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2025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绿色金融：生物多样性金融体系构建和资源调动”主题论坛举办。“复旦大学将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度融入人才培养、科研创新与社会服务的全链条，以坚定步伐践行可持续发展承诺，在2025年QS世界大学可持续发展排名中位居内地高校首位。”致辞环节，复旦大学校长金力报告了复旦大学围绕绿色金融研究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构建的“融、汇、贯、通”四维创新网络情况。复旦大学校长金力“融”合学科，厚植根基。学校大力推进学科交叉创新，深度融合经济、金融、环境、大气、生态、管理、法律、计算机和人文等学科，构建特色交叉课程模块，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尤其是依托强大的经济金融学科集群优势，聚焦绿色发展的理论突破，积极承担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多项研究成果发表于Nature和《经济研究》等国内外顶级期刊，为绿色金融理论体系贡献核心智慧。“汇”聚各界，共育英才。复旦牵头组建了跨界的教材编写团队，汇聚来自政产学研30个单位的数十位作者，编著国内首套绿色金融系列教材，其中就包括广受好评的《绿色金融概论》；设立了“绿色金融与新金融”等特色课程，系统嵌入国家双碳政策解读、碳市场机制设计等内容，并邀请政策制定者参与教学研讨；依托国家级课题和咨政服务，指导学生参与地方绿色金融试点方案设计，培养知行合一的复合型人才。“贯”穿实践，服务国家。近年来，学校先后成立了保险应用创新研究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推动理论向实践转化。其中，保险应用创新研究院携手业界，聚焦气候变化、减污降碳、生物多样性等方向的前瞻性研究和应用创新，致力于打造一流智库和人才培养平台；绿色金融研究中心聚焦气候投融资、转型金融等领域，主导长三角“40+1”城市群绿色金融竞争力研究，在生物多样性金融领域率先布局，承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生物多样性金融项目，研究成果直接支撑了上海立法实践；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定期发布复旦碳价指数，组织编制复旦碳信用评级体系，建立复旦碳信用评级、碳价等数据库，为国家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提供定价“锚点”。“通”力合作，开放共赢。复旦大学积极创新多方联动机制，发起成立全国高校绿色金融研究联盟，联合20多所高校持续探索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在贵州的大力支持下，联合贵州财经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共建“贵州省绿色金融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创新中心”，深化区域合作。同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拓展国际视野。

7月6日上午，在2025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生态文明与低碳韧性发展实践”主题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庄贵阳围绕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全面绿色转型发表主旨演讲。　　面对联合国秘书长警示的“全球沸腾时代”，气候风险已成为转型核心议题。他指出：“气候风险这个话题是我们全面绿色转型不能回避的。”　　他提出“低碳韧性发展”概念，低碳韧性是一种综合性的气候行动计划和决策方法在面对气候变化，气候灾害风险以及疫情等突发公共性事件，加速减排减缓气候变化的能力，另外一个方面通过韧性的措施吸引气候变化的能力，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相互适应。　　他强调需通过政策设计协同减缓（自上而下）与适应（自下而上）行动，在应对气候灾害和突发公共事件中实现减排与韧性能力双提升。　　今年正值中国“双碳”目标提出五周年及《巴黎协定》签署十周年。庄贵阳分析，中国式现代化与“双碳”目标相辅相成，区别于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路径，中国探索的是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协同的创新模式。　　当前绿色转型面临根本性变革：工业化体系需转向零碳体系，需健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的体制机制，政策应具备透明性和可预见性以激发创新活力。　　他特别强调，“双碳”目标正驱动绿色新质生产力发展。全球科技革命加速下，数字技术与绿色能源融合催生新产业赛道，中国新能源产业已为全球碳中和作出实质贡献。　　在气候适应领域，庄贵阳援引世界资源研究所数据称，每投入1美元气候适应资金可带来10年综合收益。城市作为减排主战场和脆弱性集中区，通过低碳试点、韧性城市建设将释放巨大潜力。　　庄贵阳总结称，中国正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自然与气候目标统一。推动全面绿色转型，既需“双碳”目标引领创新，更需在统筹安全中增强发展韧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

7月6日，“生态文明与低碳韧性发展实践”主题论坛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生态文明建设教研室主任李宏伟系统阐释了美丽城市建设与城市韧性发展的融合机制。　　他指出，城市作为人口、经济活动和资源消耗的集中区域，面临严峻挑战：全国1/3城市空气质量未达标，PM2.5浓度达发达国家3-4倍；县级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持续攻坚；城市污水收集率不足75%；绿色建筑占比低于1/5。在城镇化率将超70%、10亿人口聚居城市的背景下，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　　李宏伟援引《美丽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提出的五大导向——绿色低碳、环境优美、生态宜居、安全健康、智慧高效，强调这是提升韧性的政策基石。他以北京实践为例：2023年“7.20”暴雨引发门头沟、房山地质灾害及永定河流域洪水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推动“花园城市”建设，通过生态空间布局实现“蓝绿交织、工农融合”，既落实“海绵城市”要求，又使市民获得“推窗见绿、道路宜人”的环境，同步增强生态适应性与灾害抵御力。　　针对韧性城市建设，李宏伟提出三大整合路径：　　第一，生态空间优化：延续花园城市思路，扩容绿地与生态廊道；　　第二，产业绿色转型：推动高碳产业向绿色低碳新兴产业转变；　　第三，多元协同治理：构建政府、市场、公众共治格局，引导市场主体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激活公众参与，形成“规划-建设-治理”全链条体系。　　他特别指出，当前需重点升级市政设施智能化改造、能源多能互补系统及低碳交通网络，并通过数字化赋能打通自然资源规划、确权与多部门协同壁垒，最终构建“令人心里踏实”的韧性城市。

“三分之二的世界人口已经住在城市里面，预计到2050年有70%的人口会移居到城市。城市用地和生态多样性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如何进行生态有效、自然向好、正向发展的城市建设也尤为重要。”7月5日，在2025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绿色金融：生物多样性金融体系构建和资源调动”主题论坛上，世界银行中国局高级城市发展专家黄琪芸在进行圆桌讨论时说。　　黄琪芸透露，6月27日世界银行执行层已经批准了2.5亿美元的贵阳投资，支持阿哈水库的建设，包括离贵阳市中心最近的国家湿地公园（阿哈湖湿地公园）。2025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绿色金融：生物多样性金融体系构建和资源调动”主题论坛圆桌讨论　　她认为，贵阳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生态系统图，有非常大的生态价值。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能够实现低碳发展，以自然为中心的发展。　　“从自然的角度是最先想要实现的任务，希望找到生态系统服务的底线，找到城市生态多样性的底线，从而去了解如何保护和加强它。”黄琪芸说。　　她举例，世界银行在城市规划方面做了很多项目，作出了积极贡献，运用了很多创新化的金融工具，如BBVA债券、NBS的机会扫描及终端性的金融框架指南。　　谈及对绿色金融生物多样性的期待，黄琪芸说：“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以及本地的社区，尤其是本地的社会，需要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希望能够为我们的绿色项目融资更多资金，加强生物保护力度，也让项目更加有经济效益。”7月5日，在2025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绿色金融：生物多样性金融体系构建和资源调动”主题论坛上，世界银行中国局首席环境经济学家乔万宁（Giovanni Ruta）在做主旨演讲时呼吁。　　在他看来，起步点是环境保护，但与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并不冲突。他列举了世界银行的一些项目，如在浙江，在保护湖泊生物多样性的同时极大地减少氮气和磷的污染，通过技术支持项目获得经济回报。世界银行中国局首席环境经济学家乔万宁（Giovanni Ruta）作主旨演讲　　乔万宁说通过巴西的一些项目，他发现帮助私营企业，可以同时有序关注生物多样性。通过私营企业可持续相关的债券，能够增加这些私营企业在生物保护方面的输出，同时还能保护非常脆弱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　　“我们做的是土地的信用借贷，做土地信用系统的创建。我们与中国在前线都使用大量的资金。中国在这个领域做了很多绿色融资的工作，如中国安吉村的建设，不仅仅聚焦于城市的发展，不仅仅是增加经济收入，同时也更好地巩固土地的应用。”乔万宁表示，希望把这些好的经验带到中国和全球，给中国和其他的区域带来更多讨论。

7月6日，2025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绿色融资与多边开发银行协同增效”主题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作主旨发言。他指出，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动荡与可持续融资缺口扩大，多边开发银行（MDB）正通过资金撬动、标准融合与能力建设三大核心功能，加速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发展。中国通过完善政策环境与市场机制，已成为全球绿色金融领跑者。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讲话王信回顾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SFWG）四年成果：2021年《可持续金融路线图》首次确立MDB提供长期优惠融资与风险分担的核心地位；2022年《转型金融框架》强化对发展中国家技术援助；2023年《技术援助行动计划》推动MDB制定更高气候融资目标写入G20峰会宣言；2024年垂直型气候基金评估报告提出优化MDB协同机制。当前南非担任G20主席国期间，SFWG聚焦破解私人资本参与共同融资障碍、建立MDB与商业机构运营协同、创新混合金融工具三大议题，相关成果将提交本年度G20领导人峰会。 王信介绍，MDB在华实践成效显著。 资金撬动：2023年全球MDB气候融资达1250亿美元（较2019年翻番），新兴市场每1美元MDB资金可撬动0.42-1.2美元私人资本。亚投行2023年气候项目占比达60%，相继发行首单15亿可持续发展熊猫债（2022）及1亿美元蓝色债券（2024）；新开发银行设40%气候融资目标，2016年首发30亿绿色金融债。   标准融合：中国生物多样性金融标准制定充分借鉴世界银行经验，2024年中欧新发布《多边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实现国际标准互认。 能力建设：亚投行推出气候政策性融资工具（2024.6），世界银行支持中国开展气候风险评估培训，亚行协助黄河流域环境信披试点。 王信强调央行三大支撑举措：制度架构方面，2024年出台《关于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等顶层设计，2025年将发布首部《绿色金融术语》国家标准；标准体系覆盖钢铁、农业等20余省市转型试点，正制定石化等7行业新标准及蓝色金融标准；  市场机制创新成效显著：碳减排工具累计带动贷款1.35万亿元（截至2025Q1），绿色贷款余额40.6万亿元、绿色债券余额2.13万亿元居全球前列，正探索扩大转型金融工具覆盖范围。 王信警示，在地缘冲突加剧、经济动能减弱背景下，国际可持续投融资面临更大不确定性。“多边开发银行的逆周期调节与风险缓释功能尤为关键”，他呼吁深化政策协同，“中国将持续优化环境，推动绿色金融与MDB效能倍增。”

7月6日下午，由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SEE基金会）、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办，贵州省投资促进局、贵州省生态环境厅承办的“多方协作推动ESG创新实践与绿色发展”主题论坛在贵阳举行，来自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ESG各领域高质量发展路径。　　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原驻华代表涂瑞和在致辞中表示，过去十年，全球ESG实践经历了从“企业自证”到“多方协同”的深刻演变。2025年全球ESG投资规模预计突破65万亿美元，其中超70%的项目由跨领域主体联合推动，由政府制定规则、企业输出技术、社会组织链接资源、公众监督参与，这种“生态化协作”正成为ESG落地的核心模式。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原驻华代表涂瑞和致辞　　ESG作为连接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桥梁，已从企业“附加责任”升级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它不仅是衡量组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标尺”，更是推动全球绿色转型的“引擎”。　　ESG的本质是“发展价值的重构”，政府的政策引导为ESG提供制度保障，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实践是ESG落地的核心载体，社会组织的桥梁作用能有效整合资源、传递需求，公众的参与则是ESG从“理念”到“行动”的最终推动力。四者的协同，既是破解ESG实践中“标准不统一”“执行有偏差”“参与度不足”等问题的关键，更是推动ESG从“局部探索”到“全局覆盖”的必然路径。　　中国在ESG领域持续发力，通过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推动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正逐步构建起一套完善的ESG政策体系和生态系统，为实现“双碳”目标和绿色低碳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新污染物治理与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密切相关！”7月6日，在2025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25美丽中国建设实践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江桂斌围绕“新污染物治理与美丽中国建设”作主旨发言，深入剖析新污染物治理对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意义，并探讨了当前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江桂斌以大量的实例揭示了新污染物的普遍性与隐蔽危害：“我们环境当中十年、二十年以前使用的分子已造成大问题。比如全氟化合物是‘永远的化学品’，环境中每一寸土地、每一个水体都存在；饮用水找不到没有双酚A的水体；汽车轮胎抗氧化剂6PPD排放到水体可造成大马哈鱼死亡。”他更担忧地表示，已知结构只是冰山一角，“大量污染物我们不知道含量、也不知道毒性。”　　新污染物的治理已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2022年《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出台，相关治理连续进入政府工作报告。他强调其与美丽中国建设的深刻关联：“这是生态环境刚性需求、污染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公共健康保障的关键，更是落实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目标的重要抓手，已纳入生态文明建设考核指标。”　　面对治理中的科技难点，江桂斌系统剖析了十大挑战。首要问题是定义边界：“登记化学品每天增加10万多，每年增率20%，若不修订定义，不可能每个都治理。”他主张聚焦具有长距离迁移、高毒性及累积性特征的化学品。同时，“缺乏标准”是严峻瓶颈，他特别指出当前清单治理的困境：“多个省市（自治区）都制定了行动方案，但缺乏针对性。”　　替代品研发是绿色转型的核心难点。“匆匆忙忙找的替代品功能差，毒性甚至更高。”他以全氟化合物治理为例说明技术创新方向：“我们思路是增加一个氧，增加活性点使其易分解，减少持久性。”但技术落地仍存鸿沟：“目前尚无任何技术能大规模治理低浓度PFAS（全氟化合物），有些化合物五十年不降解，尽管有7、8种降解技术，但如何放大应用到江河、饮用水是关键。”　　“新污染物治理是美丽中国建设深层次的需求，”江桂斌最后强调，新污染物治理是填补污染治理盲区、实现环境深层提升的必然要求，“关乎碳中和，必须纳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核心议程”。他呼吁从三方面着力：准确把握国家需求；树立长期治理理念，清醒认识“没有新污染物不可能，因生活和经济本身需要”；推动人工智能在清单治理与技术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