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能够为我们的绿色项目融资更多资金，加强生物保护力度，也让项目更加有经济效益。”7月5日，在2025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绿色金融：生物多样性金融体系构建和资源调动”主题论坛上，世界银行中国局首席环境经济学家乔万宁（Giovanni Ruta）在做主旨演讲时呼吁。　　在他看来，起步点是环境保护，但与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并不冲突。他列举了世界银行的一些项目，如在浙江，在保护湖泊生物多样性的同时极大地减少氮气和磷的污染，通过技术支持项目获得经济回报。世界银行中国局首席环境经济学家乔万宁（Giovanni Ruta）作主旨演讲　　乔万宁说通过巴西的一些项目，他发现帮助私营企业，可以同时有序关注生物多样性。通过私营企业可持续相关的债券，能够增加这些私营企业在生物保护方面的输出，同时还能保护非常脆弱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　　“我们做的是土地的信用借贷，做土地信用系统的创建。我们与中国在前线都使用大量的资金。中国在这个领域做了很多绿色融资的工作，如中国安吉村的建设，不仅仅聚焦于城市的发展，不仅仅是增加经济收入，同时也更好地巩固土地的应用。”乔万宁表示，希望把这些好的经验带到中国和全球，给中国和其他的区域带来更多讨论。

7月6日，2025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绿色融资与多边开发银行协同增效”主题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作主旨发言。他指出，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动荡与可持续融资缺口扩大，多边开发银行（MDB）正通过资金撬动、标准融合与能力建设三大核心功能，加速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发展。中国通过完善政策环境与市场机制，已成为全球绿色金融领跑者。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讲话王信回顾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SFWG）四年成果：2021年《可持续金融路线图》首次确立MDB提供长期优惠融资与风险分担的核心地位；2022年《转型金融框架》强化对发展中国家技术援助；2023年《技术援助行动计划》推动MDB制定更高气候融资目标写入G20峰会宣言；2024年垂直型气候基金评估报告提出优化MDB协同机制。当前南非担任G20主席国期间，SFWG聚焦破解私人资本参与共同融资障碍、建立MDB与商业机构运营协同、创新混合金融工具三大议题，相关成果将提交本年度G20领导人峰会。 王信介绍，MDB在华实践成效显著。 资金撬动：2023年全球MDB气候融资达1250亿美元（较2019年翻番），新兴市场每1美元MDB资金可撬动0.42-1.2美元私人资本。亚投行2023年气候项目占比达60%，相继发行首单15亿可持续发展熊猫债（2022）及1亿美元蓝色债券（2024）；新开发银行设40%气候融资目标，2016年首发30亿绿色金融债。   标准融合：中国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制定充分借鉴世界银行经验，2024年中欧新发布《多边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实现国际标准互认。 能力建设：亚投行推出气候政策性融资工具（2024.6），世界银行支持中国开展气候风险评估培训，亚行协助黄河流域环境信披试点。 王信强调央行三大支撑举措：制度架构方面，2024年出台《关于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等顶层设计，2025年将发布首部《绿色金融术语》国家标准；标准体系覆盖钢铁、农业等20余省市转型试点，正制定石化等7行业新标准及蓝色金融标准；  市场机制创新成效显著：碳减排工具累计带动贷款1.35万亿元（截至2025Q1），绿色贷款余额40.6万亿元、绿色债券余额2.13万亿元居全球前列，正探索扩大转型金融工具覆盖范围。 王信警示，在地缘冲突加剧、经济动能减弱背景下，国际可持续投融资面临更大不确定性。“多边开发银行的逆周期调节与风险缓释功能尤为关键”，他呼吁深化政策协同，“中国将持续优化环境，推动绿色金融与MDB效能倍增。”

7月6日下午，由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SEE基金会）、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办，贵州省投资促进局、贵州省生态环境厅承办的“多方协作推动ESG创新实践与绿色发展”主题论坛在贵阳举行，来自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ESG各领域高质量发展路径。　　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原驻华代表涂瑞和在致辞中表示，过去十年，全球ESG实践经历了从“企业自证”到“多方协同”的深刻演变。2025年全球ESG投资规模预计突破65万亿美元，其中超70%的项目由跨领域主体联合推动，由政府制定规则、企业输出技术、社会组织链接资源、公众监督参与，这种“生态化协作”正成为ESG落地的核心模式。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原驻华代表涂瑞和致辞　　ESG作为连接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桥梁，已从企业“附加责任”升级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它不仅是衡量组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标尺”，更是推动全球绿色转型的“引擎”。　　ESG的本质是“发展价值的重构”，政府的政策引导为ESG提供制度保障，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实践是ESG落地的核心载体，社会组织的桥梁作用能有效整合资源、传递需求，公众的参与则是ESG从“理念”到“行动”的最终推动力。四者的协同，既是破解ESG实践中“标准不统一”“执行有偏差”“参与度不足”等问题的关键，更是推动ESG从“局部探索”到“全局覆盖”的必然路径。　　中国在ESG领域持续发力，通过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推动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正逐步构建起一套完善的ESG政策体系和生态系统，为实现“双碳”目标和绿色低碳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新污染物治理与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密切相关！”7月6日，在2025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25美丽中国建设实践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江桂斌围绕“新污染物治理与美丽中国建设”作主旨发言，深入剖析新污染物治理对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意义，并探讨了当前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江桂斌以大量的实例揭示了新污染物的普遍性与隐蔽危害：“我们环境当中十年、二十年以前使用的分子已造成大问题。比如全氟化合物是‘永远的化学品’，环境中每一寸土地、每一个水体都存在；饮用水找不到没有双酚A的水体；汽车轮胎抗氧化剂6PPD排放到水体可造成大马哈鱼死亡。”他更担忧地表示，已知结构只是冰山一角，“大量污染物我们不知道含量、也不知道毒性。”　　新污染物的治理已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2022年《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出台，相关治理连续进入政府工作报告。他强调其与美丽中国建设的深刻关联：“这是生态环境刚性需求、污染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公共健康保障的关键，更是落实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目标的重要抓手，已纳入生态文明建设考核指标。”　　面对治理中的科技难点，江桂斌系统剖析了十大挑战。首要问题是定义边界：“登记化学品每天增加10万多，每年增率20%，若不修订定义，不可能每个都治理。”他主张聚焦具有长距离迁移、高毒性及累积性特征的化学品。同时，“缺乏标准”是严峻瓶颈，他特别指出当前清单治理的困境：“多个省市（自治区）都制定了行动方案，但缺乏针对性。”　　替代品研发是绿色转型的核心难点。“匆匆忙忙找的替代品功能差，毒性甚至更高。”他以全氟化合物治理为例说明技术创新方向：“我们思路是增加一个氧，增加活性点使其易分解，减少持久性。”但技术落地仍存鸿沟：“目前尚无任何技术能大规模治理低浓度PFAS（全氟化合物），有些化合物五十年不降解，尽管有7、8种降解技术，但如何放大应用到江河、饮用水是关键。”　　“新污染物治理是美丽中国建设深层次的需求，”江桂斌最后强调，新污染物治理是填补污染治理盲区、实现环境深层提升的必然要求，“关乎碳中和，必须纳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核心议程”。他呼吁从三方面着力：准确把握国家需求；树立长期治理理念，清醒认识“没有新污染物不可能，因生活和经济本身需要”；推动人工智能在清单治理与技术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

主持人：马代表您好，感谢您接受采访。从全球视野来看，当前世界各国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都面临哪些共性的挑战？    马超德：非常高兴，我已经十多次来到贵州，第四次参加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这个论坛从创建之初到十二届举办以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取得了非常卓越的、国内外都认可的成就。论坛以生态文明作为主题，开展广泛地研讨，我觉得对全球生态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刚才你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全球的生态治理面临主要的挑战？根据相关机构和国内外报道各国专家共同认可，全球生态治理面临三大挑战：一是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二是气候变化；三是环境污染。第一，生物多样性丧失。根据联合国2019年5月在巴黎发布的报告，全球有100多万物种面临灭绝，许多都是在近几十年发生的，这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如何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问题需要全球的智慧、全球的努力、全球的共识。第二，气候变化问题。现在人类社会经历了最热的时间，2024年也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它的最高温度比历史记录都高了0.07摄氏度。第三，环境污染的问题。无论是点源污染还是面源污染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和问题，需要从科技、从治理、从行动、从企业参与、从公众参与方面来解决系统性的问题。主持人：刚才您讲到您参加过很多次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您也发现了本次论坛有许多国际组织的参与，国际化略有提升。关于本次论坛对于推动国际间的合作来应对这些挑战，您觉得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马超德：论坛已经举办了十二届了，参与的广度、深度都在不断增加，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都在积极参与论坛，无论是国际机构包括联合国机构、NGO机构，还是企业都广泛参与了论坛，我觉得参与横向的面和纵向的面都非常值得全球其他论坛借鉴，非常突出的一点是去年组建了国际、国内两个咨询委员会，叫外方委员组和中方委员组，中方委员组由潘家华院士来领衔作为召集人，外方由Eric（原联合国副秘书长）来召集外方的专家。无论是中方、外方专家都是齐心协力利用自己所学、所知、所有的资源、所有的战略思考来贡献于论坛的维护、发展、创新和壮大，所以我觉得2025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已经凸显了委员会的作用。非常荣幸成为外方委员昨天也召开了全体2025年全会，我们一致认为论坛要办出它的特色，办出它的成效。一是成为生态环境领域国际合作的桥梁和纽带。二是成为多方合作的平台和渠道。三是要务实、创新地以贵州为示范，为贵州的生态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窗口。既然在贵阳建立长久的论坛，贵阳作为永久的举办地，我们如何利用生态文明的理念，确保贵州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我觉得这是论坛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每次全会上我都提出这样的问题，也得到了中外嘉宾的一致认可，他们给予了我很多回应，他们讲话中也一致提出对我的观点。我觉得通过中外方委员的共同努力，在国家的领导下，在贵州省委省政府的努力下，一定会办出国家级、国际论坛的特色，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也为贵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很好的平台和桥梁。主持人：谢谢您。您在联合国计划署长期从事可持续发展相关工作，您从主导或参加过有哪些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项目？马超德：非常高兴我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经工作了15年了，原来也在国家部委工作过十多年，也在国际环境NGO工作中，UNDP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的国际机构，我们建立驻华代表处已经46年了，今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我们即将跟中国政府签订未来5年的合作框架，现在我作为星球部的主任，同时也是助理驻华代表，我来负责整个资源、环境和气候变化、能源领域的工作。我们与国家的十多个部委、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海洋局、中国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等合作，推动中国的山水林田湖草沙统一治理的局势，通过全球环境基金和《蒙特利尔协定书》等垂直基金、企业、大学参与，共同推动中国的生态治理工作。可以举几个例子，第一，在全球环境基金第五增资期的时候跟国家林业局和环境局合作，推动中国的湿地保护地体系建设的工作，项目大约有2600万美元，在全国7个省来实施，系统地推动了中国湿地保护的进程。很高兴地看到《中国湿地保护法》2021年通过全球人大审阅，2022年6月1日正式实施。同时也支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的出台，近几年贡献了全球的智慧，贡献于中国与国家公园法的撰写和评审工作。希望通过全球171个国家的智慧、网络和经验贡献于中国的生态建设，湿地项目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因为湿地是地球之肾，有生态服务功能、支撑服务功能、文化服务功能、产品服务功能。近几年也在推动中国可持续农业工作，刚才我在报告中也介绍了海南的可持续农业项目，通过激励机制引导当地的农牧民保护好老品种和土产品，它（老品种和土产品）才是端牢自己饭碗的根基。没有遗传资源，我们的粮食安全就没有保障。确实，我觉得这个项目是对中国这样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我们跟国家生态环境部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合作，推动了国家公园改革、体制机制建设的项目也是刚刚通过中期评估，获得了满意的成效。包括主流化层面、立法、规划、标准等等。在全国6个省开展示范，通过这个过程引进了国内外先进经验和技术，实现了知识分享，公众意识也得到了广泛提升。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已经宣布建立了5个国家公园，未来还会有一系列新的国家公园将要建设，希望以国家公园建设为主体，保护好我们的绿水青山，保护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这是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主持人：您刚才所提到的项目中您认为有哪些项目可以在贵州进行推广？马超德：刚才提了这么多的项目，UNDP在贵州的项目非常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项目，在全球环境基金第五增资期的时候有2200万美元生态补偿项目，在赤水河示范。我国的生态补偿通常是垂直补偿，从中央到地方落实资金、拨付资金，实现生态补偿。国际上通行的，对中国有借鉴意义的方法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横向的生态补偿。通过在赤水河示范，与茅台等酒业集团合作，通过发挥他们CSR和ESG的功能，建立了与赤水河上游当地社区的横向协议关系，拿出他们一部分企业的利润，贡献于上游农牧民生计的发展，他们有积极性保护好当地的山水林田湖草，有更多的水资源、更全天候的为下游提供水资源的保障。如果没有良好的水资源、足够的水资源，企业就无从谈起，茅台酒就成了无源之水。保护好绿水青山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可持续发展都依赖于绿水青山。主持人：谢谢您，贵州近年来大数据产业发展得颇有成效，您认为贵州要如何将我们的大数据优势和“两山”实践相结合、相融合，才能够创造出更大的价值？马超德：大数据、网络化和人工智能是当今科技进步的标杆，也是前沿科技方向。我在跟中外委员讨论的时候，包括杨省长主持的全会上我提到贵州一定要发挥贵州的优势，贵州有非常好的优势。第一，多彩贵州、爽爽贵阳，它的绿水青山，它的PM2.5，它优良的空气质量，优良的山水，这些是难得的财富。第二，贵州的大数据，作为数据中心有它的硬件和软件，能够贡献于生态治理工作。无论是从空间规划的角度、从信息平台搭建的角度、从知识分享的角度、从具体监测评估的角度，包括将来中长期规划，利用网络化、大数据来做规划，确保一张蓝图画到底、干到底，大数据具有非常重要的优势。第三，贵州也是我国绿色金融示范区，很高兴贵州省金融办也向UNDP递交了希望在贵州推进生物多样性金融的意向书，我们也正在探索融资，以此支持贵州的生物多样性金融工作，这是绿色金融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觉得在贵州如何发挥好至少这三个方面的优势，对于贵州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主持人：谢谢，非常感谢马代表，我的采访就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现场媒体自由提问。贵州广播电视台：有一个问题，您刚才也提到了“两山”理念，今年是提出“两山”理念的20周年，您觉得“两山”理念对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最深远的影响有什么？另外结合贵州来讲，您刚才讲到了贵州优势，我们应当如何去实现？我们是否有一些实现的优秀案例？是否可以分享一下，是否会对国内国际上也带来一些创新的案例？马超德：你这四五个问题汇成一个问题了，一个一个来，这四五个问题，我记问题同时又在想答案，这确实对任何人来讲都是非常难的，你一个一个讲。贵州广播电视台：第一个问，今年是“两山”理念20周年，“两山”理论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一些什么样的深远的影响，刚才说了优势和我们做出的一些实践，您觉得有什么深远的影响？马超德：“两山”理论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建设的理论，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源泉和根基，为什么要建立生态文明？如何实践生态文明？第一，实现“两山”理论是根基，是精神支柱和核心。今年是“两山”论20周年，同时也是生态文明思想10周年，这足可以看出两者的关系。第二，从联合国2030年17个发展目标来看，可以把它做成一个蛋糕，实际上绿水青山包括山水林田湖草都是蛋糕的基座，就像建大楼一样没有基座万丈高楼就无从谈起，这是根基，是我们的绿水青山。有了蛋糕的基座，我们才可能考虑社会的良治，如果社会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支撑，社会是无从谈起，生态兴则文明兴。可见生态文明对于中华民族发展、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意义。第三，经济发展，如果没有良好的绿水青山就没有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就更谈不上经济和发展。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四产业都离不开绿水青山和良好的社会秩序，才能够有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第四，全球的合作和治理。足以看出“两山”论和生态文明建设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辩证与统一的关系。贵州广播电视台：第二，刚才您的回答中讲到了贵州实践上做得怎么样，应该怎么去做，您讲到了贵州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优势，贵州是否已经做了一些创新性的或者是成功的案例，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是否会对国内甚至是国际上的生态文明建设有一些创新性的代表？马超德：刚才我讲的赤水河生态补偿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既结合了西方社会的横向以市场为导向的补偿机制，也结合了中国社会的特点，利用稳定的政治治理，贡献于协议的达成和协议形成后的可持续发展。贵州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刚才听贵州大学校长讲的确保做干净的厂、做绿色的厂、做无污染的厂，其实也是很好的案例。只有通过先进的技术、通过现代化的治理更好地贡献于绿水青山，更好地转化为金山银山，这既是贵州的案例，也是中国故事，更是世界可以借鉴的一些很好的经验。贵州广播电视台：您刚刚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成功案例，我们也知道今年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第10周年，中国近年来在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做出努力，比如太阳能、新能源车、大数据。您如何评价中国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上做出的贡献，我们如何将中国智慧更好地输出向全球各地？马超德：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17个目标中有许多目标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但是大部分目标停滞不前并出现了倒退。对于我们还有5年时间实现来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如何集中全人类的智慧，团结协作实现这17个发展目标确实是非常有挑战的。我也看了中国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SDGs的报告，中国确实是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方面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大部分目标都逐渐地向目标达成做最后一公里的努力，但与预期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不及预期。如何更好地统筹经济社会？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中国2030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确实需要集中精力，有战略、有定力，有具体的行动措施，有足够的资金支持，还要有社会各界的共同行动才能够实现。贵州广播电视台：中国有哪些成功案例可以供海外一些国家来借鉴？马超德：生态保护的案例刚才已经讲了，完全可以值得全世界来借鉴，我们节污降碳的行动、技术革新和具体的方案和规划，包括我们承诺30、60的“双碳”目标都是我们做出的庄严承诺，这都是可以值得全世界借鉴的。尤其是扶贫方面，对于全世界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我们用9%的耕地养活了全球22亿的人口，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生存权才是最基本的权利。主持人：谢谢，非常感谢马代表，我们的采访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您。

主持人：陈教授您好，对于论坛举办地贵州，您认为还可以在可持续绿色经济转型上，给到什么样意见和建议？陈诗一：对于贵州，我们都知道贵州是一个爽爽的贵阳、美丽的贵州，是一个生态资源十分丰富的省份，生态禀赋也是贵州天然的比较优势。我想未来贵州的发展应该在此情这样的一个绿色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去推动这种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推动生态产品的转化，来发挥贵州的资源禀赋，要依托这样的比较优势来进行可持续的发展，我想这是贵州未来应该发展的方向。主持人：您如何评价贵州在发展与保护平衡上的经验与成果？陈诗一：因为复旦大学可持续发展绿色金融团队这么多年来跟贵州省一直有紧密地合作，根据我们的观察，贵州省在过去几十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的背景下很好地进行了可持续的、基于资源禀赋的发展。我们看到，贵州省也是全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示范区——贵安新区。在此基础上贵州省进行了全省在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开放，把生态禀赋、绿色资源很好地转化成经济发展的这种资金的保障。这方面贵州在全国做得也是很有特色的，当然，贵州也都知道，在过往做了基于生态禀赋的发展，贵州省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在全国很有名。这把贵州既利用了它的生态禀赋的比较优势，同时又利用经济社会的发展，克服了山多水好但是交通不便，通过交通便利的状态，我想会为贵州省未来进一步地基于生态禀赋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主持人：谢谢您。您认为2025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如何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等领域来如何进行合作？陈诗一：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我刚才听了举办了十五年，在中国生态文明领域唯一一个国家级的国际论坛，很好的声誉。通过该国际论坛的召开，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政要，全国各省、市、地方，很多的企业都来参与其中，一方面分享国际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另外一方面同时也是国内各个地方对于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的一种有效交流。这种国际、国内互相交流，是我们互相学习、借鉴有益的经验，同时避免一些可能不合理的做法，这是国际论坛交流核心要义所在。我相信贵阳国际论坛的召开对于推动贵阳的生态绿色发展，推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会发挥它应有的重要的作用。主持人：您刚才有提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您之前在您的论坛或者论文之中也有提到过“碳中和”要与中国式现代化相促进，在“双碳”目标四周年之际，中国要如何来平衡工业脱碳压力和经济增长的问题，当前最大的矛盾是问题？陈诗一：脱碳与发展，讲得更广义一点是环境与发展，这是一个全球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这也是多年发展来始终在争论的问题，往往来讲可能是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讲环境、环保，经济发展低迷了，环保就松了一点。始终是多年来一直是这样的状态，不仅仅是中国，全球也是处于这样的状态。所以平衡、均衡从全球来讲它其实不是一个我们可不可以选择的问题，全球气候应对，巴黎协定，包括你也讲到因为全球气候升温未来会对全球地球的面貌、地理状态发展有深刻的变化，会影响人类的生存。这是大的来讲。从中国来讲，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发展早年也是一种粗放的模式，高排放。其实我们自己的环境承载空间也没有了，最典型的例子是十年前雾霾，大家印象还是很深刻。雾霾十面埋伏，每个人生活在你的环境空间都不行，没有空间，其实是没有选择。当然，从中国政府生态文明建设，基于看到这样的情况才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这是十八大提出来的，就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位一体”的总体战略布局，生态文明建设跟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是同样重要，其实它不是并行，而是交融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之中。最近我也看到了中央国务院刚刚发布了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文件，全面绿色转型是新时代国家治国理政这种新理念、新实践的重要的标志。所以，我觉得现在经济发展调整期其实也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期，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当下我觉得这个困难也不是环境保护所带来的，而是可能因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国际经济、贸易形势的变化等等带来的机会，不是环境保护所造成的。我们一直要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方针。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是今天国际论坛的主题，所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面绿色转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意。应该讲到这样一句话，总书记讲的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还有一句话，新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绿色生产力就是新的生产力，我想这很好理解，新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怎么理解？两句话都曾经按照我们讲是充分必要，等价的关系。等价的关系，我想不是选择的问题，而是我们必须更好地把它做好环境与发展平衡的问题。主持人：是的。您如何来理解绿色这两个字？陈诗一：绿色？你可能更关心的是可持续的发展，可以理解成可持续。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刚才讲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种状态。我们叫做生态文明建设，有不同的表达方法，核心要义是我们的发展要与自然、环境和谐，这样的发展才是我们人类发展的真正未来正确的方向。你笃笃想一想，如果仅仅是为了经济上的改善，但是却破坏了我们所生存的环境，这样的经济改善其实是得不偿失的。对不对？也是不可持续的，终究是要调整回来的。所以绿色发展是一种可持续的、长期的、健康的发展之道。主持人：非常感谢陈教授，看看各家媒体还有没有其它想要提问的问题。谢谢陈教授。贵州新闻联播：我们想请教授在这一次论坛上比较关心的话题和议题稍微做一下讨论？这次整体的主论坛上是有相关绿色金融话题的论坛，这个论坛上您会去参加吗？对于这一块论坛上您关心的话题是什么？陈诗一：这次国际论坛主题刚才讲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球的一个绿色转型的话题。我也注意到论坛有四个板块，有20个主题论坛，我会在这样一个绿色金融的主题论坛上有报告。复旦大学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团队一直跟贵州省金融办、生态环保局、教育厅有紧密的在绿色金融方面的合作。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合作是复旦大学与贵州省委省政府双并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这次绿色金融主题论坛，复旦大学是作为主办方，复旦大学联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还有我们共同贵州省应该是金融办由人行贵州分行一起来承办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论坛。当然，为什么主题如此之重要？我们讲绿色发展需要资金的支持和保障，如何引领资金、资本来投向所需要的可持续发展的领域，包括今天绿色金融主题论坛聚焦生物多样性金融，其实也是很多的，绿色金融是一个比较广义的概念。它下面有支持新能源发展的金融，支持重化工业转型的金融资本，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等，涵盖了很多内容。我们这次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金融，因为论坛召开在贵州，贵州本身是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省份。所以我们想在贵州谈生物多样性，谈生物多样性金融再合适不过了。我们应该深度参与这样的论坛，与贵州省在这个领域合作。贵州新闻联播：像现在贵州省作为一个能矿资源大省，贵州在倡导富矿精开的战略，您觉得我们在工业转型上怎么样更好地引导绿色金融、绿色资源去参与到贵州省的工业转型？陈诗一：工业转型，因为其实贵州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可能在其他的资源性的省份更突出。因为中国的绿色转型，跟其他国家不一样，中国还是工业大国，工业大国有相当一部分还是传统的工业。包括资源性的、能源生产性的工业。按照现在转型发展方向来讲，这些传统的工业要改造升级，深度转型升级，这是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内容。我想作为贵州省这部分的工业在深度转型升级理应要再选新的能源发展的原则，可能也没有条件通过以前的模式，还是要借助于新的科技创新、新的技术来对传统的这些工业，对于能耗性的生产部门实行技术的升级。要把传统的工业部门转型升级成未来的一种新型的工业、新型的制造业，这种部门，转型升级是我们大家要做的，这需要技术、需要资金，需要绿色金融或者是转型金融过程中发挥作用。贵州新闻联播：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教授。主持人：还有其他媒体需要提问的吗？没有了。谢谢陈教授。

提问：很高兴见到您，史蒂文先生。回答：是的，很高兴见到您。提问：感谢您抽出时间来参加这次采访。这是您第一次来贵阳参加这个论坛吗？您对这里的印象如何？能否描述一些有趣的部分或整体体验？回答：这是我第一次来贵阳。让我印象深刻的不仅是这个论坛，还有这座城市，以及这里正在进行的所有工作 —— 这些工作旨在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并确保这一理念成为推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重要部分。我觉得这个论坛正体现了这一点，也展现了相关的领导力和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支持，这非常鼓舞人心。是的，爽爽的贵阳 —— 贵阳，对的。这里非常酷，也很舒适。气温很宜人，和英国差不多，对吧？感觉很相似，但贵阳更美，群山和森林真的很美。这几天我特别喜欢这里的云。现在北京挺热的。提问：这个论坛多年来汇聚了全球智慧。您认为在推进气候解决方案和生态文明理念方面，我们应聚焦哪些成果？回答：我认为，像这样的论坛最重要的是让人们齐聚一堂，倾听不同的国际声音并分享经验。因为世界上每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自身生存环境方面都有不同的经历，分享这些经验能帮助我们共同构建领导力。我注意到这个论坛的规模和声誉都在不断提升，吸引了更多新的参与者。这是我第一次来，希望以后还能再来。提问：欢迎欢迎，希望如此。我知道全球大学气候联盟之前也参与过这个论坛，而我们剑桥大学是该联盟的成员，所以能借此汇聚各高校参与论坛，在推动青年和教育的重要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对我们面临的整个挑战而言至关重要。您刚才提到了剑桥大学，它非常有名。您认为我们是否有可能在生态文明或绿色教育方面开展进一步合作？回答：我不能代表剑桥大学发言，因为我不是学校的领导者，但我知道剑桥很多人都认同生态文明的理念。我们有 “剑桥保护倡议”，汇聚了非政府组织和学者，围绕自然保护展开探讨，强调自然应成为社会的核心。我认为这与生态文明的理念高度契合。提问：您近期参与了很多关注绿色发展和绿色转型的论坛，在推动技术创新和低碳发展方面，您有哪些见解？回答：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展示这些绿色技术如何改善人们的生活。如果人们觉得这些技术能帮助他们生活得更健康、更富足，就会更愿意支持和参与这些技术与解决方案。提问：很好。您是否愿意分享一些可行的建议，帮助推动国际社会与贵州省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回答：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认为国际合作始于信息共享。通过分享各自的行动、兴趣和自身情况，才能建立信任。就像我的同事所说，从知识到行动，通过知识共享，我们才能建立关系、增进信任。提问：这真是个好主意！希望下次您再来的时候，我们能成为老朋友。回答：我也希望如此。非常感谢您，感谢您抽出时间。

提问：首先，感谢您接受采访。我听说您来过这个论坛很多次了？回答：是的，我参加过好几次这个论坛。提问：今年的论坛和往年有什么不同？回答：我认为今年更需要深入了解中国的经验，并与国际社会交流。当前多边主义面临挑战，国际合作环境不如预期，因此通过论坛这样的平台进行交流、学习，尤其是倾听中国的实践经验，变得尤为重要。另一个关键点是，论坛能帮助世界理解生态文明的整体观 —— 这一理念根基深厚，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民众都广泛支持。我认为这些都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提问：您刚才提到了 “两山” 理论。贵州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比如绿水青山，我们该如何利用这一优势？回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世界上很多地方将自然环境问题与政治、经济讨论割裂开来，而 “两山” 理论将生态保护纳入发展核心 —— 环境问题不能孤立看待，必须与政治、经济、发展等议题统筹考量。中国作为大国推动这一理念，且得到最高层的政治支持，这对世界其他地区是重要的借鉴。提问：您是绿色经济领域的专家。我们都知道，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可持续发展需要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这之间必然存在矛盾，如何平衡？回答：这个问题很好。我想从两方面来谈：首先，保护自然和生物多样性是根本。中国建立了世界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的机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与中国合作紧密，我们支持地方政府和保护区获得 “绿色名录” 认证，这是对有效保护的认可。其次，这又回到 “两山” 理论 —— 自然在应对气候变化、减灾、粮食安全等社会挑战中发挥关键作用。IUCN 提出的 “自然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框架已发展了二十年，而生态文明理念与这一框架高度契合。平衡的关键在于：既要明确保护自然，也要在应对土地退化、气候变暖等挑战时，合理利用自然的可持续价值。当然，取舍不可避免，但重要的是正视这些权衡，避免重复牺牲生态的短视决策。中国地方政府与中央协同发力，能精准把握权衡的时机与尺度，这一点值得肯定。提问：您提到与中国政府有很多保护项目合作，能举例说明吗？回答：这次来中国的一个重要项目，是与自然资源部和上海市政府合作举办首届亚洲自然解决方案暑期学校。两周的活动中，我们邀请了亚洲多国政府官员和规划者，不仅在课堂学习，更实地考察了上海的城市生态解决方案，以及丽水的防灾减灾实践。中国在自然解决方案领域有很多成功案例，我们借此向各国官员展示，项目非常成功。此外，IUCN 过去支持中国国家公园体系框架的制定，15 年前还与原国家林业局、北京市政府合作过密云水源地保护项目。提问：贵州拥有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雨林覆盖和气候条件，基于这些优势，未来可以在哪些领域开展进一步合作？回答：我今天下午刚和省领导交流过，贵州在生态领域有很强的领导力。生态论坛不仅是实践生态文明和自然解决方案的 “实验室”，更已取得诸多可验证的成果。未来合作可以聚焦于将贵州的经验模式化，向世界展示如何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可持续发展动能。提问：今年我们关注绿色转型，您对贵州发展可持续绿色经济有何建议？回答：若要实现可持续绿色经济，需要延续中国及贵州已有的实践，并进一步深化 —— 避免单一政策目标，采取跨领域协同的整合式策略。以可再生能源为例：我们需要快速扩大风电、光伏等装机容量，也需要新建电网输送电力，但过去类似基础设施建设常以牺牲生物多样性为代价。可持续的绿色经济应追求 “自然正向”（Nature Positive），比如上周我在盐城看到的海上风电项目，通过科学规划减少对候鸟等生态的影响，这就是很好的范例。提问：最后，作为论坛的老朋友，您对本届论坛有什么期待？回答：我期待论坛能促成深度的国际交流，分享中国在绿色发展转型中的清晰洞见与实践案例，让世界看到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今年 10 月，IUCN 将在阿布扎比举办大型会议，我希望能把论坛的经验带到那里，与全球上万名环保人士分享。感谢您的精彩回答。很高兴见到您，期待明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