现“昆蒙框架”而做出的国家承诺。此外，还有包括监测框架指标、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机制等一系列问题亟待商定。在需要将承诺转化为行动的当下，昆明基金的启动恰逢其时，相信这一来自中国政府的主席国贡献将为“昆蒙框架”实施进程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作者系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副主任 李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