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下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助理驻华代表马超德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实践与创新主题论坛上强调：全球的生态环境面临着许多问题，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需要从多个维度考量。全球的生态环境面临生物多样性丧失、多样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这三大问题。根据 IPBES发布的报告，大约有100万的物种面临着灭绝，而且灭绝的原因有这么5个方面：我们对于栖息地的利用，直接利用自然资源、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和外来物种的入侵。气候变化也成为重大的环境问题，地球沸腾的时代已经来临，人类社会也正经历最热的十年，2024年也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根据气象记录，2024年气象记录高于最高的纪录0.07摄氏度。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包括它的这种反馈的机理，对于生态系统的功能，对于服务的功能等等都有非常系统的复杂的关系。现在中国科学院和相关的科研院所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如何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我们需要有多个维度来考虑，第一它要贡献于生物多样性的三个目标，就是保护利用和资源和惠益分享。另外它要服务于三个层次，包括遗传、物种和生态系统这三个方面，哪一个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转换的金融的解决方案，我们搜集了全球的主要的方式方法途径，通过各种渠道来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转换。现在列出了至少有67种途径和方案。哪些途径和方案在中国实施，哪些途径和方案在贵州可以落地实施？我觉得我们需要科学家、政府部门、当地社区、NGO和企业共同地来研究解决，确保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转换。论坛发言中，马超德向大家分享了两个生态产品价值转换的实践案例。第一个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利用全球环境基金在海南省与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合作的海南农业生物多样性参与，是原生境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项目，这个项目经过5年的实施已经成功地解体，获得了GEF高度满意的评价。第二个是山东省五莲县“两山”转化实践的一个探索。通过多年的努力，山东省五莲县积极践行“两山论”，始终坚持绿色先行，推动“两山”转化的这种探索，包括涵养绿水青山。

7月5日下午，世界绿色设计组织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在“流域综合治理和生态补偿机制创新”主题论坛上强调：创新流域生态补偿模式，积极调动各参与方积极性，进一步提升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与成效。第一个生态补偿的发展历程，国内这方面是，我们一般来说就是开始于1989年左右，当时退耕还林还草，采用政府直接购买这种生态服务的方式，这种方式。到现在，应该是整个生态补偿在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里面，它是一项非常非常核心的政策。中国生态补偿的类型主要有四种：1.纵向补偿：中央财政直接购买生态产品（如退耕还林、退田还湖）；2.横向补偿：流域上下游区域协商共治（最具挑战性，尤其跨省机制）；3.权益交易：水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探索；4.开发融合：创新EOD模式（生态环境导向开发），将生态治理与土地开发权益捆绑。第二个就是流域生态补偿的实践成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共同保护与治理机制日益健全。希望建立一个共同保护，共同受益的机制，这是生态补偿一个很需要的问题。2.促进了跨界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的稳定达标，相关方都比较重视。赤水河也是我们目前大家比较关注的，包括亚洲开发银行（ADB）、大自然保护协会（TNC）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因为赤水河某种意义上是我们中华儿女的幸福河，保护这条河，所以大家对它关注非常大。3.逐步增强了流域的社会治理水平和效能。在推进流域生态补偿以后，看到流域的水质在改善，还是上下游要采取更多的保护的措施，治理的措施，这样才能彻底地改善水质。关于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王金南院士给出几条建议：第一是调动生态补偿相关方积极性，开展多元化补偿；第二是建立基于GEP核算的补偿标准体系，个人的看法，GEP核算流域的生态价值，它可以为生态补偿标准提供一些参考，因为它这个数算出来非常大，按照这个数去补偿的话基本上受不了；第三是引导社会资金建立市场化运作的一些补偿基金；第四是把生态补偿跟生态产品的第四产业结合起来，跟EOD结合起来，把生态补偿这个制度让它活化，就是活力更强。

7月4日下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多部门地区办事处代表夏泽翰在“国际气候与环境治理青年论坛”主题论坛中强调：年轻人在人类和生态系统和谐共生中是不可或缺的夏泽翰在发言中讲到：习近平主席强调人类和生态系统这样的一个和谐的共生，这就提供了一个中国的解决方案。在这些方面，年轻人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他们在不断地推动可持续的发展，推动我们对于环保的理解，他们会通过他们的创新，通过他们的实践，通过他们的行为，通过他们的倡议来不断推动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来自于年轻人的强有力的声音，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了年轻人他们在采取行动，要求各国的政治家采取行动，来赋权年轻人，让他们能够更好地促进全球生态的治理。夏泽翰表示：气候相关的行动以及气候方面风险的这种减少等等，这需要大家采取全球的努力来探讨，采取全球性的这些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家庭当中，他们在努力给全球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全球性的平台，让年轻人来共同讨论气候相关的议题，同时参与到由全世界年轻人所共同参与的会议当中。

7月4日，中国科学院院士、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苏纪兰在“落实昆蒙框架：海洋保护地建设和南极公海生态保护”主题论坛上强调：健康海洋系统对全球治理的核心意义，论坛成果为“3030目标”提供了科学依据与实践路径。苏纪兰院士表示：一个健康的海洋系统对人类的意义不仅在于我们能保障可持续开发的资源，并且还决定我们能够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文化传承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挑战。两年达成的BBNJ有效达成了海洋体系的空白，为落实昆蒙框架所确定的“3030”的目标提供了抓手，接下来的协定的生效需要60个国家批准。今年联合国海洋大会期间，批准的国家从31个上升到50个，生效指日可待。虽然国家签了很多，但是从面积来讲，30%来讲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未来5年之内的全球的海洋保护建设将会在快车道上持续向前进行。自从2012年以来，中国始终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相当的建设高度上。去年我国发布了《中国海洋生态保护白皮书》，对此作出了完整的概括，在国内的海洋保护地方面，国家近几年完成了生态红线的划定，以及保护地的整合优化工作，很大程度上理顺了各类保护地措施的职能关系。在公海保护方面，中国也在BBNJ的协定和南极公海保护区的谈判当中做出了建设性的贡献，实施了公海自主休渔。相比于国内的管辖海域而言，公海当然还要牵涉到对外合作，有博弈，国际法、深海大洋、科研等方方方面，当然是比起国内来讲，海洋的保护来讲更具有挑战的领域。未来，我们将期待科学对政策的更深度支撑，将有更多生态重要区域会保护起来，并且在陆海统筹方面创新的治理工程也会展开，我们知道对海洋威胁来讲从陆地来的相当多的。

　　“认购碳汇制度实现了生态环境修复的多元化，突破了环境修复中地理环境的局限性。”7月5日下午，在2025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司法服务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法治主题论坛上，华东政法大学原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叶青就“双碳”目标下认购碳汇规则的司法完善作主旨发言。　　叶青指出，认购碳汇制度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4条生态损害赔偿责任承担形式的具体化。相比传统补植复绿等直接修复方式，该制度实现了生态环境修复多元化，突破地理环境局限。“生态司法 + 碳汇”“公益诉讼 + 碳交易”等模式，是司法助力“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也是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尝试。　　然而，碳汇认购制度虽方兴未艾，但司法实践尚未形成适用抑制规则。一方面，司法实践走在法律和司法解释之前。2022年6月最高法相关解释虽将认购林业碳汇作为替代履行责任方式，但实践中其适用未限于破坏森林资源行为，还涉及非法捕捞、安全生产案件等。另一方面，认购碳汇在环境损害赔偿体系中的构想未有效澄清，与直接损害赔偿责任承担方式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也未达成共识。　　鉴于认购碳汇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应明确其司法适用规则。其一，合理限定适用范围。虽最高法解释对森林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有相关规定，但实践中认购碳汇可扩展至存在碳汇损失的案件，但并非所有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承担都适用，如非法捕捞等案件就不妥。其二，坚守适用补充性。作为环境修复损害赔偿责任承担方式，认购碳汇具有补充性，应先要求责任人直接修复生态环境，无法直接修复时才采用认购碳汇。其三，加强实施效果监督。认购碳汇需多元主体协同，法院应发挥主导作用，加强资金账户管理和项目实施的司法监督。其四，规范刑法效果。司法实践将认购碳汇作为量刑事由，但依据和影响程度不清晰，建议通过司法解释明确，统一适用。　　叶青强调，认购碳汇由司法实践发展而来，可能成为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有益尝试。应依据其规范目的，总结实践经验，制定统一司法解释，完善司法规则体系，为碳汇认购制度提供法制保障。

　　7月5日下午，2025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分论坛——“加速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实现可持续绿色经济”主题论坛在贵州省贵阳市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举行。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副总干事斯图尔特·马吉尼斯在致辞中表示，随着各国寻求实现绿色转型和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模式，同时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土地退化等一系列危机的时候，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可以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更切实可行的前进道路。　　那到底什么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指保护，以及可持续管理和恢复自然生态系统，改造生态系统的行为，以有效和适应性的方式应对社会挑战，同时提供人类福祉和生物多样性效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副总干事斯图尔特·马吉尼斯　　　　从恢复退化的土地到保护水资源，再到建立气候适应能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已经为世界各地的政策、规划、投资决策提供它的贡献，同时也为应对当今挑战的共同驱动因素提供了一种综合的，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并且能够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减少不平等。　　　　中国不仅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一直在这一点当中领导发展，我要赞扬中国长期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并将自然置于中国自己发展模式的中心，像长江保护、退耕还林的这些举措，以及中国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基金，都是政策、科学和金融如何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相结合并且产生大规模系统性影响的有力证据。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非常感谢能与中国有长期的合作，最近通过亚洲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区域中心和位于上海刚刚成立的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暑期学校，也展现了我们是如何跨越国界进行伙伴建设的。

7月6日上午，在2025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生态文明与低碳韧性发展实践”主题论坛上，国际生态经济学会主席埃里克·戈麦斯-巴赫通以“生态文明与增长困境”为题作主旨演讲。埃里克·戈麦斯-巴赫通作主旨演讲。 “21世纪人类面临双重挑战：既要让全球人口摆脱贫困，又需在生态系统承载范围内维持经济活动。这一矛盾的核心，在于经济增长逻辑与生态可持续性的深层张力。”埃里克·戈麦斯-巴赫通说。 他以中国减贫奇迹为例，肯定了经济增长在提升物质生活水平、消除绝对贫困中的历史作用，但也面临着资源消耗与环境压力的上升。当前，全球经济年消耗约100亿吨资源，仅10%实现循环利用，90%被排入环境，直接导致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危机。 埃里克·戈麦斯-巴赫通指出，挪威等富裕国家生态资源消耗较大，孟加拉国等贫困国家未满足基本需求，中国作为中等收入国家正面临“发展与生态”的双重压力。他呼吁建立新的全球发展路径：富裕国家“收缩经济”以释放生态空间，非洲等贫困地区可在环境容量内继续增长，而中国等中等收入国家应加速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在有限星球上无限增长是不可能的。”埃里克·戈麦斯-巴赫通强调，构建生态文明需突破以GDP为核心的评价体系，转而以人类与环境福祉指标为导向，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终极目标。

7月6日上午，在2025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生态文明与低碳韧性发展实践”主题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围绕“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几点思考”作主旨演讲。他结合政策导向、数据支撑与实践路径，深入阐释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 “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这一重要指示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实践方向。”蔡昉作主旨演讲。如何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蔡昉指出，需要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双重破题。从全球视角看，1992至2014年期间，140个国家的统计显示：产出资本增长1倍、人力资本增长10%、自然资本则减少40%。而中国正以最大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加速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探索生态优势转化路径，将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中国方案”。 在经济学层面，蔡昉以“公地”（地方性资源环境生态）与“地平线”（全球气候变化）的隐喻，揭示了“保护”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解决好地方生态环境保护，才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另一方面，只有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才能构建激励相容环境，避免“搭便车”现象，实现“发展中保护”的可持续路径。 从实践维度看，中国经济已超越供给侧制约和产出资本不足阶段，发展制约转到需求侧，更优质的生态环境成为居民消费的新内容、人民生活品质提升的新追求。数据显示，2013至2023年间，国内旅游花费持续增长，反映出生态环境优化与消费升级的紧密关联。 “同时，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既是验收标准，也是建设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战略的结合点。” 展望未来，生态优势转化仍有巨大潜力待挖掘。蔡昉指出，自然资源中如化石能源、稀土、湿地已被开发，而有些尚有巨大的未知潜力，例如，生物多样性作为“不可数计的数据库”，可以破解食品、药物、材料等人类生存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